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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较好的1号墓和3号墓，随葬品都置于棺室周围的4个边厢之中，主要有满盛衣物、食品和药材等物的竹笥、漆器、木俑、乐器、竹木器和陶器，以及“遣策”竹简，均达1000余件。两座墓葬的锦饰内棺上都覆盖彩绘帛画。3号墓还随葬有帛书和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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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策竹简详细记载了1号和3号两座墓葬的随葬品情况，是目前发现的同类竹简中最完整的两批。1号墓出土312枚，3号墓出土410枚，内容均为逐件记录随葬物品的名称、数量和各种物品的分类小计。1号墓遣策所列器物清单的大概顺序是：用漆木制九鼎、七鼎、三鼎、二鼎盛放的各种羹，用竹笥盛放的肉食品（包括禽、蛋和鱼类），用陶器盛放的酱和酒，用布囊盛放的粮食，以及漆木器具、梳妆用品、丝织衣物、乐器、扇、席和土质、木质的明器，但没有提到尸体的衣衾和相当数量的木俑。简文所载与墓内所出实物虽有一定的出入，但两相符合者仍然较多，因而根据简文便可确定某些器物的名称。3号墓所出遣策，除大部分内容与1号墓相同外，还记载有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包括所持仪仗、兵器和乐器等物，这些都能同出土的木俑及棺室两壁的帛画大体对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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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墓和3号墓内棺上的彩绘帛画，保存完整，色彩鲜艳，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2幅帛画的构图基本一致，全长2米许，均作“T”字形，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当时葬仪中必备的旌幡。画面上段绘日、月、升龙和蛇身神人等图形，象征着天上境界；下段绘蛟龙穿璧图案，以及墓主出行、宴飨等场面。整个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有人认为，遣策中的“非衣一长丈二尺”，即指这种帛画。两座墓葬帛画的主要差别在于墓主形象，1号墓为女性，3号墓为男性。3号墓棺房悬挂的帛画，西壁保存较好，长2.12米，宽0.94米，绘车马仪仗图像，画面尚存100多人像、几百匹马和数十辆车；东壁的帛画残破严重，所绘似为墓主生活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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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丝织品和衣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和古代服饰的史料。1号墓边厢出土的织物，大部分放在几个竹笥之中，除15件相当完整的单、夹棉袍及裙、夹袱、袜、手套、香囊、几巾外，还有46卷单幅的绢、纱、绮、罗、锦和绣品，都以荻茎为骨干卷扎整齐，以象征成匹的缯帛。3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和衣物，大部分已残破不成形，品种与1号墓大致相同，但锦的花色较多。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重不到1两，是当时缫纺技术发展程度的标志。用作衣物缘饰的绒圈锦，纹样具立体效果，需要双经轴机构的复杂提花机制织，其发现证明绒类织物是中国最早发明创造的，从而否定了过去误认为唐代以后才有或从国外传入的说法。而印花敷彩纱的发现，表明当时在印染工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保存较好的麻布，发现于1号墓的尸体包裹之中，系用苎麻或大麻织成，仍具相当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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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大批帛书和2卷医简，均出自3号墓东边厢的长方形漆盒中。帛书大部分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折叠成长方形；少部分书写在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用木条将其卷起。出土时都已严重破损，经整理，知共有28件。其中除《周易》和《老子》两书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数是古佚书，此外还有2幅古地图。这是中国考古学上古代典籍资料的一次重大发现。医书简2卷200支，其中1卷内容与《黄帝内经》相似，讲的是养生之道，另外1卷则为房中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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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的乐器，1号墓出土有二十五弦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完整的西汉初期瑟，还出土二十二管竽和一套竽律。3号墓除出土瑟、竽外，又有七弦琴和六孔箫。这些都是首次发现的西汉实物。12支一套的竽律管，分别标明汉初的律名，为探讨中国早期律制增添了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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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共约500件，计1号墓184件，3号墓316件。这是各地发现汉代漆器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器类主要有鼎、匕、盒、壶、钫、卮、耳杯、盘、奁、案、几和屏风等。漆耳杯占漆器总数的一半以上。漆器大部分是木胎，只有少数奁和卮是夹胎。装饰花纹多为漆绘的红、黑和灰绿等色。纹样则以几何纹为主，龙凤纹和草纹为辅。一些漆器书有“侯家”、“君幸酒”、“君幸食”字样，还有注明器物容量的。不少漆器有“成市□”戳记，说明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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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号、3号两墓分别出土100多件木俑和30多个盛放肉食品、谷物、果品和香料的竹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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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代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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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纺织品生产主要有官府手工业、独立手工业和农村副业三种方式。山东滕州宏道院、滕州龙阳店、嘉祥祠、长清郭巨祠、临沂金雀山，江苏沛县留城镇、铜山洪楼、泗洪曹庄，四川成都百花潭等地出土汉代画像石上所见的纺车、缫车、调丝、并丝、织机、染具等写实图形，已反映了汉代纺织业的发达与成就，而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纺织品为代表的纺织实物，为研究汉代纺织手工业技术水平及服饰特点提供了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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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出土的丝织品按织物组织分，有平纹组织的纱、绢、缣、縠，有绞经组织的素罗、花罗，有斜纹组织显花的绮、锦、绒圈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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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和縠是一种纤细、轻盈、稀疏的方孔平纹丝织物。马王堆汉墓出土了精细的纱和縠。其中一件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重仅49克。其经纬密度为每厘米58根和40根，每平方米素纱重15.4克，单根丝的纤度为10.2～11.3旦。表明西汉初的蚕丝品种优良，织造水平高超，素纱的品质可与现代的乔其纱媲美。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4块浅绛色縠，其经丝密度疏的约每厘米34～36根，密的约58～60根；经纬丝的投影宽度纤细，经丝为0.03～0.08毫米，其拈角为25°～35°，拈度为14～24拈／厘米，织物厚度为0.07～0.10毫米。縠比素纱更稀疏、更轻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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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是质地轻薄透亮，经纱互相绞缠后呈椒孔的丝织物，一般分素罗和花罗两种。花罗是罗地起各种花纹图案的罗织物的总称，也称提花罗，从秦汉起即是罗中的名贵品种。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新疆民丰尼雅遗址等不少墓葬、遗址均有花罗出土。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有烟色菱纹罗、朱红菱纹罗、耳杯菱纹罗、皂色几何纹罗等。另外，还有用花罗作装饰用品的，如香囊的底和筒、手套、帷幔等共13种，其中6件用作“信期绣”的地。用于衣服的花罗较细，每厘米经密100～120根，纬密35～40根；用于手套掌面的经密每厘米为104～112根，纬密32～38根；用于香囊的经密每厘米88根，纬密30根。花纹形似耳杯，作两组，一组上下左右对称，线条较粗；一组上下对称而左右不对称，线条较细。花纹单位一种每单元长约5厘米，宽约2厘米；一种长7厘米，宽3.7厘米。武威磨嘴子3座西汉墓曾出土两种花罗，标本13号湖色菱纹花罗，每厘米经密144根，每厘米纬密30根，经宽度0.03毫米，纬宽度0.05毫米。地组织：经四绞；纹组织：经两绞。标本28号组织规格与13号相同。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花罗，经纬密度为每厘米66根和26根。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花罗，其组织法与民丰的花罗完全相同。地纹是两经错位相绞的罗组织，花纹是地纹绞经相隔脱开而成四经相绞的大孔眼网纹，按图案显花。它的织造工艺比较复杂，是用地综、绞综和花综巧妙地配合织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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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是平纹地上起斜纹花的丝织品。汉代的绮可分为三类：（1）经畦纹显花，新疆民丰尼雅出土的鸟兽纹和树叶纹花绮，其单元组织的底部是一上一下的平纹，中间相隔平纹的2根是三上一下的经斜纹组织，形成直条状畦纹。花纹是大菱形，内部点缀以心形的树叶纹，经纬线密度为每厘米66根和38根。（2）阶梯形纹显花，即将地纹平织的改变为三上一下斜纹组织，相邻两根经纬组成阶梯一样的左右斜向，由经线的浮长构成了花纹图案。在新疆的罗布淖尔、甘肃的居延遗址均有出土。（3）变形斜纹组织显花，即在地平纹中起出三上一下的4枚斜纹的块面花纹。在花地交接处或菱形暗花处，有一上三下或多于4枚斜纹的浮长产生。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对鸟花卉纹绮，就是这种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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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是以彩色丝线织出斜纹重经组织的高级提花织物。它是汉代丝织技术最高水平的标志。其基本组织均系4枚纹变化组织，运用一上三下、二上二下、三上一下等基本规律和不同色线提经起花。一般可分为两色、三色和多色锦三类：（1）两色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隐花孔雀纹锦，经纬密度为每厘米118根和48根。隐花星形花卉纹锦的经纬密度为每厘米112根和45根。纹样设计以线条为主，写意和块面纹较少。花经和地经的色泽相近，要在侧面光照射下才显出花纹来。甘肃居延和新疆罗布淖尔遗址均有出土。（2）三色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几何纹锦、绀地绛红鸣鸟锦、香色地红茱萸锦等。绀地绛红锦的经纬密度每厘米为153根和40根。纹样设计运用线条、块面和点子相结合。东汉的三色锦出土数量较多，如新疆民丰的“万世如意”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罗布淖尔的“韩仁”锦。（3）多色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凸花锦和绒圈锦等。绒圈锦以4根为1组，环状绒圈高于织物表面1倍以上，它是一种特殊织锦。其经纬密度每厘米为176～224根和41～50根。总经数约为8800～11200根。花纹幅度为13.7厘米，这种织锦必须用花楼装置和双经轴织成。这种绒圈锦在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均有出土。它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绒类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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绦是丝带的古称。在战国楚墓中就有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带有三种：（1）用于装饰衣物的丝织狭带，简文称为“缓绦”；（2）用于手套和棺内包裹尸体的有“千金”两字的丝带和麻带；（3）有鱼尾纹的捆尸筒状组带。这三种绦带均属于编织物，只有经线，没有纬线，即用两组经线呈45度角相互编织。“千金”绦是第一次发现，有篆字“千金”绦的编织密度为每厘米60根，全幅表层和里层有经线202根，是丝带中的上乘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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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表面呈网状结构的丝织品。马王堆3号墓出土了表面涂漆有透亮网孔的冠。其结构是左经和右经上下交替编织成网状纹，左经右经密度是每厘米10～11×2根和10.5～12×2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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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出土的毛织品，主要在新疆境内的丝绸之路古道上，其品种有缂毛、斜褐和斑罽等。缂毛是以羊毛彩纬用通经回纬的缂法，制织成绚丽多彩的毛织品。英国的斯坦因在新疆古楼兰遗址中发现的汉代奔马缂毛，是用深紫色、深绿色、绿色、深黄色、浅棕色、棕黄色和深红色等7种色线缂织出奔马花卉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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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罽是提花织制的精细毛织品。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曾出土人兽葡萄纹罽和龟甲四瓣花纹罽。人兽葡萄纹罽非常精致，经纬密度每厘米为56根和30根。织物是平纹组织，纬线显花。龟甲四瓣花纹罽比较厚实，经纬密度每厘米为21根和26根，也是平纹地显纬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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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褐是斜纹粗毛织物的统称。新疆民丰出土的蓝色斜褐，是将毛纱染成蓝色，制成一上二下的三枚斜纹组织。经纬密度每厘米为13根和16根。表面匀整，然后夹缬成点状的大、小花相配。毛罗是新疆民丰汉墓出土最精细的毛织品。经纬密度每厘米为24根和18根。毛纱较细，几乎与丝绸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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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出土的麻织品，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最为精良。有大麻布、苎麻布。苎麻布的经纬密度每厘米为37根，约合23升布，它的精细程度已接近现代的细布，其表面有乌亮的光泽。经鉴定含有无机物质铜、汞、钙等。类似近代经过踹布加工一样使织物表面具有光泽效果。这说明汉初已掌握了织物的轧光整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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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出土棉织品的坯布，一般称为白叠（绁）布。新疆民丰汉墓出土的蓝色蜡染棉布、白布裤及手帕等都是白叠布。蓝白棉布的组织为平纹，经纬密度每厘米为18根和13根。花纹图案的印制技术有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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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印染品，以丝织品最为丰富多彩，其次是毛织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印染的色谱有20多种，经鉴定，使用的颜料有朱砂（硫化汞）、绢云母、硫化铅等矿物颜料，有茜草、栀子、靛蓝和炭黑等植物染料。并已掌握了浸染、涂染、套染和媒染的一整套染色技术方法。汉代的印花技术，已用镂空版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工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就是物证。另一块泥金银印花纱，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三版套色印花品。甘肃磨嘴子汉墓中3件草箧裱糊的印花绢，是用3块镂空版套印成绛、绿、白色的云草纹，艺术效果很好。新疆民丰出土的蓝白蜡染印花棉布是最早采用蜡防印染法的印染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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