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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00 中国物质文明史 [:1707287859]
1707290901 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一节 马王堆汉墓与汉代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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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03 长沙为汉长沙国首府临湘县所在地。马王堆汉墓就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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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05 一、马王堆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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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07 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汉墓的地面上,原有大小相仿的2个土堆,东西并列,底径各约40米,顶部圆平,高约16米。该墓地曾被讹传为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墓地,故称马王堆;又曾被附会为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两姬的“双女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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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09 1972年,一个偶然的原因,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马王堆1号墓。1973—1974年初,又相继发掘了2号、3号墓。据《史记》和《汉书》记载,长沙相利仓于汉惠帝二年(前193)卒。2号墓发现“长沙丞相”、“侯之印”和“利仓”3颗印章。这表明该墓地的墓主,既不是楚王马殷,也不是程、唐两姬,而是长沙相利仓。1号墓发现年约50岁的女性尸体,墓内又出“妾辛追”名章,应是利仓的妻子。3号墓遗骸属30多岁的男性,可能是利仓儿子的墓葬。3号墓出土的1件木牍,上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等字样,说明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1号墓分别打破2号墓和3号墓,则其年代应再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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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11 马王堆汉墓选址于高四五米的土丘上,造墓时先在土丘上挖出墓坑的下半部,再用版筑法夯筑出墓坑的上半部和墓道,入葬后填土夯实,筑起高大的坟丘。3座墓的墓坑,形式大体相同,都是北侧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1号墓的墓坑最大、最深。墓口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7.8米,以下有4层台阶,再下则是斗形坑壁,直达墓底。墓底长7.6米,宽6.7米,深16米。另外2座墓葬的规模略小,墓坑较浅,墓壁只有3层台阶。2号墓的墓底长7.25米,宽5.95米;3号墓的墓底长5.8米,宽5.0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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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13 3座墓葬的墓底和椁室周围,都塞满木炭和白膏泥,然后层层填土,夯实封固。1号墓所填木炭的厚度为0.4~0.5米,总重量达1万多斤,分布在木炭层外的白膏泥,厚度达1~1.3米。黏性甚强,渗透性极低的白膏泥,对于密封墓室起了决定性作用。它使深埋地下10多米的椁室形成高标准的恒温、恒湿、缺氧、无菌环境,基本排除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各种物质的损毁作用,故墓内的多层木质棺椁、墓主尸体及随葬器物都能完好地保存下来。另外两座墓葬,特别是2号墓,则因白膏泥堆积较薄,分布不匀,密封程度不好,墓内的保存情况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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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15 1号墓和3号墓的棺椁都保存相当完整,结构基本一致,但规模有一定的差别。1号墓的庞大椁室和4层套棺,采取扣接、套榫和栓钉接合等方法制作而成,约用木材52立方米。椁室用厚重的松木大板构筑,长6.73米,宽4.9米,高2.8米,下置垫木和2层底板,再树4块壁板和4块隔板,形成居中的棺房和四周的边厢,上部覆盖顶板和2层盖板。4层套棺用梓属木材制作,内壁均髹朱漆,外表则各不相同。外层的黑漆素棺体积最大,长2.95米,宽1.5米,高1.44米,未加其他装饰。第2层为黑地彩绘棺,饰复杂多变的云气纹及形态各异的神怪和禽兽。第3层为朱地彩绘棺,饰龙、虎、朱雀和仙人等祥瑞图案。第4层为直接殓尸的锦饰内棺,盖棺后先横加2道帛束,再满贴以铺绒绣锦为边饰的羽毛贴花锦。3号墓的椁室南边厢多一纵梁。套棺3层,外棺和中棺的外表均髹棕黑色素漆,未加其他装饰,内棺则在加帛束之后满贴以绒圈锦为边饰的绣品。2号墓从残存的痕迹看来,结构和1、3号墓有所不同,椁内置2层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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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17 1号墓的女尸经病理解剖表明,虽然经历了2100年,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相当完整,并且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软骨等细微结构也保存较好,这在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是十分罕见的。临床医学检验表明,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以及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症、血吸虫病等多种病变。女尸的发现,为研究尸体的保存以及古组织学、古病理学、古代疾病史和中国医学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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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19 女尸身着丝棉袍和麻布单衣,足登青丝履,面盖酱色锦帕,并且用丝带将两臂和双脚系缚起来。然后包裹18层丝、麻衣衾,捆扎9道组带,又覆盖两件丝棉袍。女尸出土时,浸泡在约80公升的无色透明棺液之中(出土不久变成棕黄色)。这种棺液经多种科学分析判明不是防腐剂,而是土壤中的水分通过白膏泥和木炭层渗入墓室,经长时间的凝结而积聚棺内,具有微弱的抑菌、杀菌作用,对尸体的保存起一定作用,但不是尸体得以完好保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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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21 保存较好的1号墓和3号墓,随葬品都置于棺室周围的4个边厢之中,主要有满盛衣物、食品和药材等物的竹笥、漆器、木俑、乐器、竹木器和陶器,以及“遣策”竹简,均达1000余件。两座墓葬的锦饰内棺上都覆盖彩绘帛画。3号墓还随葬有帛书和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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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23 遣策竹简详细记载了1号和3号两座墓葬的随葬品情况,是目前发现的同类竹简中最完整的两批。1号墓出土312枚,3号墓出土410枚,内容均为逐件记录随葬物品的名称、数量和各种物品的分类小计。1号墓遣策所列器物清单的大概顺序是:用漆木制九鼎、七鼎、三鼎、二鼎盛放的各种羹,用竹笥盛放的肉食品(包括禽、蛋和鱼类),用陶器盛放的酱和酒,用布囊盛放的粮食,以及漆木器具、梳妆用品、丝织衣物、乐器、扇、席和土质、木质的明器,但没有提到尸体的衣衾和相当数量的木俑。简文所载与墓内所出实物虽有一定的出入,但两相符合者仍然较多,因而根据简文便可确定某些器物的名称。3号墓所出遣策,除大部分内容与1号墓相同外,还记载有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包括所持仪仗、兵器和乐器等物,这些都能同出土的木俑及棺室两壁的帛画大体对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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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25 1号墓和3号墓内棺上的彩绘帛画,保存完整,色彩鲜艳,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2幅帛画的构图基本一致,全长2米许,均作“T”字形,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当时葬仪中必备的旌幡。画面上段绘日、月、升龙和蛇身神人等图形,象征着天上境界;下段绘蛟龙穿璧图案,以及墓主出行、宴飨等场面。整个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有人认为,遣策中的“非衣一长丈二尺”,即指这种帛画。两座墓葬帛画的主要差别在于墓主形象,1号墓为女性,3号墓为男性。3号墓棺房悬挂的帛画,西壁保存较好,长2.12米,宽0.94米,绘车马仪仗图像,画面尚存100多人像、几百匹马和数十辆车;东壁的帛画残破严重,所绘似为墓主生活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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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27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丝织品和衣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和古代服饰的史料。1号墓边厢出土的织物,大部分放在几个竹笥之中,除15件相当完整的单、夹棉袍及裙、夹袱、袜、手套、香囊、几巾外,还有46卷单幅的绢、纱、绮、罗、锦和绣品,都以荻茎为骨干卷扎整齐,以象征成匹的缯帛。3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和衣物,大部分已残破不成形,品种与1号墓大致相同,但锦的花色较多。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重不到1两,是当时缫纺技术发展程度的标志。用作衣物缘饰的绒圈锦,纹样具立体效果,需要双经轴机构的复杂提花机制织,其发现证明绒类织物是中国最早发明创造的,从而否定了过去误认为唐代以后才有或从国外传入的说法。而印花敷彩纱的发现,表明当时在印染工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保存较好的麻布,发现于1号墓的尸体包裹之中,系用苎麻或大麻织成,仍具相当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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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29 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大批帛书和2卷医简,均出自3号墓东边厢的长方形漆盒中。帛书大部分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折叠成长方形;少部分书写在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用木条将其卷起。出土时都已严重破损,经整理,知共有28件。其中除《周易》和《老子》两书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数是古佚书,此外还有2幅古地图。这是中国考古学上古代典籍资料的一次重大发现。医书简2卷200支,其中1卷内容与《黄帝内经》相似,讲的是养生之道,另外1卷则为房中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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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31 马王堆汉墓的乐器,1号墓出土有二十五弦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完整的西汉初期瑟,还出土二十二管竽和一套竽律。3号墓除出土瑟、竽外,又有七弦琴和六孔箫。这些都是首次发现的西汉实物。12支一套的竽律管,分别标明汉初的律名,为探讨中国早期律制增添了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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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33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共约500件,计1号墓184件,3号墓316件。这是各地发现汉代漆器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器类主要有鼎、匕、盒、壶、钫、卮、耳杯、盘、奁、案、几和屏风等。漆耳杯占漆器总数的一半以上。漆器大部分是木胎,只有少数奁和卮是夹胎。装饰花纹多为漆绘的红、黑和灰绿等色。纹样则以几何纹为主,龙凤纹和草纹为辅。一些漆器书有“侯家”、“君幸酒”、“君幸食”字样,还有注明器物容量的。不少漆器有“成市□”戳记,说明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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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35 此外,1号、3号两墓分别出土100多件木俑和30多个盛放肉食品、谷物、果品和香料的竹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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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37 二、汉代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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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39 汉代的纺织品生产主要有官府手工业、独立手工业和农村副业三种方式。山东滕州宏道院、滕州龙阳店、嘉祥祠、长清郭巨祠、临沂金雀山,江苏沛县留城镇、铜山洪楼、泗洪曹庄,四川成都百花潭等地出土汉代画像石上所见的纺车、缫车、调丝、并丝、织机、染具等写实图形,已反映了汉代纺织业的发达与成就,而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纺织品为代表的纺织实物,为研究汉代纺织手工业技术水平及服饰特点提供了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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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41 汉代出土的丝织品按织物组织分,有平纹组织的纱、绢、缣、縠,有绞经组织的素罗、花罗,有斜纹组织显花的绮、锦、绒圈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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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43 纱和縠是一种纤细、轻盈、稀疏的方孔平纹丝织物。马王堆汉墓出土了精细的纱和縠。其中一件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重仅49克。其经纬密度为每厘米58根和40根,每平方米素纱重15.4克,单根丝的纤度为10.2~11.3旦。表明西汉初的蚕丝品种优良,织造水平高超,素纱的品质可与现代的乔其纱媲美。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4块浅绛色縠,其经丝密度疏的约每厘米34~36根,密的约58~60根;经纬丝的投影宽度纤细,经丝为0.03~0.08毫米,其拈角为25°~35°,拈度为14~24拈/厘米,织物厚度为0.07~0.10毫米。縠比素纱更稀疏、更轻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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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45 罗是质地轻薄透亮,经纱互相绞缠后呈椒孔的丝织物,一般分素罗和花罗两种。花罗是罗地起各种花纹图案的罗织物的总称,也称提花罗,从秦汉起即是罗中的名贵品种。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新疆民丰尼雅遗址等不少墓葬、遗址均有花罗出土。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有烟色菱纹罗、朱红菱纹罗、耳杯菱纹罗、皂色几何纹罗等。另外,还有用花罗作装饰用品的,如香囊的底和筒、手套、帷幔等共13种,其中6件用作“信期绣”的地。用于衣服的花罗较细,每厘米经密100~120根,纬密35~40根;用于手套掌面的经密每厘米为104~112根,纬密32~38根;用于香囊的经密每厘米88根,纬密30根。花纹形似耳杯,作两组,一组上下左右对称,线条较粗;一组上下对称而左右不对称,线条较细。花纹单位一种每单元长约5厘米,宽约2厘米;一种长7厘米,宽3.7厘米。武威磨嘴子3座西汉墓曾出土两种花罗,标本13号湖色菱纹花罗,每厘米经密144根,每厘米纬密30根,经宽度0.03毫米,纬宽度0.05毫米。地组织:经四绞;纹组织:经两绞。标本28号组织规格与13号相同。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花罗,经纬密度为每厘米66根和26根。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花罗,其组织法与民丰的花罗完全相同。地纹是两经错位相绞的罗组织,花纹是地纹绞经相隔脱开而成四经相绞的大孔眼网纹,按图案显花。它的织造工艺比较复杂,是用地综、绞综和花综巧妙地配合织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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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47 绮是平纹地上起斜纹花的丝织品。汉代的绮可分为三类:(1)经畦纹显花,新疆民丰尼雅出土的鸟兽纹和树叶纹花绮,其单元组织的底部是一上一下的平纹,中间相隔平纹的2根是三上一下的经斜纹组织,形成直条状畦纹。花纹是大菱形,内部点缀以心形的树叶纹,经纬线密度为每厘米66根和38根。(2)阶梯形纹显花,即将地纹平织的改变为三上一下斜纹组织,相邻两根经纬组成阶梯一样的左右斜向,由经线的浮长构成了花纹图案。在新疆的罗布淖尔、甘肃的居延遗址均有出土。(3)变形斜纹组织显花,即在地平纹中起出三上一下的4枚斜纹的块面花纹。在花地交接处或菱形暗花处,有一上三下或多于4枚斜纹的浮长产生。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对鸟花卉纹绮,就是这种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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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0949 锦是以彩色丝线织出斜纹重经组织的高级提花织物。它是汉代丝织技术最高水平的标志。其基本组织均系4枚纹变化组织,运用一上三下、二上二下、三上一下等基本规律和不同色线提经起花。一般可分为两色、三色和多色锦三类:(1)两色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隐花孔雀纹锦,经纬密度为每厘米118根和48根。隐花星形花卉纹锦的经纬密度为每厘米112根和45根。纹样设计以线条为主,写意和块面纹较少。花经和地经的色泽相近,要在侧面光照射下才显出花纹来。甘肃居延和新疆罗布淖尔遗址均有出土。(2)三色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几何纹锦、绀地绛红鸣鸟锦、香色地红茱萸锦等。绀地绛红锦的经纬密度每厘米为153根和40根。纹样设计运用线条、块面和点子相结合。东汉的三色锦出土数量较多,如新疆民丰的“万世如意”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罗布淖尔的“韩仁”锦。(3)多色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凸花锦和绒圈锦等。绒圈锦以4根为1组,环状绒圈高于织物表面1倍以上,它是一种特殊织锦。其经纬密度每厘米为176~224根和41~50根。总经数约为8800~11200根。花纹幅度为13.7厘米,这种织锦必须用花楼装置和双经轴织成。这种绒圈锦在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均有出土。它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绒类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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