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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北方地区:指新疆以东、黄河流域以北,以迄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多,内容复杂,是中国石窟遗迹中的主要部分。可细分为四区:(1)河西区。甘肃黄河以西各县沿南山的地段,大都分布有数量不等的石窟。其中延续时间长、洞窟数量多的是敦煌莫高窟。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于5世纪,陆续兴建到14世纪。莫高窟以东的重要石窟有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这几处石窟除榆林窟外,都还保存5—6世纪的遗迹。武威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历史上有名的凉州石窟的遗迹。(2)甘宁黄河以东区。主要石窟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崖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平定川石窟、庆阳南北石窟寺。固原、庆阳石窟始凿于6世纪;永靖、天水石窟始凿于5世纪,其中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无量寿佛龛有420年题记,是中国现存窟龛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一处。(3)陕西区。少数窟龛开凿于6世纪,主要石窟都开凿于6世纪以后,如7世纪开凿的彬县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洞石窟,8世纪开凿的富县石泓寺石窟,11—12世纪开凿的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和志丹城台石窟等。陕西区石窟是中原北方地区晚期石窟较集中的一处。(4)晋豫及其以东区。以5—6世纪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为主流,延续此主流的重要石窟有6世纪中期开凿的邯郸响堂山石窟和6—7世纪开凿的太原天龙山石窟。此外,5—6世纪开凿的义县万佛堂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岩石窟和7世纪初开凿的安阳宝山石窟,也都与上述这批主流石窟有密切关系。晋豫及其以东地区石窟的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逐步东方化的具体过程,因此,这个地区石窟在全国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区开凿较晚的石窟,还有6—8世纪开凿的益都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11世纪开凿的内蒙古巴林左旗洞山石窟、前后昭庙石窟,13—14世纪开凿的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窟石窟和15—16世纪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中原北方石窟中,河西和甘宁黄河以东两区多塑像壁画,陕西、晋豫及其以东两区多雕刻。四个区除个别石窟外,多杂有摩崖龛像。中原北方窟龛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区分为四大期:第一期即5—6世纪,是这个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主要造像有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惟像,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文殊对坐像。七佛、无量寿(阿弥陀)、倚坐弥勒和观世音、骑象的普贤等出现较晚。第二期即7—8世纪,主要盛行佛殿窟、大像窟,较晚出现佛坛窟。除释迦造像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图像和观世音像逐渐复杂起来,出现了地藏像,密教形象也开始盛行。第三期即9—10世纪,石窟开凿渐趋衰落,石窟形制摹拟地上佛殿的情况日益显著,佛坛后面凿出了背屏,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作法开始流行。窟内壁画盛行排列多种经变的新形式。佛龛两侧流行文殊、普贤相对的布局。文殊似乎受到更多的重视,敦煌莫高窟和富县石泓寺石窟都出现了“文殊窟”。对观世音的崇奉更为普遍,许多地点出现了观世音的各种变相。天王的形象也在这个阶段逐渐盛行。第四期即自11世纪以后,开凿石窟的地点愈来愈少。造像题材除前期习见者外,罗汉群像逐渐盛行,还出现了罗汉群像与佛传结合的场面。出现了布袋和尚。儒释道合流的形象也在石窟中出现,庆阳平定川石窟中1095年雕造的“三教诸佛”,是现知中原北方地区这类题材的最早实例。13世纪太原龙山开凿了全真道教石窟。13—14世纪莫高窟、榆林窟开凿了西藏喇嘛教的“秘密堂”。16世纪初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出现了水陆道场的连续浮雕,这里有的洞窟内外全部雕出了仿木结构,石窟摹拟地上佛殿的做法,年代愈晚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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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地区: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除个别地点外,摩崖龛像多于开凿洞窟。凿于5—6世纪之际的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新昌剡溪大佛,原都前接木构殿阁。广元一带6世纪的石窟,形制多属佛殿窟,有少量的塔庙窟。这时期的主要造像除释迦外,多无量寿(阿弥陀)和弥勒坐像,还有释迦多宝对坐像。自8世纪以后,四川岷江、嘉陵江流域诸窟龛盛行倚坐弥勒、净土变相和各种观世音造像。10—11世纪多雕地藏和罗汉群像。11世纪大足石篆山出现了最早的儒释道三教石窟。12世纪大足大佛湾造像内容更为庞杂,除佛传、经变、观世音等形象外,还有祖师像和西藏喇嘛教形象。杭州西湖沿岸的窟龛开凿于10—14世纪,13世纪末以前多雕阿弥陀、观世音和罗汉像,13世纪以后多雕西藏喇嘛教形象。开凿于9—13世纪的大理剑川石钟山石窟都是佛殿窟,9世纪主要造像有弥勒和阿弥陀,10世纪以后主要造像有观世音、毗沙门天王和密教的八大明王,最具地方特色的是以南诏王及其眷属为主像的窟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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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地区虽各具特点,但又互相影响。5世纪60年代云冈最初开凿的大像窟——昙曜五窟应和新疆古龟兹石窟有一定的关系;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塑绘,也受到了新疆的影响。5世纪晚期,南方造像明显地影响了中原北方,江南无量寿佛的崇奉传播到中原西部的时间,可能更早。6世纪中期以后,中原西部的石窟龛像又影响到四川北部。7—8世纪的隋唐盛世,中原窟龛典型所在——各种净土变和密教形象已南遍四川,西及新疆。11世纪以后,罗汉群像既盛于中原北方,也流行于江南。13—14世纪西藏喇嘛教窟龛不仅出现在中原北方,还出现在南方。在以上各地区相互影响的复杂现象中,可看出:5世纪晚期以前中原北方受到新疆的影响,这显然是和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播的情况有关;自5世纪晚期以来,佛教窟龛在新疆以东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后,中国各地石窟龛像的发展演变,尽管都还具有地方特征,却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全国主要的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内容的影响。这一点,与中国考古学其他方面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大体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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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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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的概念是随同佛教一起从印度传入的。“塔”字是梵文Stupa(嘿堵波)的音译略写,有时又借Bu-ddha(佛)的译音浮屠、浮图为塔。印度嘿堵波原意是坟墓,早在释迦牟尼以前就已存在。释迦牟尼涅槃后,遗骨分葬在多座嘿堵波中,从此嘿堵波就具有宗教纪念意义。嘿堵波是一座半球状的坟堆,上面以方箱形的祭坛和层层伞盖组成坟顶。佛教在公元1世纪前后传入中国内地时,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已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艺术经验,建造过迎候仙人的重楼,当时人们又常以神仙的概念来理解佛。所以,佛塔从很早起就开始了以传统重楼为基础的中国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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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中国最早的佛塔是东汉永平十年(67)洛阳白马寺塔和东汉末笮融在徐州所建浮屠祠中的塔。据称白马寺塔是“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魏书·释老志》),已显露了中印建筑融合的迹象;浮屠祠的塔是“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后汉书·陶谦传》),中国的重楼成了塔的主体。金盘又称相轮,即嘿堵波的层层伞盖。这种塔属楼阁式。塔的另一重要样式是密檐式,多为砖石结构。密檐式的各檐也是对重楼各檐的模仿。早期楼阁式塔的重要作品之一是北魏洛阳永宁寺塔,据《洛阳伽蓝记》记此塔为木构,高9层,平面方形,各层每面9间,三户六窗,塔刹铜制,有金盘30重,并从刹顶垂铁链4条向屋顶四角。北朝时的楼阁式塔还可在敦煌、云冈等石窟的壁画和石刻中看到。现存最早的塔是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平面十二角,密檐式15层,全高约40米。在早期佛寺中,塔常置于寺院中心,是寺中的主要建筑,供信徒旋绕礼拜。唐以后,以佛殿为主体的佛寺布局渐占优势,塔多数置于殿后或在中轴线以外,这和佛教向注意义理的方向发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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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前的楼阁式塔大多是木构建筑,但由于木塔不易保存,又创造了砖石建造仿木塔形式的楼阁式塔。唐塔现存有数十座,全是砖建。楼阁式塔现存重要实例有西安慈恩寺塔(大雁塔)、兴教寺玄奘塔和香积寺塔等;密檐式塔有西安荐福寺塔(小雁塔)、河南登封法王寺塔和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等。这些塔的平面都是方形,对木结构的模仿只是大体意会,不追求精细的形似。如层檐都用砖叠涩砌出,没有出挑斗栱,密檐塔各檐檐端连线为柔韧的曲线,楼阁塔的壁面也只有简单的壁柱和示意性的简单斗栱。唐代的塔体现了砖石结构的本色美,具有雄浑质朴的时代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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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宋、辽的塔遗存更多,方形平面已极少见,八角形最多,这个时期还留下了一座古代仅存的楼阁式木塔。在南方,还流行了砖身木檐的混合结构方式。塔的细部造型已渐趋细腻,并更多地表现了地方风格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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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塔,性格倾向雄健浑朴,建于辽代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木构八角5层6檐,层间各有暗层,故结构实为9层,采用双层套筒柱网框架,高达67.3米,气势宏大,雄伟壮硕。北方仿木结构的楼阁式砖塔可以河北定县宋代料敌塔和内蒙古辽代庆州白塔为代表:前者高达84米,是中国最高的砖塔,没有过多的装饰,注意整体的韵味,格调昂扬健康;内部砖砌双层套筒是这个时期常见的方式,是对唐以前的单层筒结构的改进。后者模仿木构比较精细,但整体仍颇明朗简朴。北方的砖塔以密檐式更多,重要作品有北京天宁寺塔、辽宁北镇双塔、山西灵丘觉山寺塔等(均为辽代所建)。天宁寺塔八角13檐,高57.8米,其基台、基座、塔身、斗栱和各层檐都雕刻华丽并精细地模仿木构,而总体仍不失其雄壮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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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塔性格倾向秀丽细巧,除南京栖霞寺五代一座小而精巧的密檐式石塔外,几乎全是楼阁式。与砖石结构同时,还流行砖心木檐的方式。砖塔如苏州五代灵岩寺塔,石塔如福建泉州南宋开元寺两座石塔。后者形象相近,均八角5层,高40余米,全塔用石材逼真地模仿木构,工程量巨大,但总体造型却注意不够,而且失却了石材建筑应有的风貌,艺术成就不高。砖心木檐的结构方式早在北朝敦煌壁画中已可见到,但当时未普遍采用,到这时才得以在南方流行,它是在希望保证塔的坚固性的同时又能显示轻盈外表的要求下的产物,其外观十分接近于木塔,重要实例有上海龙华塔(北宋)、苏州瑞光塔(北宋)、松江兴圣教寺塔(北宋)、苏州报恩寺塔(南宋)和杭州六和塔(南宋)等,除六和塔经后代改造已失原貌外,大都具有秀丽轻灵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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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的传统佛塔已趋衰落,有艺术成就的不多。山西洪洞广胜上寺飞虹塔(明代),为楼阁式砖塔,轮廓收分过于峻急,但通体贴以彩色琉璃面砖显示了高度的工艺水平。从元代起,原在西藏流行的喇嘛塔传入华北,为佛塔又带来了一次新的崛起。单体塔重要作品有建于元代的北京妙应寺白塔,塔形如瓶,石心砖表,通体刷白而饰以金色铜制塔顶,高51米,庄严圣洁,纪念性和造型感都很强。群体塔为5塔组合的金刚宝座式,它在敦煌莫高窟的北朝壁画中已经出现过,系仿自印度佛陀迦耶大塔,原意是纪念佛的成道,但实例以北京真觉寺明代所建的为最早,其构图形式用以表征喇嘛教的宇宙模式。同类塔在清代更多,著名的有北京碧云寺塔和西黄寺清净化城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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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各种型式外,从塔的早期开始还有一种单层塔或称亭式塔,在敦煌、云冈等石窟的北魏壁画石刻中已可见到。隋代建造的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是最早的实物遗存,石砌方形。河南登封净藏禅师墓塔为唐建,砖砌八角,是最早的八角塔。甘肃敦煌慈氏之塔为宋建,木造八角。此外,还有少数形制特殊的塔,如山东济南唐代九顶塔、敦煌宋代土砌华塔、正定广惠寺金代华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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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的体型高耸,形象突出,在建筑群的总体轮廓上起很大作用,丰富了城市的立体构图,装点了风景名胜。佛塔的意义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宗教的规定,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审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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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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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是供奉佛像、举行佛教礼仪、居住僧侣的地方,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公元1世纪前后(东汉初)由印度传入中国内地后,随之出现了佛寺。当时中国建筑体系业已形成,匠师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艺术经验,并且已建造过许多祭祀礼仪建筑和高层楼阁。佛教建筑包括佛寺、佛塔、石窟寺等,从一开始就受到这些传统因素的影响,与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相适应,佛寺的中国特色也逐渐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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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建筑采取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院落式布局。寺中的单体建筑除了某些砖石结构的塔以外,也大都采取了木结构建筑方式,而砖石塔也大多模仿木结构建筑的形象。这说明佛寺的艺术面貌在整体上和世俗建筑没有太大的差别。事实上,除了殿堂里的佛像、宗教陈设、壁画和装饰的宗教题材以外,佛寺建筑本身与宫殿、衙署、住宅等十分相似,以至于它们常常可以互换。其实寺本来就是官署的意思。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建筑传统体系力量的强大和它的高度适应性,同时也取决于中国佛教自身的因素。人们认为佛寺是佛国净土的缩影,表征着佛的住所,在这里应该体现出平和与宁静,于是那种尺度近人、含蓄内向、充溢着理性精神的中国木结构建筑及其群体组合方式,自然也就成了佛寺建筑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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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佛寺建筑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的洛阳白马寺,为原来接待宾客的官署鸿胪寺改建的。东汉末,笮融在徐州建造了规模很大的佛寺浮屠祠。经三国到南北朝,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社会动乱,再加以统治阶级的提倡,佛教和佛寺发展很快,仅北魏统治范围,正光(520—525)以后,就有佛寺3万多所,都城洛阳即有1300多所,南朝建康(今南京市)有500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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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佛寺已经采用了院落布局,有两种方式:(1)以佛殿为中心,和一般世俗建筑没有多大不同,主要见于中小型佛寺或由官署、住宅改造而成的佛寺;(2)以塔为寺院中心,在大型的新建的佛寺中较多,如前述东汉白马寺、浮屠祠和《洛阳伽蓝记》记述的北魏洛阳永宁寺。徐州浮屠祠中心一塔,“堂阁周回”(《后汉书·陶谦传》),可以容纳3000多人。永宁寺中心木塔高达9层,据形容在5万米外都可看见,前为寺门,后有佛殿,四周廊庑,有僧房楼观1000余间,院墙覆瓦,四面各开一门。中心塔式寺院来源于佛教徒绕塔旋转以示崇敬的戒行礼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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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后,佛教更重义理,满足于宣讲义理需要的,以佛殿和法堂等殿堂建筑为主的布局更见盛行,寺内不一定有佛塔,或有也常常建在寺的后部和中轴线以外的别院。唐代都城长安有佛寺约百数座,一般都很大,有的大尽一坊之地,规模宏伟,甚至“僭拟宫殿”(《唐会要》)。唐代后期,佛寺发展更快,与皇帝发生了经济矛盾,武宗下诏“灭法”,一次即毁拆官寺4600余座、私寺4万余座,可见佛寺建筑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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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前的佛寺因遭到战争、“灭法”和自然的破坏,几乎全部不存,幸存者只有建于唐建中三年(782)的南禅寺大殿和唐大中十一年(857)的佛光寺大殿,都在山西五台山。它们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两座木结构建筑,尤其佛光寺大殿,规模较大,艺术完美,具有宝贵的价值。但它们都只是孤立的殿堂,要了解唐代佛寺的群体布局,还得要依靠敦煌石窟唐代壁画中的资料,其中数百幅以上的大型净土经变画里的建筑群,就是寺院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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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唐代壁画中,表现了佛寺中轴线上最主要的一座回廊院,前廊有1座或3座并列的院门,多为2层楼阁,院里中轴线上有1~3座殿堂,或单层或楼阁,在主殿前的左右回廊上建配殿,多为楼阁,院四角有角楼,常作钟楼和经藏之用,院内有露台。据壁画所示迹象及文献记载,在大寺的中心回廊院周围还有许多建筑和较小的院落,如长安章敬寺就有48院,唐代道宣《戒坛图经》宋刻插图佛寺有50多个院落。壁画不过只表现了其中主要部分的面貌,但已显示了佛寺的群体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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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宋元时期建筑的佛寺还有很多,其中大体保留有原来总体布局或某一院落布局的重要佛寺有天津蓟县独乐寺,山西应县佛宫寺,大同华严寺、善化寺,河北正定隆兴寺,山西洪洞广胜下寺等。独乐寺在山门内是一座结构为3层的观音阁,中空,容纳高16米的彩塑观音像。佛宫寺内有一座高达67.3米、结构9层的释迦塔,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建筑,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楼阁式木塔。善化寺两进院,原来有回廊围绕,布局和敦煌石窟壁画表现者相似。隆兴寺总体纵长,前后原来共有5座建筑,以偏后的楼阁群为主体。广胜寺有上下两寺,较简小,都是四合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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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佛寺绝大多数是明清时代建立或重建的,总数当有数千。其中在藏族和蒙古族分布地区及华北有不少独特的喇嘛教派佛寺,在云南南部有少数小乘佛教的佛寺,形式和汉族地区传统佛寺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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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传统佛寺显然又有两种风格:(1)敕建的大寺,多位于城市或其附近,地势平坦开阔,规模较大,建造官式建筑,总体规整对称,风格华彩富丽,整饬严肃;(2)山林佛刹,多建在名山胜境风景佳丽之地,密切结合地形和环境,布局不求规整,活泼多变,单体建筑近于民居,规模不大,风格淳朴淡素。北京智化寺、广济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等属于前者,分布于各地名山如峨眉、九华、普陀、天台、雁荡等山的佛寺大都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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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地佛教寺院的规式,在宋代形成“伽蓝七堂”之制,明清时期普遍采用。佛教的每个宗派的“七堂”都有所不同。如禅宗的七堂之制,必备佛殿、法堂、僧堂、厨库、山门、西净、浴室或佛殿、法堂、禅堂、食堂、寝室、山门、厕屋七堂。而天台宗的七堂为:佛殿、讲堂、戒坛堂、文殊堂、法华堂、常行堂、双轮堂;法相宗七堂为:佛殿、讲堂、山门、塔、左堂、右堂、浴室。各佛寺的主要建筑大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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