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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对老虎洞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南宋地层出土的瓷片堆积很有特色，大量瓷片集中出土于4个瓷片堆积坑中。这说明南宋层窑址的废弃品不是随便堆放的，而是埋藏于一处。打碎以后挖坑深埋是避免残次品外流，这种对作废产品的处理方法符合官窑处理废弃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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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老虎洞窑址的南宋层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瓷器和窑具看，它与宝丰清凉寺窑址有许多相似之处。老虎洞南宋层窑址清理的素烧炉与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窑址清理的Y14在外形、内部结构上都十分相似，平面均呈马蹄形，都由窑门、半圆形的火膛、横长方形窑床、砖砌的隔火墙、用砖分隔的出烟道以及出烟室组成，这说明老虎洞南宋层窑址的素烧炉脱胎于北宋末年汝官窑的馒头窑。在烧造工艺上，汝官窑和老虎洞南宋层窑所用的匣钵和支、垫烧具基本相同。在器物造型上，汝官窑的D型碗，A、B型器盖，B型盏托，B型盒，A、B型套盒等在老虎洞南宋层出土遗物中都有相类似的器物，这表明老虎洞南宋层窑和宝丰汝官窑在制作工艺和器物造型上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和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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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联合研究了老虎洞南宋及元代层堆积层出土瓷片的化学组成、显微结构及工艺基础，将老虎洞窑瓷片胎釉的化学组成数据与乌龟山郊坛下官窑、万松岭附近地面采集的所谓传世哥窑和元大都出土的哥窑型瓷片的数据进行了多元统计分析处理，并对其显微结构进行了比较，得出以下结论：（1）老虎洞窑瓷和郊坛下窑瓷都是利用杭州当地所产原料烧制的。（2）老虎洞窑瓷南宋堆积层瓷片釉的化学组成较接近郊坛下窑瓷釉。至于南宋堆积层瓷片釉的化学组成点比较分散，而郊坛下窑瓷釉的化学组成分散性较小，正说明两者之间可能有继承关系。南宋初期，老虎洞窑处于开创摸索阶段，工艺尚未成而郊坛下窑是在老虎洞窑建立之后发展起来的，工艺已较成熟。上述科技分析的结论也符合先在修内司设立“内窑”和后在郊坛下“别立新窑”的历史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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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持类似的观点。如汪庆正认为此窑址确与南宋人的记载完全相符，应属南宋修内司官窑无疑。同时认为鱼鳞状开片是修内司官窑精品的特点，并据此对一些具有这种开片的传世官窑瓷器进行了讨论和划分。李家治则利用现代分析测试技术和所得结果，论述了修内司官窑与汝窑、郊坛下窑之间承上启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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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仍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如参与发掘和整理出土资料的张玉兰认为老虎洞窑的产品晚于乌龟山郊坛下官窑的产品，故推断其始烧于南宋中后期，是承袭了乌龟山南宋官窑，因此不可能是修内司官窑。(16)李刚认为，从老虎洞窑址出土的带有八思巴文的窑具看，其年代不会早至内窑设立的时候，此窑实乃元代专仿古官窑并达到绝类程度的哥哥洞窑。从出土文物、文献记载以及热释光测定数据综合考察，认为内窑位于万松岭东侧、修内司以南的山坡上，而凤凰山窑址的南宋文物属于续窑的遗存。(17)沈岳明通过对浙江慈溪低岭头窑址的考察后认为，不能否定修内司窑的存在，但也不能肯定修内司窑窑址即在杭州凤凰山万松岭一带，虽然低岭头窑址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其与修内司窑的关系，也还没有肯定其即为修内司窑的条件，但它与修内司窑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低岭头窑址下层尚未出现官窑型产品，低岭头上层类型却与修内司窑还处于制样摸索阶段的特点是相符的，这暗示了修内司仅是一个机构，其下辖有不只一处的官窑窑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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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窑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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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哥”不分，有关宋代官窑的研究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涉及哥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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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窑被列入宋代名窑，最早见于明《宣德鼎彝谱》，该书说“内府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把哥窑排于柴窑、汝窑、官窑之后，排在钧窑、定窑之前，可见当时确实已把哥窑当作名窑了，并成为宫廷重要的收藏对象。但与汝窑、官窑、定窑不同，它不见于宋人所撰文献。元人《至正直记》中有“哥哥洞窑”及“哥哥窑”的记载，所指是否与哥窑同一，目前尚难断定。从其“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这样的措辞看，说明哥哥窑与官窑相比，一今一古，两者时间差距非常明显。明初《格古要论》提到哥哥窑有新旧之分，新者为元末所烧，但没有明指旧者烧于何时，也没有明示其窑口所在。明嘉靖十八年（1539）前成稿的《春风堂随笔》提到哥窑为处州龙泉章氏所烧。成书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的《浙江通志》说“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至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从此开始有了哥窑、弟窑之说，但未记章氏兄弟为何时代人。对哥窑记载最详细的当属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编》，说“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薄，釉色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圾碎”。这里不仅说明了哥窑的窑口、产品特色，还断定章氏兄弟为南宋人。之后对哥窑、弟窑的进一步演绎，大多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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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传世哥窑瓷器的生产窑场长期未能被确定，和哥窑相关的问题遂成了古陶瓷研究中最具争议的内容之一，并形成了维护传统的宋代名窑说和否定其为宋代说两种看法。至于生产的窑口则说法更多，有认为是南宋末郊坛下官窑生产的，有认为是宋末元初龙泉仿官窑产品的，有认为是宋元吉州窑生产的，有认为是明代景德镇等地所仿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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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杭州老虎洞窑址元代地层的发现，为人们寻找哥窑窑址提供了新资料。2002年，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联合举办了“2002年中国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于2004年出版的《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收录与会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章36篇。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建馆10周年的纪念文集——《南宋官窑文集》也于同年出版，收录论文26篇。在文集中，许多专家认为老虎洞窑址的元代层与烧造传世哥窑瓷器的窑场有关。如照那斯图对元代地层出土支钉上的八思巴文字铭进行了译释，认为文字皆为姓氏，其中两种的第一个字相同，为“张”或“章”字，可能与传说中烧造哥窑瓷器的章氏兄弟有关。汪庆正认为哥窑的釉色有灰青釉和米黄釉两类，其中灰青釉为老虎洞窑元代时期生产。李家治通过对老虎洞窑元代地层出土瓷片和传世哥窑器及元大都墓葬出土的哥窑器的胎釉进行化学组成分析，认为传世哥窑的窑址有可能就是元代时的老虎洞窑，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有一部分传世哥窑瓷是在这里烧制的。王光尧也考定传世的哥窑瓷器当是元代设在杭州老虎洞、宋修内司窑址故地的官府窑场的产品。另有一些专家持谨慎态度，认为现在肯定这些瓷片一定就是与传世哥窑完全一样的产品似乎还为时过早，目前还是把它们称为类哥窑产品更妥当，传世哥窑窑址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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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底尚未完全揭开，争议仍在继续，对两宋官窑的研究还将依赖于窑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对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发掘。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考古与文献材料的发现及新技术的应用，这一系列悬案终会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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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二节 陶器的产生与瓷器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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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先民凝土为陶，文火细烟中，开始与茹毛饮血的蛮荒之世揖别，进入定居生活的新石器时代。早在1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即已生产和使用陶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陶器的文明古国之一。瓷器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发明创造。自汉代窑工烧造成功成熟青瓷，迄今已历2000余年历史。故而，中国向以“瓷国”闻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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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前时期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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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陶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手工业部门，它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极为密切。在陶器发明以前，人们为了取得熟食，或以篝火烧烤食物；或用石头砌成坑穴，把猎物去皮，放进坑内，上盖热灰，直到焖熟取食；或用灼热的石块将兽肉烫熟；或把兽肉放入网中，泡入高温的泉水中，泡熟后食用。长期以来，人们为取得熟食，在努力创造一种良好的生活用具，用以煮熟、储存、饮食之用。那么，中国的陶器是何时出现，又是如何制作的呢？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了“陶”字。在先秦的一些文化典籍和后来的神话故事中，也有不少关于发明陶器的记载。这些记载和传说保留着远古时期陶器发明和制作的历史影子。而80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使远古先民凝土为陶的历史渐渐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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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器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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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继发明用火以来的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发明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陶器的使用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增强了人类的体质及适应与改造自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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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二讲中已经提到，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已有了初步的发展，人们能够比较有把握地控制和扩大食物的来源，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饥则求食、饱则弃余的生活状态。农业的出现有利于人们定居生活，定居生活又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而定居的人们对煮熟和储存食物的用具产生了强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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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的人类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渐对泥土的黏性、可塑性有了认识，了解到泥土加水调和后可以捏塑成各种器皿。同时人类对火的长期使用，认识到火能改变某些物质的性能，并积累了控制、应用火的经验。这一切都为陶器的制作准备了条件。当人们出于生活实用的需要，把用泥土捏塑的器皿放入火中烧烤时，陶器就生产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史前人们就有可能分出人力来专门从事陶器的制作，制陶业由此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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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表明，在距今八九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陶器或陶片已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能发现更早的陶器吗？多年来，考古工作者怀着极大的兴趣，结合新石器时代初期遗址的发掘，在南北各地展开了探求中国最早的陶器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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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已发现了早期陶器的线索。之后，又在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豹子头、柳州大龙潭鲤鱼嘴、桂林庙岩、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江苏溧水神仙洞、河北徐水南庄头、阳原于家沟等多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早期陶器遗存，经过多种方法测定，其年代均在距今1万年前，有些甚至超过了1.5万年。其中，地层关系明确，又有系列年龄数据的有甑皮岩、鲤鱼嘴、庙岩、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南庄头及于家沟等遗址。根据目前的发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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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早期陶器是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阶段的产物。大约在距今1.5万年左右，首先在中国南方已经开始制陶的试验，到距今1万年左右大致完成了陶器的发明和探索。此后，陶器开始成为遗址中较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将距今大约1.5万至1万年间定为中国陶器的试验和起源阶段。这一阶段恰值末次冰期的结束并向全新世转变、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进化的环境与文化过渡阶段，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应被视为这个大过渡阶段的产物之一。距今1万～0.9万年，当农业性的村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产生时，制陶技术已经成熟并借助这种新的社会与文化机制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推广和提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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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早期陶器起源至少存在着南北两个独立的中心。南边以南岭一带为中心，代表遗址有玉蟾岩、庙岩、仙人洞与吊桶环等。这一地区石灰岩洞穴密布，仅湖南道县1983年对其中4个区的普查就发现各类石灰岩洞穴130多处，其中5处发现了与玉蟾岩相类似的新石器时代初期遗存。这些洞穴不仅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十分理想的栖居之地，而且说明这一地区作为发明陶器、驯化水稻、孕育新石器时代初期文化的摇篮具有十分广泛的文化与环境基础。北边以北京附近为中心，已发现的于家沟、南庄头、转年3个遗址，在空间上相距不远，年代上紧密衔接，文化内涵和生态环境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这一地区有十分发达的前仰韶和仰韶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暗示了它作为北方地区陶器起源的中心所具有的必然性。两个中心分居中国南北，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从石器等工具组合、生态环境、开发利用的动植物资源等方面观察，它们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因此，两地的陶器应该是各自独立起源的。从目前发现的文化遗存的年代上来说，南方地区早于北方。不过，从近年来，在俄罗斯远东的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都发现了年代远远早于中国北方地区已发现的陶器来看，中国北方地区出现陶器的时间很有可能向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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