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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国两晋南北朝陶瓷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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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瓷器仍然是浙江地区发展最快，以浙江越窑的青瓷质量最高。越窑瓷器胎呈灰白色，质地细密，釉色均匀。浙江东北部的绍兴、余姚、上虞等地瓷窑最为集中，中部的金华地区、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及江苏的宜兴均山一带所产的青瓷也各具特色。此外如长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南、四川等地以及沿海的福建、广东也发现了南朝时期的瓷窑。北方地区可能受动乱和战祸的影响，在十六国至北魏迁都洛阳以前的墓葬中，出土瓷器仍然只是唾盂一类。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一批青瓷，经化验是属于北方瓷土，器物的造型、装饰也与南方青瓷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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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的趋势是：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20)北方地区发现的窑址不多，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主要有3处：河北磁县贾壁村窑址、山东淄博寨里窑址、山东枣庄中陈郝北窑址，这3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呈椭圆形，俗称馒头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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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瓷器的种类增多，许多过去用陶、木、漆、竹、金、银、铜制作的器皿，逐渐为瓷器所替代。南方瓷器常见的器形有碗、碟、盘、盒、槅、洗、盆、钵、杯、耳杯、盏托、水盂、壶、扁壶、瓶、罐、坛、唾盂、香炉、灯、观台、斗、虎子等生活用具。专门作殉葬用的明器有谷仓罐、火盆、灶、鸡笼、羊圈、猪栏、狗舍、碓、砻、磨、畚箕、米筛、房屋建筑及车马等模型。各种人物形象及动物形象的瓷塑作品数量众多。最突出的制品是流行于三国至晋的谷仓罐，在口沿塑出楼台亭阙、长廊列舍，成四面布局，四个大缸列置四角。上面堆塑着或站或坐的人物，许多飞鸟在楼阁上觅食。在罐沿下腹圆鼓部分粘贴羊、异兽、龟、蛇、鱼类等动物。北方青瓷的器物种类较南方为少，除生活用具外，最突出的是莲花尊，气魄宏伟，有金银锤的效果。北方瓷系中最突出的成就是烧成了白瓷。河南安阳曾于北齐范粹墓中出土了一批白瓷，有碗、杯、三耳罐等。在河北内丘的邢窑遗址，也发现了北朝时期的白瓷。白瓷的烧制成功，为瓷器的美化开辟了新的途径。此时黑瓷生产的地域不断扩大，工艺水平也有提高。主要产品有壶、罐、香熏、唾盂等，釉色稳定，光泽很好，表明黑瓷工艺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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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白瓷、黑瓷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国瓷器建制已大功告成。晋代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瓷”字，表明瓷器已融入人们的生活，并真正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这一切都为唐宋名窑的普遍出现打下坚实基础，为唐宋瓷业高峰时期到来吹响了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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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三节 瓷业高峰与彩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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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至清代，中国成熟瓷器发展大致可分为素瓷与彩瓷两大阶段。素瓷是相对于彩瓷而言的，主要是指青瓷、白瓷与黑瓷。这些种类的瓷器，尤其是青瓷，经过东汉、三国、南北朝的孕育与发展，到唐宋时期达到了高峰。彩瓷有釉下彩、釉上彩以及斗彩等，在元、明、清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成为瓷器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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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唐五代时期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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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陶瓷工艺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在各地出现了以地区命名的瓷窑体系，其中以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最为著名，并由此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烧瓷新工艺的采用，创制出更多的新产品。文人的著述、诗人的讴歌，更为这时期的名瓷及其制作技艺增添了光彩。隋唐的陶瓷也同中国的丝绸等名贵物产一起，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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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越窑的青釉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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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青釉瓷以越窑生产的质量最高。越窑的窑址广泛地分布于浙江东北部的余姚、慈溪、宁波、上虞、绍兴、临海、黄岩、象山等地，其中上林湖地区（今属浙江慈溪）是越窑的中心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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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文献(21)，然而越窑并非始于唐代。考古发掘与考古调查资料表明，浙东地区，尤其是绍兴、宁波地域生产瓷器的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原始瓷阶段，东汉晚期成熟瓷器也在这一地区烧制成功，可以说宁绍地区是中国烧造成熟瓷器的发祥地。东汉到隋，这一阶段所生产的瓷器，从原料、工艺、施釉到装饰艺术与唐代的越窑制品，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但是在造型、制作工艺、装饰艺术主题和制品的销售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别。为了区分，我们可以把从东汉到隋生产的瓷器称之为早期越窑器，唐宋时期制品称之典型越窑器。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制品，可称之先越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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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先越窑器、早期越窑器，还是典型越窑器，都以青釉器为主。隋、唐、五代越窑青瓷产品种类丰富，有碗、盘、碟、壶、瓶、罐、水盂、唾盂、钵、匙、灯、印盒、粉盒、墓志等。其胎体灰色，釉色青黄、青绿，晶莹润泽。越窑青瓷不但质量好，而且有漂亮的装饰。越窑的装饰有划刻、堆塑、粘贴、镂雕、点彩、模印和嵌镶等多种形式。早期越窑器，如三国、西晋时的谷仓、魂瓶，堆塑着多层的飞鸟、走兽、人物和佛像。其他常见的有弦纹、波浪纹、水草纹、花纹、云气纹、如意纹、篦纹、网纹、连珠纹、几何纹等。唐五代越窑的装饰技艺更为娴熟，例如用线刻技艺熟练地刻出小花、流云、莲荷、菊花、飞蝶、小鸟、云龙、仙山乃至关于竹林七贤、嵇阮高士的人物故事。一些人像佛像、飞禽走兽、水草虫鱼、花朵叶片、藤萝蔓枝等，神韵毕露，栩栩如生。吴越国王钱镠母水邱氏墓出土的鼎式炉，通体绘有褐彩如意形云气纹、莲瓣纹、忍冬藤和蕉叶纹。并在宝盖和须弥座镂孔处用褐彩勾线，使整个器物显得气宇轩昂、博大恢宏，是件难得的稀世珍品。有的制品还用金彩修饰，在口沿用金边包裹，即所谓“金扣瓷器”、“金银饰瓷器”、“金棱秘色瓷”等。江苏扬州出土的一件五代越窑执壶，嘴和口都用银片包裹。杭州吴越国钱元瓘墓随葬品龙罂瓶上的盘龙纹，是用鎏金装饰的，富丽堂皇，美观大方。唐代越窑还在晋代褐色点彩的基础上，开始运用釉下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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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越窑的部分窑场开始生产专供皇室使用的秘色瓷。五代十国时，割据江浙的吴越国钱氏还在上林湖等地设立“官窑”，继续生产秘色瓷。这种秘色瓷，过去只见于文献记载。1987年考古工作者对陕西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进行发掘时，发现了10余件唐代青瓷器，同时还出土一方造物账碑，碑文中即称之为“秘色”瓷。这次发掘使得流芳千年的唐代秘色瓷实物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们制作规整，胎质细腻，釉色淡青，光泽晶莹，为越窑中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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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陆羽在《茶经》中将越窑列为唐代诸窑之首，说明越窑工艺水平确实高超，影响广泛。唐代著名诗人如皮日休、陆龟蒙、孟郊、卢仝、郑谷、徐寅、韩秾等都曾写诗吟诵越窑瓷器，许多诗句脍炙人口，成了千古绝唱。如陆龟蒙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沉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徐寅在《贡余秘色茶盏诗》中写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这些“千峰翠色”、“巧剜明月”、“嫩荷涵露”等诗句把越窑青瓷的造型、质地、釉色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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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青瓷，不仅闻名国内，还饮誉海外。从晚唐开始，越窑产品通过明州（今宁波）出海，分东亚和东非两条航线，远销到日本、朝鲜、越南，泰国、菲律宾、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和西欧等许多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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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邢窑的白釉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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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瓷最早发明于北朝，当时的瓷窑只发现了河北邢窑一处。以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至隋唐时，除邢窑外，在河南、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等地都发现有生产白瓷的窑址。从考古发掘看到，初唐墓中所出白瓷，釉色尚多泛青；盛唐以后的白瓷，釉色变为纯正。唐代白瓷的生产，仍以邢窑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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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窑的窑址位于今河北邢台市所辖的内丘和临城一带。邢窑白瓷经北朝初创和隋代的积累，入唐后形成了自成体系，并能与越窑青瓷分庭抗礼的著名产品。邢、越两窑所产瓷器，一白一青，在地域上一北一南，代表了唐代瓷器生产的两大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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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窑瓷胎质细洁，釉色白润，品种丰富。餐具、茶具、酒具、文具、盥洗具、储藏具、灯具、药用具，玩具、佛教用品及明器，无所不有。当时邢窑既生产质量高的精细白瓷，也生产质量较粗糙的白瓷，因而能够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要。所以唐代学者李肇在《国史补》中提到邢窑的白瓷时说：“天下无贵贱，通用之。”邢窑白瓷以素面为主，质朴大方，但也有用刻花、印花、贴花、雕塑等技法来装饰瓷器的。和前代所不同，唐代的装饰纹样线条流畅，结构严谨，艺术手法更臻成熟，时代特点也更为明显。有些器物不仅在造型上与同时代的金银器相一致，而且在装饰纹样上也基本相同。如海棠形银盘是晚唐出现的新器形，邢瓷中的海棠形白瓷印花盘其形制显然仿自海棠形银盘，其盘缘上的缠枝花纹也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银盘边缘纹饰相类似。又如莲花纹是邢瓷自北朝至唐代所一直沿用的纹饰，但早期仅为刻画简单的小朵莲花，到唐代则出现了制作精致的仰莲、覆莲纹佛像座，这一方面说明了邢窑装饰经历了由简到繁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一时期佛教大兴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部分瓷器出现了“盈”、“翰林”等款识。“盈”字款多见于碗、壶、盒等底足，“翰林”款主要见于罐类器的底部。字款均阴刻于器物外底部，有施釉前刻画与施釉后刻画两种。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白瓷花口瓶，上面刻有“丁大刚作瓶大好”广告式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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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和工艺处理上也比较成熟，故所产器物既无因欠火候而造成夹生现象，亦很少因过火而产生变形的弊端。如临城窑生产的大宗碗类瓷器，夹扁和歪塌的缺陷极为少见，其碗口部与底部的交代清楚利落，器底呈玉璧或玉环状的浅圈足，形状浑圆周正而又光滑，被称为“玉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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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窑白瓷，产量极大，销路较广。因质细釉白、美观实用而入过贡品，并深受文人雅士及平民百姓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