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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时期的青花瓷风格、造型、纹饰、色彩与乾隆时期基本相同，因袭前朝旧制，不敢僭越，但青花瓷的品种和数量却远远不及乾隆盛世。嘉庆初期，青花色泽与乾隆时类同，深沉稳定；其后，部分器物出现了暗淡漂浮的色调并延续至道光、咸丰时。同治以迄宣统时期，景德镇瓷业明显萎缩，工艺低下，但官窑、民窑的青花瓷器仍不断烧造。这一时期的青花瓷，由于青料不纯，色泽或俗艳泛紫，或浅蓝、黑褐，均漂浮而不潜于釉下。由于制瓷工艺粗糙，胎体厚重见拙，施釉稀薄，纹饰线条含混，笔触呆板平庸，较之清前期的青花作品，有天壤之别。清代嘉庆至宣统的青花瓷款识，多采用楷书而罕见篆体，道光以后均以侧锋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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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五彩瓷器，以康熙时期的作品艺术性最高。这类瓷器上的绘画所用的彩色以红，绿、赭、紫为主，此外还有金彩、蓝彩、黑彩等颜色，真是做到了五彩缤纷，丰富多样。由于五彩瓷器装饰花纹在用彩上大胆泼辣，色调强烈，在上彩以后入窑烘烧时温度也较高，人们称为硬彩。花纹内容以蕉叶纹、锦绣纹、弦纹、花、鸟、虫、鱼、蝶等较为常见。在历朝五彩器中，康熙时期用五彩画出的人物故事画，艺术价值最高。瓷器是一种立体造型的器物，在它上面作画比在纸上作画困难，但艺术家们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和技巧，布局合理，用彩出奇，能在瓷器上作出场面很大的人物故事画，有的简直成为一部长篇小说或一个历史故事的宏伟图卷，如周处斩蛟、黄甫端相马、岳家军抗金等。有的反映了清代初年农村生活的劳动情景，有的作出大幅的花鸟画，就以绘画艺术而论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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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粉彩瓷器，是瓷器装饰的新品种，它始创于康熙时期。粉彩是在烧好的瓷器上作画，作好画以后再入窑烘烤，粉彩瓷器颜色柔和淡雅，画面有立体感，每一件瓷器的画面都是一幅水彩画。粉彩画的内容多为花鸟虫蝶，形态逼真。到了雍正时期，粉彩瓷器大为兴盛，超过其他瓷器品种，制作工艺技巧极高。乾隆以后粉彩作品仍然盛行，甚至和各色彩釉共同布置在一件瓷器上，华贵异常。清代200多年中，无论是作为艺术品的瓷器，还是生活用瓷，粉彩都占很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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珐琅彩瓷器，又名瓷胎画珐琅，是利用珐琅彩料加工堆迭绘于瓷上而烧成的。珐琅彩原料则是由石英、长石等原料加入纯碱、硼砂及多种氧化物、氟化物，经熔溶、冷却、研磨等工序制成。清朝宫廷对这种艺术瓷器十分重视，控制也十分严密。珐琅彩瓷器的制作过程分两段：先由景德镇官窑厂烧出洁白细致百里挑一的白瓷，运到皇宫造办处，再由皇宫御用画师或聘请欧洲画师在上面作画。可以说珐琅彩瓷器就是清朝精良的白瓷同西洋绘画艺术相结合的产物。珐琅彩的内容有花鸟、人物、题诗等。最常见的花卉有月季、天竹、腊梅、兰花等。人物有神童、仙女等；欧洲人的形象有天使、美女、圣婴等。珐琅彩瓷器精美异常，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一朵灿烂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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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彩瓷器，这时期品种增多，它把釉上彩和釉下青花结合起来，艺术水平超过明朝。斗彩已经普及到一般生活用瓷上面，装饰内容也极为丰富。作画时采用渲染烘托的画法，画的内容有团花、折技花、卷叶花等。花纹讲究对称，布局严谨、内容丰富多彩，富有图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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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颜色釉瓷器工艺，在200多年里也有许多创造和发展。景德镇烧制的“粉青”、“红釉”、“窑变”、“豇豆红”、“蟹甲青”、“鳝鱼黄”、“茄皮紫”、“松石绿”等颜色釉，为陶瓷釉色的设计，增添了许多新品种。乾隆时期发明了很多制瓷新工艺。工匠们很好地掌握了胎釉性能，巧妙地用制瓷原料仿制出竹器、木器、铜器、石器、象牙雕刻器等各种器物形象，此外，还烧制成功镂孔填釉的“玲珑”瓷和大型雕刻转心瓶和转颈瓶，匠心独具，技艺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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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陶瓷手工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广泛吸收了中外优秀文化艺术的精华，形成一套独特的工艺技巧。到清代中叶即乾隆时期，造诣精深，作品极多，使得中国陶瓷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有潮涨便有潮落，中国瓷器终于盛极而衰。清代中叶以后，中国的古代社会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古代瓷业到嘉庆至宣统时期，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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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建议阅读论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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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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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伯谦：《朱伯谦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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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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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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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耿宝昌：《复议宋官窑青瓷》，《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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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顾文荐：《负暄杂录》，《说郛》卷一八，涵芬楼本；（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窑器”条，津逮秘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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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一说为“宣、政间”。见顾文荐：《负暄杂录》，《说郛》卷一八，涵芬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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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版社1956年版；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汪庆正：《官、哥两窑若干问题的探索》，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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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郭木森：《河南汝州张公巷窑考古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2004年5月21日第1版；郭木森：《河南汝州张公巷窑址》，见《2004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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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新民：《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与认识》，《文物》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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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郭木森：《浅谈汝窑、官窑与汝州张公巷窑》，见《中国古陶瓷研究》第7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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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刚：《宋代官窑续论》，《东方博物》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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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耿宝昌：《复议宋官窑青瓷》，《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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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孙新民：《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与认识》，《文物》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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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仁：《发掘杭州南宋官窑报告书》，见《“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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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米内山庸夫曾在杭州凤凰山一带采集到大量的瓷器标本，同时还发现了匣钵、支钉等窑具，据此他认为修内司官窑就在凤凰山一带，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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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沙孟海：《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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