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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1707287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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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二节 一气呵成的中国古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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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紫禁城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到晚期的一个代表。那么，中国古代建筑是如何发展的呢？或者说中国古代建筑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当我们进一步考察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轨迹时，发现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仅有和缓之变迁，顺序之进展”，始终以渐变和积淀为主旋律，不像欧洲的古代建筑从古典建筑、中世纪建筑到文艺复兴建筑，有着层次分明的演化阶段和清晰可辨的变化标志。因而，无论是在转折、递变等建筑发展脉络的梳理上，还是在断代、分期等建筑历史的研究上，中国古代建筑都比西方建筑难以把握。正如梁思成在其《中国建筑史》讲义中所说，要把一气呵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划分几个时期或阶段，确实是“一种不易为之事”(2)。不过，经过以梁思成、刘敦桢为代表的前辈学者们的筚路蓝缕，众多后继者在前人基础上的孜孜探求，加之考古发掘和地野调查的不断进展，我们对上古至明清的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脉络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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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住居的出现与建筑雏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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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要生存、延续，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居宅的发明是一项富有创造性意义的成果，人们通过建造居宅，把自身很大一部分社会生活与大自然隔离开来，有效地提高了对付自然界风雨严寒气候变化和野兽蛇虫侵害的能力。《易·系辞下》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大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原始住居形式：穴居与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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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的穴居和巢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文献记载只能提供大概，现代的考古发现则为人们展现了远古人类真实的居住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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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知道利用天然的洞穴作为栖身之所，北京、辽宁、贵州、广东、湖北、浙江、安徽等地均发现有原始人居住或活动过的崖洞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居所，目前发现的仍然以天然洞穴为主，如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等。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虽然穴居依然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居住方式，但人工洞穴取代了天然洞穴，这是一大进步。人工洞穴形式日渐多样，更加适合人类的生活与活动。黄河中、上游地区有广阔而丰厚的黄土层，黄土的性质和结构使其既易于挖掘又能长期壁立而不塌陷，加之黄土地经流水侵蚀以及其他地貌营力作用，遍布深沟陡坡，很适合人工穴居的建造。因此，在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带，穴居式建筑成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存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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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居式建筑依照其建造方式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横穴式与竖穴式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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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穴式（即窑洞式）作为一种直接模仿天然洞穴的居住形式，可能是穴居式建筑的始发形态。(3)其建造方式通常是利用断崖或先在斜坡上开挖一垂直断面，然后横向挖掘成与断崖成直角而与地面平行的洞穴。在甘肃宁县阳坬遗址、山西石楼岔沟遗址、甘肃镇原常山遗址、宁夏海原菜园村遗址都发现了保持较好的横穴式穴居遗存。此外，在陕西扶风案板、武功赵家来、宝鸡石嘴头、山西襄汾陶寺等遗址也有类似遗迹发现。横穴式建筑纯系掏挖而成，不需要复杂的建筑技术，但可以十分有效地遮阴蔽雨、防寒避暑，因此即便是已进入了历史时期，横穴式建筑仍是黄土高原地区的一种重要的住居类型。现代这一地区民间居住的窑洞，应是由原始的横穴式穴居改进、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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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横穴式相比，竖穴式建筑在黄土高原地区分布更多加普遍。竖穴式是以挖入地下的土坑作为居住空间，以坑壁作为四周墙体的一部分或全部，以树干、树枝、树叶、茅草等物搭成顶盖的穴居形式，是横穴式穴居的一种发展与变异。根据竖穴的深浅程度，竖穴式建筑又可分为深穴式（地穴式）和浅穴式（半地穴式）两种形式。深穴式的深度一般近于或大于成年人身高，多在1.5米以上。其平面大多呈圆形，立面有筒形、袋形等不同形式，但均为小型房屋。出入须靠斜坡阶梯、旋转式阶梯以及独木梯等。深穴式虽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但也有通风不敞、防潮性差、居住面积小，出入不便等诸多缺点，故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淘汰。浅穴式的深度通常在1.5米以下，大多为1米左右。有的穴口四周筑有矮墙，以增加房屋空间的高度。其平面主要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形式，但大小不等，既有小型房屋，也有中型和大型建筑。一般在房屋的一面开有斜坡门道，并筑有防止雨水流入的门栏。居住面多用混合土经压实、火烤或敷设白灰面，光滑而坚硬，有利于防潮。此类建筑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密县峨沟北岗遗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山东章丘西河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陕县庙底沟遗址、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众多黄河流域及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在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西安半坡、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中还发现了面积达上百平方米的方形半地穴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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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穴居式建筑不同，构筑于树上的巢居遗迹无法长期保存，因此很难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其遗存。不过在四川出土的一件青铜于上，有一个显示悬空窝棚的象形图案，这或许可以看做是原始巢居的一种写照。现今考古发现的遗迹是已属巢居进一步发展的形式——干栏。(4)干栏式建筑是一种栽立柱桩﹑架空居住面的建筑形式。由于居住面架空，干栏式建筑具有较好的通风、防潮性能，因而适于气候炎热或地势低下潮湿的地区。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这种居住形式不仅有广泛的分布，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目前在西南地区民间仍有类似干栏的建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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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的干栏式建筑实例，以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最为典型。从营建方法看，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支柱，其上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高于地面的建筑基座，然后立柱架梁、围墙盖顶，成为居住面抬高的干栏式建筑。这种架空居住面的干栏式建筑，显然是为适应河姆渡遗址所处的沿海丘陵山地与平原湖沼交界地带的潮湿多雨的自然环境而建造的。此外，从遗址中出土的许多木构件上带有榫卯，有些还有留销钉孔，一些木板做成企口的情形来看，此时的河姆渡人已较熟练掌握木结构房屋的建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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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栏式建筑还见于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浙江湖州钱山漾、江苏丹阳香草河、吴江龙南、云南剑川海门口、广东高要茅岗等众多遗址，是史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极富地域特色的一种建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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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穴居和干栏式建筑，新石器时代还出现了大量的地面建筑。地面建筑是直接从地面上筑基、立柱、起墙、盖顶的一种土木结合的建筑形式。从宽泛的意义讲，原始的地面建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如哈尔滨市阎家岗遗址、湖南临澧县竹马遗址发现过简陋的地面建筑。(5)但作为一种较完整的土木结合的建筑形式，地面建筑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但此时仍不普遍。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后，地面建筑才逐渐流行起来。距今约8000年的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是较早出现地面建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不过，该遗址建筑形式除了地面建筑之外，还有半地穴式、干栏式、台基式等多种建筑形式，显示了新石器时代建筑形式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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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建筑与其他建筑形式共存的现象，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西安半坡遗址、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淅川县下王岗遗址、安阳市后岗遗址、山东日照县东海峪遗址、湖北枝江县关庙山遗址、江西修水县跑马岭遗址等都有发现。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地面建筑，有大、中、小型之别。小型者多从地面直接立柱、筑墙、盖顶；中、大型者有先在地面筑房基或挖墙基槽，然后再立柱、砌墙、盖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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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的筑法有木骨泥墙、夯土墙、土坯墙等。其中木骨泥墙出现较早，主要流行于仰韶时期，如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的一个平面略呈方形的房屋基址，其墙壁的筑法是先挖墙基槽，然后立柱、填土、夯实，再用草泥垛填于木柱间而成木骨泥墙。类似的墙壁的筑法在陕西扶风案板仰韶文化晚期的房屋基址中也有发现。夯土墙和土坯墙普遍发现于龙山时代后期，如在河南的安阳后岗、汤阴白营，陕西的临潼康家、武功赵家来等遗址，均发现有夯土墙。其中在临潼康家、河南永城王油坊等遗址，还发现有土坯墙。不过，夯土墙和土坯墙的萌芽则有可能追溯到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中发现的房屋遗址，其墙壁和地面大多经火烧烤，形成所谓的“红烧土”墙面。这种墙壁质地近似于后代的砖，不怕雨淋而有利于防水、防潮，成为这一带史前文化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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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式建筑的基础上，新石器时代还出现了夯土高台建筑。夯土高台建筑是指在高于地面的台状夯土基础上建造的房屋一种建筑形式。其构筑方式是首先在地面上按一定规格修建夯土高台，再在夯土高台之上营建房屋。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原始聚落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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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奠基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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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夏文化仍处于考古探索之中，传说中的夏代建筑遗迹同样尚不明朗。考虑到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建筑，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夏代的建筑水平应该更高。在时代和地域上与传统说中的夏代与夏人活动区域大体一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超大型的都邑型聚落遗址的发现，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建筑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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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多年调查与钻探结果，二里头遗址已探明的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实际面积可能还要大一些。经半个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宫城城垣、大规模的宫殿建筑基址、大型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宗教祭祀遗迹、大中小型墓葬等建筑遗迹。二里头的宫城区位于遗址中东部，平面略呈长方形，形制规整方正，保存完好的东北角呈直角。宫城东西宽近300米，南北长约360～370米，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宫城遗址。宫殿区的四周有环城大路，路面宽10～20米不等。宫城城墙就是沿着四条大路的内侧修筑。四条大路纵横交错大体呈“井”字形，构成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这些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踩踏面坚实致密。宫城、大型建筑以及道路都有统一的方向，显现出较强的规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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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城市遗址已发现多座。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黄陂盘龙城等都发现了商代重要的建筑遗迹。位于河南偃师尸乡沟的偃师商城遗址，是一处商代早期的古城址，在古代文献中屡有述及，据说是成汤灭夏立都西亳之所在。(6)城址平面略似长方形，南北长约1700余米，东西宽740～1215米不等，包括大城、小城、宫城三重城垣，总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已发现7座城门，北垣1座，东、西垣各3座，南垣不详，城门之间均有大道相通，纵横交错，形成棋盘式城区交通网络。城门还设有“马道”，与主干大道联通。城外又有10多米宽的护城壕。内城包括一座宫城和左右两座拱卫小城，位于大城南半部，平面大体呈长方形，南北约1100米，东西约740米。宫城呈正方形，边长200余米，四周筑有2米厚的夯土高墙，里面居中建有一座长宽各数十米的大型主体宫室，坐北朝南。此外，还建有4座面积与主体宫室相仿但自成一体的封闭式建筑。中间一条平坦大道直通宫城南门之外，道路两旁另有数座小型附属夯土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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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是商代中期的都城遗址。城墙始筑于商代中期的二里岗期下层，使用到二里岗期上层，东墙夯土层内木炭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为距今3570±135年，据此可知其上限约当公元前1620年前后。该城平面呈长方形，城垣周长约6960米。其中南墙与东墙各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墙基最宽处达32米，现残留最高约5米左右。城周共有缺口11个，推测有的可能就是原城门。城墙采用分段版筑法逐段夯筑而成，每段长3.8米左右，夯层较薄，夯窝密集，相当坚固。在城墙内侧或内外两侧常常可以发现夯土结构的护城坡。城内分布有大面积的商代文化层及房基、水井等各种遗迹。其中在东北部近40万平方米的较高地带，发现有大、中型夯土台基遗存多座，应是商代贵族居住区和宫殿区。城外还有同时期的居民区和铸铜、制陶和制骨手工业作坊遗址以及中、小型墓地。根据文献记载与前人考证，不少学者认为它是商代中期“仲丁迁于隞”的隞都，也有人认为是商汤所都的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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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的殷墟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它占地面积约30平方公里，整个遗址可分为宫殿区、王陵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等，布局合理。其中心是宫殿区，坐落在洹河南岸，即现今小屯村一带，遗址呈带状分布，绵延约5000米。宫殿区西面有一条人工挖成的壕沟，与洹河的弯道共同构成一个环形的防卫设施。在宫殿区的西、南、东面分布着众多居民点和大批的铜器、陶器、骨器等手工业作坊，由内而外，渐远渐稀。商王和贵族的陵墓区在王宫区的西北，洹河北岸的武官村、侯家庄一带。宫殿区发现有50多座宫殿建筑基址，台基都由夯土筑成。这些夯土台基，有矩形、凵形和长条形多种，有的宽达14.5米，长达85米，规模宏大。台基的方位，或是正南北，或是正东西。各座基址基本排列成行，东西南北相对，呈现出规则的庭院布局的格式。在夯土台基内用大块天然卵石作为柱础，其中一座大型宫殿基址有3排共30个柱础，发现的圆形铜，直径约15厘米，厚约3厘米。在遗址中还发掘出许多大理石的立体石雕，如饕餮、石鸮、石兽等，背面大多有槽，可能是宫殿建筑上的装饰品。殷墟商代宫殿建筑都建立在夯土台基上，由墙体、木梁柱和坡屋顶等构成，显示了商代建筑的特色与技术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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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都城中的宫殿情况不明，但周原遗址中已发掘的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二处大型建筑遗址(8)，为我们了解西周时期建筑情况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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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雏建筑基址有两组。第1组建筑坐北朝南，面积约1469平方米，是一组高台建筑。建筑分前后两进院落，沿中轴线自南而北布置了庭院、照壁、门道及其左右塾、前院、向南敞开的堂、南北向的中廊和分为数间的室。中廊左右各有一个小院，室的左右各设后门。三列建筑沿轴线南北排列，其东、西有厢房，四周有廊连通，整体平面呈日字形。建筑的墙体用夯土筑成，厚58～75厘米。墙表与屋内地面均抹有以细砂、白灰、黄土混合而成的“三合土”。墙皮厚0.1厘米，表面坚硬，且光滑平整。从基址上的堆积物推测，屋顶结构可能是采用立柱和横梁组成的框架，在横梁上承檩列椽，然后覆盖以芦苇等，再抹上几层草秸泥，形成屋面，屋脊及天沟则用陶瓦覆盖。此外，这组建筑还附设有排水设施。第2组基址位于第1组西侧，坐北朝南，墙基内发现有柱础石，建造结构与形制和第1组建筑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