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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上至秦汉之际，下迄唐宋之间，今天所见的存世“生活史料”涉及的几百个实际存在过的村庄，包括湖南（长沙一带）、湖北（江陵一带）、四川（成都平原）、中原（洛阳一带）、河西走廊（张掖—敦煌一线）等诸代表性区域类型——从内地到边疆，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全是非宗族化的乡村，其非宗族化的程度不仅高于清代农村，甚至高于当代乡间一般自然村落，而与完全无宗法因素的随机群体相仿。在这许多案例中没有任何一例聚族而居或大姓届优的。当然，没有发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也许今后人们会找到典籍中那种族居乡村的生活实例，但在编户齐民的乡村中几乎可以断言其比率不会高，尤其在王朝稳定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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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确存在家族组织与大族政治，而且可以相信汉隋间正是其在历史上登峰造极之时。但与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的说法相反，这种大族活动恰恰是“县以上”的高层政治现象，而与“县以下”的平民社会几乎无关。如河西五凉北朝时代流行大族政治，敦煌李氏西凉政权的几个最高职位州牧、太守、州长史、州司马几乎全为李、张、索、令狐几大家族控制，大族间的结盟与争斗成为河西政治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个时期的基层户籍残卷，如西凉建初十二年敦煌县高昌里残籍、西魏大统十三年效谷乡（？）残籍，仍然是诸姓杂居的模式。国权归大族，宗族不下县，县下唯编户，户失则国危，才是真实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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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十论 五、从地名学看村落与宗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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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地名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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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以前中国是个族群社会，以封地为族姓、又以族姓为地名是常见的现象。但自秦以下，族群社会被官僚制帝国的编户齐民社会或曰“吏民社会”所取代，乡村聚落的命名也就十分彻底地非族姓化了。秦汉时代的闾里、吴简中所见的丘，三国以下的村、坞、屯、聚，其名几乎都与族姓无关。秦汉的里名或取自“吉语”（如长乐、富贵、成汉、汉兴等），或取自地理方位（如都里、西道、市阳、亭南、中治等）及其他。由于取材有限，重名率极高（但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似乎不允许重名）。例如汉简中所见，居延、觻得、昭武、故道、江陵等县都有“市阳里”，而“万岁里”之类的里名更似乎多数县都有。东汉、三国的里、丘命名渐趋多样化，尤其吴简中所见之丘名多俚俗，大概是取自民间而非官府所起。但是以族姓命名的似乎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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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偶有“郑里”、“刘里丘”、“吴丘”、“何丘”之名，有人认为这就是以居民姓氏命名之聚落。但细考之，这些地名也不像是取自姓氏。因为这类里、丘的人户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以里丘所名为姓者。如前所引：江陵出土的“郑里廪簿”被认为是全里的完整登记，其中并无姓郑者。走马楼吴简中有66个单名里、丘，其中11个单名可用为姓，但却与当地实际居民姓氏无关。如“何丘”已知姓氏共有19户，分属15姓，其中恰无姓何者。他如莫丘、吴丘、寇丘、区丘、温丘、贺丘、杨丘、龙丘等，也完全没有莫吴寇区温贺杨龙等姓。只有“刘里丘”有刘姓，但也不是第一大姓。当然，后世以姓名村者也有原居姓氏流散、现居民全无村名所指姓的现象，但那时其他村落的居民姓氏同于村名者至少不罕见。如果完全没有后一种情况，就很难以姓氏流散来解释前一种现象。因此吴简所见的何丘等，大概与其他绝大多数单字丘名（捞丘、略丘之类）一样另有所本，不是以姓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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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以降，里制渐坏，屯、聚、村、坞以及更晚的庄、寨（砦）、堡等聚落类型兴起。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聚落类型也未发现有以姓氏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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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村”为例，日本汉学界曾有过关于“村”起源的讨论。宫崎市定说“村（屯）”起源于屯田之“屯”，而崛敏一认为“屯”与屯田无关，它起源于“屯聚”，因而村与“聚”有缘。(47)但屯、聚也好，村、坞也罢，宋以前都极少与姓氏相联系。笔者以电脑检索“二十五史”，得“村”之记载共1738处。其中最早是《三国志》卷十六《魏书·郑浑传》中“村落齐整如一”之说。《三国志》、《晋书》都只有这类“村落”、“村坞”的一般提法，正式以村为地名，则始于南北朝，主要是南朝。如《宋书》中有康亭村（卷二十九）、牛门村（卷八十三）虎槛村（卷八十四）等30处；《魏书》有高柳村（卷二十四）、商王村（卷七十七）等26处。总计南五史（宋齐梁陈四书及《南史》）出现117处，北四史（魏齐周三书及北史）出现84处（含重复），但没有一处是以姓名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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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两代仍然如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各出现村名17、46、12处，基本都与姓氏无涉。如隋之宋谷村（卷二十三）、白土村（卷六十四）、孝敬村（卷七十二），唐之白石村（旧卷十一）、襄王村（旧卷十九）、水门村（新卷四十三）等。但这时已出现了个别例外（《隋书》、《新唐书》各有一例）。如《隋书》卷二十三：“大兴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这是检索出正史中以姓名村的首例。但其起源可能仍然与上层有关，正如大兴（隋都，即后之长安）附近(48)当时已有的韦曲、杜曲、樊川等地名一样，不是以当地居民姓氏而是以与当地有关的某显贵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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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以姓名村开始多见。《旧五代史》有任村（卷七）、杨村（卷九）、王村（卷十）、罗村（卷十三）、杨村寨（卷九）、杨村渡（卷五十六）；《新五代史》有赵村（卷十一）、王村（卷四十五）等。到了《宋史》中，以姓名村之例就多达37处，占该史记载239处“村”名的15％。《辽史》、《金史》各有以姓名村2例与15例，分别占总村名的28.5％与16％。《元史》有34例，占总村名的41％。《明史》77例，占36％。《清史稿》则多至377处，占56％。可见，以姓名村之风，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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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村”以外，其他以族姓得名的聚落称谓也是如此。由电脑检索可知，“×各庄”一类地名明以前未见，始见于《明史》也只有卷八十六“纪各庄”一例，而《清史稿》则有2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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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庄”清以前没有，《清史稿》则有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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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村”，《宋史》2例，《金史》1例，《明史》2例，而《清史稿》多至2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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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集”，明以前无，《明史》有5例，《清史稿》则多达9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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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寨”始见于《旧五代史》1例，以后《辽史》3例，《元史》5例，《明史》19例，《清史稿》4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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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镇”始见于《金史》1例，《明史》2例，《清史稿》达到6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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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堡”是出现较早的姓氏化地名，但早期它基本上只见于边防要塞式居民点，始见于《宋史》者凡12例，皆在西北抗夏军事前沿。以后一度少见，《金史》、《元史》仅各l例，《明史》9例，而《清史稿》有36例，并且扩及了河南、江苏、湖广等内地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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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庄”在《宋史》中出现6处（北宋2、南宋4），《金史》4例，《元史》10例，《明史》41例，《清史稿》则有116例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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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检索固然只具有概率意义，正史中没有不等于实际不存在(49)，但对于宏观判断而言概率分析比案例分析更重要。当然，即使从概率意义上讲以上检索方式也受到晚出诸史篇幅多较大、地名出现也较多的影响，但即使作篇幅除权处理，上述趋势仍然能够体现。何况《宋史》篇幅也很大，宋以后的趋势显然不是篇幅差别造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的是：在中国，乡村聚落以居民姓氏命名的历史并不很悠久。这种现象以前基本没有，隋唐始见其萌，宋元渐多，而明清尤其是清代才大为流行。可见乡村聚落与姓氏的联系，其实是近古始然，并不是可以无限溯源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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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姓相对聚居的存在不是宗族组织尤其具有实质性功能的宗族得以形成的充分条件，但应当是必要条件。在古代生存状态下，距离对于人际交往的限制要比近代大得多。如果人们不住一处，仅凭所谓共同祖先的“伦理”基础是很难保持稳定交往、发展公共认同并形成功能性组织的。如今人们论述“国权不下县”时往往强调古代技术条件对国家权力延伸的限制。其实制度化权力组织本身就是可以创造“奇迹”（当然不一定是好的奇迹）的。像金字塔、始皇陵那样靠近代技术也不容易搞起来的惊人之举就是明证。而相对于能够凭借权力调动各种资源的统治机器而言，传统技术条件对民间远距离交往的限制才真正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尤其在统治权力不喜欢这种交往(50)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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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血缘共同体（所谓家族或宗族）并不能提供——或者说不被允许提供有效的乡村“自治”资源，更谈不上以这些资源抗衡皇权。但是那时的乡村当然并不处于“无政府状态”，那么当时的“国家”是怎样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在汉魏之际、隋唐与明清间的几次较大的变革中这种控制有些什么变化？宋以后尤其是入清后的乡村宗族与所谓乡绅同朝廷、官府或所谓“国家”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的演变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意义又有什么关联？在中国（而非在西方）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建构”或乡村“去自治化”的过程，还是一个“乡村自治”或“去一元化”的过程？抑或是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各自都需要现代化？我们以后会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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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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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理财：《民主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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