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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后汉书》卷八十三《逢萌传》；《后汉书》志二十八《百官五·县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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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尹湾汉墓简牍释文》61：13；65：17。参见高敏：《试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5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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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后汉书》志二十八《百官五·县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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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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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犊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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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出处引书全名：《新简》为《居延新简》，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甘肃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甲乙编》为《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上海中华书局1980年版。《释文合校》为《居延汉简释文合校》，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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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秦晖：《郫县残碑与汉代蜀地农村社会》，《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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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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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原通称《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后俞伟超先生考证“父老”非僤名，“里父老”乃立碑者也，里僤同名，皆曰“侍廷”。见俞伟超：《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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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30～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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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30～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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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宁可、郝春文辑：《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170页，此件后缺，可能还不止9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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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同上书，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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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宁可、郝春文辑：《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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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参见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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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参见土肥义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中译载《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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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崛敏一：《中国古代の家と集落》，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版，第289～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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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唐代正史中唯一的姓氏村名“张村”（《新唐书》卷三十五）也在长安附近的关中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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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如唐代，据友人见告在《入唐求法巡礼记》中就有以姓名村之例，相信笔者陋见未及之处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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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韩非子·有度》：“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戚。……治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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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十论 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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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儒”与“法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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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从先秦直到明清延续数千年的关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的争论。“兼并”（亦作“并兼”）即今所谓的“两极分化”、“大鱼吃小鱼”之类。主张国家应当严厉制止这种事态的即为“抑兼并”，而主张国家应放任不管的即所谓“不抑兼并”。当代一些学者把它们看做是经济思想领域中国家统制派与自由放任派之争，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于是这种斗争似乎延续到了现代：改革前，尤其是在那些“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里，“抑兼并”的“法家政策”曾博得一片叫好；改革后的经商潮中，“不抑兼并”又受到不少赞扬。直到最近这类笔墨官司还时有所见(1)，这实在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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