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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速度是快些还是慢些，一步到位还是步步为营，这固然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当同步，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前者垄断着机会，后者承担着风险，前者享受“成果”，而后者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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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些自由竞争还是多些国家干预固然值得研究，但更重要的是无论竞争还是干预都有个“起点”问题，起点平等的竞争与“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后的“竞争”之区别，绝不是问一句“你是否拥护竞争”所能化解的。都说农村改革比国企改革好搞，因为农民比工人更能接受“竞争”。但倘若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场就宣布全村土地改为队长或书记的私人庄园，你想农民会接受这样的“竞争”么？都说无限制竞争会加剧社会不公，因此需要国家调节。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公是“竞争过度”还是起点（以及规则）不公所造成？为了更多的公平，我们应当限制竞争（或鼓励垄断）呢，还是应当为竞争寻求更公正的起点？这些问题是所谓“竞争的限度”问题能够取代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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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今日的中国，“改革”与“保守”之别乃至“激进”与“渐进”之别并不是很重要。这有一比：当一个宗法式大家庭难乎为继时，可能发生的最具爆炸性的矛盾往往不是要不要“分家”之争，而是怎样分配“家产”之争。这也就是公正问题。倘若不管这一点，任由大家长独霸家产而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家门，那将造成比不肯分家的“保守”政策更严重的事态。古今中外的许多变法、改革在这方面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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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已非昔比，历史的经验应当使我们变得更聪明，跳出“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怪圈应当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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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读书》1996年第9期葛剑雄《货殖何罪？》与1997年第1期谭平《是非曲直话货殖》两文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又一回合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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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安石：《兼并》，载《王临川集》，卷四，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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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书·贾谊传》，卷四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44页；崔实：《政论》，引自《通典》，卷一，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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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安石：《度支副使庭壁题名记》，载《王临川集》，卷八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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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安石：《兼并》，载《王临川集》，卷四，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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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子·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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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君书·说民》；《商君书·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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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盐铁论·轮重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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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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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明史·食货一》，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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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吴宽：《莫处士传》，载《匏翁家藏集》，卷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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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谈迁：《国榷·太租洪武十八年》，卷八，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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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明史·食货二》，卷七十八，《明史·食货一》，卷七十七，第18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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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顾炎武：《苏松二府田赋之重》，载《日知录》，卷之十，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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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韩非子·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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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梁启超：《王荆公》，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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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康熙）《河南通志》，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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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顺治）《鄢陵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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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汉书·王莽传（下）》，卷九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88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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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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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附《司马温公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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