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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韩非子·备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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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韩非子·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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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商君书·开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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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雍正）《朱批谕旨·田文镜奏折》七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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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韩非子·备内、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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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韩非子·奸劫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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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荀子·荣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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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管子·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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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王安石：《兼并》诗，见《王临川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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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商君书·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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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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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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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庄子·内篇·齐物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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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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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雍正“朱谕”第九函，第一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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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见拙文：《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载了刘小枫、林立伟编辑：《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变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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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一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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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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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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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夜观秦蜀地图》，《陆游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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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晏子春秋》卷七，《晏子再治东阿上计景公迎贺晏子辞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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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荀子·臣道》对此讲得最透：“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谏争辅拂之人信，则君过不远。”这里讲的当然还是忠君爱国之道而不是什么现代民权对君权的制约，但“辅君”辅到了“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的地步，“拂君”拂到了“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的地步，也真叫人叹为观止了。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专制君主能容忍这种“谏争辅拂之人”。而作为荀子后学的韩非、李斯之流按荀子的这种观点看，又何止“谓之国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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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三：《遣大臣考察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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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关于回避制的演变，明人谢肇淛概括最精：“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为官，如朱买臣即为会稽太守。宋时蔡君谟，莆人而三仕于闽。我国家惟武弁及广文不禁，其外则土官与曲阜令耳。……永乐中邵圯以浙人巡按两浙，则知国初尚无此禁也。南赣开府，兼制闽广，然蒙慎以广人，余从祖杰以闽人，皆尝为之。蒙不知云何，从祖当时已有称不便者。一二骄恣家奴且挟势不避监司矣。不如引嫌之为愈也。又河道总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驯以浙西人为之，每行文于监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之于今，此其一端也。”（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事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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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如雍正年间云南镇沅府、威远厅改流后，流官即行丈田加赋“山陬水湿，寸寸而丈量之，”“三月为期，照亩上价；逾限不上，入官变卖。”又乘机勒索，“暴虐夷庶”，“踢打众民，今日要草料，明日要柴薪，每目谢银四五钱”，结果土民“激发思变”，拥戴土司攻破府城。（魏源：《圣武记》卷七）又如普洱改流后，流官对茶叶实行垄断，“私相卖者罪之”，而宫府则“短价强买”，“百斤之价，只得其半”，加之“兵差络绎于道”，“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把土民搜刮得“酒不待熟，鸡不成蛋”。于是土千户集众造反，蔓延普洱、思茅、元江等地达三年之久（王崧：《云南备征志》卷十七，《云南事略》）。当时此类事件很多。参见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7～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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