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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是因为A与B、C与D这两种“文化划分”是互悖的：在前一种划分里分属两种“文化”的人，在后一种划分里完全可以同属一种文化：吃米饭者A与吃面包者B都属于后一划分中的“文化”C。反过来说，前一种划分里同属于一种“文化”的人，在后一种划分中也会分属两种“文化”——比方说同为吃米饭者，如果他并不禁止别人吃面包，那他就属于“文化”C，如果他禁止，则属于“文化”D。这样一来，在逻辑上“文化识别”就成为不可能。请注意这是在逻辑上不可能，不是说的经验边界模糊问题。如果一个人既喜欢吃米饭也喜欢吃面包，你可以说他既有文化A、也有文化B的成分，因此很难识别。但这只是个经验边界模糊问题，你不能因此说文化识别这件事本身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的确存在着只喜欢吃面包和只喜欢吃米饭的人，亦即文化A和文化B的确可分，尽管亦A亦B或非A非B的情况也不能排除。但如果只吃米饭者自己就可以既属于此文化也属于彼文化，而只吃米饭者和只吃面包者又都可以属于同一文化，那这种“文化识别”还有什么道理可言、还有什么意义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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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识别都不可能，更谈何“捍卫文化”？岂止“捍卫”，一切关于“文化”的讨论都将成为不可能。因为这种讨论将出现更滑稽的悖论：在前一种划分的意义上提倡文化宽容、文化多元或文化相对论，就意味着在后一划分意义上只能认同“文化C”而不能容忍“文化D”，即在这一划分中“文化宽容”之类命题是无意义的。而如果在后一划分中主张文化宽容（即认可文化D的不宽容原则）或文化相对（肯定D与C各有价值，不可比优劣），那在前一划分中的宽容、相对云云就全成了废话。为了使“文化讨论”有意义，在逻辑上就必须排除后一种划分。这与讨论者的价值偏好无关。你可以喜欢饮食管制，你可以说这种“制度”很好，或者说这种“规定”很好，但不能说这种“文化”很好，否则就没法跟你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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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文化”不可比，但“制度”有优劣。这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如果你是个文化决定论者，你可以把一切差异都看成各有其价值的“文化”之别（即上述A与B之别），当然就无所谓孰优孰劣，但你也就不要讲什么“跨文化的全人类价值”了。反之，如果你不赞成文化决定论而想从“跨文化的全人类价值”出发，那你就拿了一把“普世性”的标尺，就有义务用这把标尺找出C与D之别，并以此普遍价值为标准论其优劣。当然由于“主义”不同，即对此普遍价值的认识不同，到底是C优D劣还是D优C劣可以有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判断。“进步理论”斥责明清的专制制度造成了中国的“落后”，“世界体系理论”则抨击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剥削了第三世界并造成后者的不发达，当然也可以两者并用，让中国专制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国的衰落共负罪责。但不管怎样，放弃了文化类型史观和文化决定论，那就难免要讨论制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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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弗兰克却想另辟蹊径，既回避文化差异又回避制度差异，既要弘扬超越东西方的全人类普世价值又理解西方与东方的不同命运，而这种解释又要避开“文化”与“制度”，这就使自己陷入了逻辑困境之中。评论者都指出弗兰克大讲了一通东方的光荣之后，却未能成功地解释东方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老实说，仅此一点就使他的这部著作意义大减，因为东方昔日的光荣谁都知道，人们想弄明白的不就是光荣失去的原因么？）其实这不能怪他搜集的资料不足，而是他理论的逻辑困境使他无法解释。他不能不求助于那不是解释的解释即所谓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以及痛骂西方人（不是“西方文化”，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就是——杀千刀的西方人！）抢劫了美洲土著后用赃款“买了东方快车的末等客票”。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西方人”不作恶，东方就能永远光荣而西方只会永远衰败下去么？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可言(26)？如果不是这样，光骂骂西方人作恶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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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已经不是弗兰克个人的理论困境，而是这一类“非‘进步’的全球或全人类整体史观”面临的困境，它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代西方新左派历史理论的不成熟。这是不能只苛责于弗兰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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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十论 四、“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不是解释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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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可以说是弗兰克书中的一个核心慨念，从“前言”到结尾，全书频频谈到这个概念达百余次，并且在结尾的理论总结中把“周期还是直线”作为他的新体系与传统理论（从左到右的各种“西方中心论”）的根本区别之一，这一“周期”似乎成了他在否定“制度解释”和“文化解释”后唯一可用的解释武器，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今天，但凡经济繁荣的，就是因为处在“长波中的A阶段”，而经济衰落则是处在“B阶段”。这两个阶段互为因果，“导致亚洲在1750年以后衰落的原因”不是制度之弊或者欧洲的欺负，“而是亚洲本身强大引起的后果”，“同样，正是欧洲原先的孱弱才使得它在1800年以后蒸蒸日上”(27)。弱兮强所依，强兮弱所伏，强弱乃宿命，“周期”莫可赎，别的解释都成为多余(28)，而追究“制度”、“文化”的好坏自然也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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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弗兰克对这种“周期”之为“期”似乎未有定见。他提到过500年的长周期，“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1700年（按即三千多年）的长周期”，以及“五千年世界体系”的超长周期。而在中文版前言中他又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先进，直到鸦片战争后才衰落，“而这显然是暂时的”，现在它又将“再次占据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亦即中国几千年来几乎一贯先进，只有100多年“暂时”的例外——这已经非常近似于推翻一切“周期”论了。但另一方面，弗兰克又接受那种原初意义上的亦即“比较短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即50年左右的周期。据此他又讨论几百年至一千年内的第5、第11或第12乃至第19个长周期。他认为明以前中国似乎上千年来都处于世界先进的“A阶段”，但明清之际却出现了“二三十年的短期危机”，恰巧构成“康德拉季耶夫B阶段”——“这种下降阶段通常持续二三十年”（321页），但是，上升的“康德拉季耶夫A阶段”又“通常持续”多少年呢？难道会是上千年吗？那种持续繁荣上千年乃至数千年而只是偶尔有二三十年“短期危机”（相反，对“西方”而言则是上千年的“孱弱”加上偶尔的“短期”繁荣）的状态能说是“周期”，而且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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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弗兰克的“周期”概念是太随心所欲了。固然作为人类社会运动的“周期”不可能像物理学意义上的周期那样严格，而且历史循环论或曰“周期”史观也非弗兰克首创，从年鉴派学者、波斯坦、沃勒斯坦到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在泛化的意义上使用“长周期”、“长波”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来描述长时段历史、尤其是经济史的，在西方学界不乏其人。与他们相比，弗兰克的特点一是更加泛化，把从数千年到几十年的变化都说成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确是他的创新，二是别人（包括康德拉季耶夫本人）仅仅以“长周期”来描述或归纳某种现象，而对形成这种周期的原因另有制度的、文化的、环境的或技术的解释，例如与弗兰克渊源很深的沃勒斯坦就认为祸根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弗兰克简单地否定了这些解释，自己也不另解释，而是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本身推出来作为解释。这未免有搪塞之嫌，而且也与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学说完全不是一回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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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1892—1941）是十月革命前后都很活跃的俄国著名学者，作为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声誉主要来自“长波”理论，所谓“长波”是指经济成长的宏观过程中上升与衰落交替出现的一种周期性波动。与当时常说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相比，这种周期的波动要长得多。在康德拉季耶夫以前，人们已经注意到经济史上长时段的繁荣与萧条中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弗塔利昂、帕累托、雷诺伊和斯皮索夫等经济学家都各自提出过这种设想，康德拉季耶夫的老师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也以研究“企业周期”而知名。但是把这些设想系统化并用大量经验统计数据予以支持，使之成为一种周期理论的，正是康德拉季耶夫。因此，1939年由美国经济学家J·A·熊彼特提议后，世界经济学界都接受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术语作为经济成长中长时段波动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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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氏关于经济成长中存在着有规律的长期波动的学说形成于1919～1920年写成（1922年出版）的《战时及战后时期世界经济及其波动》一书，此后他又先后发表了《经济生活中的长波》（1925年）、《大经济周期》（1928年）等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康德拉季耶夫分析了英、法、美、德以及世界经济的大量统计数据，发现发达商品经济中存在着为期54年的周期性波动。按他的说法，世界经济中的第一“长波”从18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开始，至1810～1817年为上升期，1810～1817年至1844～1851年为衰落期；第二长波开始于1844～1851年，从那时起到1870～1875年为上升期，1870～1875年至1890～1896年为衰落期；第三长波开始于1890～1896年，至1915～1920年为上升期，而衰落期可能开始于1914～1920年间，至他著书之时仍在继续(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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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认为，他所掌握的统计数据中除法国棉花消费、美国的木材与糖的生产等几个少数事例以及美国内战与拿破仑战争这样的非常事件影响以外，世界各国不同经济部门中的价格指数、利润率、工资、外贸以及生产与消费数据等方面，都受这种周期性波动的制约。但是，康德拉季耶夫也承认“长波”理论主要是建立在经验统计的基础之上，他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经济生活中这种现象的产生机制。康氏认为，“长波”背后肯定隐藏着资本主义本质所固有的因素，但他所列举的这些因素，诸如由发明与发现引起的重大技术进步、战争与社会动乱、农业周期对整个经济周期的影响、黄金的发现以及长周期与中短周期的相互作用等，都显得支离破碎，相互间看不出多少因果联系。在他的学术生涯临近终结的1928年，他突出强调了固定资本再投资的周期性对“长波”的影响(31)。显然，他在努力使他的理论与当时在苏联居于正统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周期危机的理论相适应，但他很快就在农业集体化中被当成异端而被捕并死于大肃反，这一努力遂告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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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波”理论在当代世界经济学中之所以享有公认的地位，首先是由于它建立了一种历史、经济理论与统计学分析相结合研究长时段经济发展规律的模式，从而奠定了当代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32)。其次，至今为止的研究中发现的各种经济周期（奇特金周期、尤格拉周期、库茨涅茨周期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最长的周期，因而对从宏观上揭示经济成长过程的本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康德拉季耶夫的著作被介绍到西方后立即引起了注意(33)。关于“长波”是否存在以及导致“长波”的原因和机制的讨论几十年来长盛不衰，怀疑乃至否定“长波”的学说姑且不论，仅肯定“长波”存在并解释其原因的理论就达8种之多（即技术革新论、战争—革命论、黄金数量论、农业景气论、资本更新论、债务循环论、分配不均论与太阳活动论）(34)。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代发展经济学是在对康氏理论的讨论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最后，康德拉季耶夫运用他的这一理论在20年代初断言从1914～1920年左右起世界经济将开始“第三长波”的衰落期，而后来两次大战之间景气短暂、危机频繁的事实，尤其是1929年起连续数年“大萧条”的事实似乎也证实了他的预言，这也极大地增强了“长波理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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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由于“长波理论”本身具有康德拉季耶夫也承认的经验性、假说性与不完善性，由于发展经济学几十年来的进步，康氏的许多具体结论早已过时，方法上也显出时代的局限，反映当代西方经济学水平的《经济学百科全书》这样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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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仅仅两个半周期不足以建立这样一个假说。其次，那些采用了别的技术以消除偏差及短周期影响的研究者没有发现康德拉季耶夫所发现的那种模式。另一点常被提及的是，康氏观点的仅有的强有力的支持只被发现于价格水平数列和利润率方面，而像生产与消费数据这样的现实数列似乎并未显示出与长周期的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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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康氏长波的兴趣已在减少，而更晚近的对中间周期的分析已经集中在西蒙·库茨涅茨发展起来的平均持续15～20年的周期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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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批评基本上是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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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以发达市场经济为对象的“行情周期”理论，形式上以近代西方经济史为经验对象。康氏自己在提出这个理论时就指出他当时所在的不搞市场经济的俄国不适用此理论。用这个理论来套非西方的、非市场经济的、全世界整个人类文明时代的经济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西方中心”态度，比据说是“以西方经验套用于人类”的社会形态演进史观犹有过之。这对于高举“反西方中心论”大旗的弗兰克而言不啻一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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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如上所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个术语所指称的现象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存在又是由于什么原因，都是不清楚的。经济学家就此形成种种歧见，而且总的来讲晚近的趋向是对康氏的说法不以为然。现在弗兰克大讲康氏周期，又有多少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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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康氏周期即便存在，也只是一种现象，它本身是需要解释的，包括康氏和熊彼特在内，相信存在这一现象的人们也确实在努力予以解释，而弗兰克把现象本身当做解释，这只能属于“不是解释的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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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经济学上本有其明确的所指，它是一种平均约为54年的兴衰周期。虽然历史学著述借用经济学概念时出现泛化是可以理解的，但像弗兰克那样把从几千年到几十年的过程都算做“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也未免过分了。依了这种逻辑，恐龙的兴衰乃至天体的生灭是否都可以叫做“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而且可以以这个概念作为原因来解释过程本身？苟如此，人们还有什么“谜”是不可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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