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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哪一种情况，“西方中心论”都是个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在前两种情况下谁都不是什么“中心论”者，因而批判“中心论”犹如堂·吉诃德战风车，在后一种情况下谁都是“中心论”者，因而指责某人是“中心论者”实为最无须智力的“智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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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西方文化批判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即把视线转向“东方”，这当然和西方本身的“问题情结”有很重要的联系。实际上“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尤其刺猬们更是如此，狐狸们也不能完全摆脱，刺猬和狐狸的区别也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纯粹的刺猬和狐狸。之所以近20年来人们“重新面向东方”，与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左派思潮的危机同时存在大有关系。以前人们对西方主流体制的批判寄托于传统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这个资源也产生问题了。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的胜利”似乎也为时很短，无论是西方本身、转轨中的东欧还是“南北关系”都又出现了许多问题。既然西方的主流话语和非主流话语、批判性话语和巩固性话语都产生了问题，那么大家就都觉得好像东方是新资源的所在。这不仅左派如此，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也有这个趋势。用“东方（自然包括中国）经验”来证明自由主义尤其是保守主义理论，现在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前些年在中国很热了一阵子的奈斯比特的《亚洲大趋势》就是把亚洲当做自由主义的典范，并教训西方人应该向“东方”学习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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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今弘扬“东方”的不仅是左派，甚至连休克疗法的发明者J·萨克斯也很推崇“东方”（与弗兰克一样主要也指中国），正是他向东欧介绍亚洲经验，四小龙的经验，尤其是中国改革的经验。他分析东欧转轨为什么失败，就因为东欧社会福利太多了，工会太强大了。他向捷克总理克劳斯建议学习中国、学习东亚，它们不搞社会福利，它们把所有的社会负担都推给家庭，于是它们成功了。中国更了不起，那里根本不许搞工会，怪不得资本家都争相去投资！你们东欧能比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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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经济转轨问题上，左派、右派似乎都成了“东方中心论”者，都在以“中国的经验”教训欧洲人应当如何干。萨克斯教训欧洲人应当学习中国禁止民间工会，崔之元教训欧洲人应当学习中国搞“鞍钢宪法”——人们能把他们在“东方中心论”的名义下一锅煮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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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尽管由于某种原因左右派都称道“东方”，“东方”好像既是社会主义的希望所在，又是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希望所在，但我们没有理由去忽视“主义”本身所给出的真问题，而沉迷于所谓“东方”还是“西方”这样的假问题，并以那种所谓萨克斯和崔之元都是“东方中心论者”的昏话把人搞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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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那种所谓马克思与哈耶克等都是“西方中心论者”这样似是而非意义可疑的话也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知。西方中心也好，东方中心也好，也许我们讨论的都是伪问题。捧“西方”的人和捧“东方”的人各自内部之间的区别远远大于这两种所谓的“中心论”之间的区别。而某些褒“西”贬“东”者和另一些褒“东”贬“西”者之间却可能比什么“中心论”内部有更大的一致性。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话，总有一个他是西方人、我是中国人的情结，更有一种自以为代表“东方”去与整个“西方”对阵的爱好，殊不知这种代表权是极为可疑的。假定中国人是一种立场，西方人是另一种立场，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讨论西方中心论，要小心别把真问题掩盖了。说马克思和自由主义者都是西方中心论，其实两者间最大的问题，如自由与平等的紧张关系问题，其实质化程度，远远超过了什么东方、西方论以及什么哪一段时间是东方、哪一段是西方的说法。不能把它一锅煮，说这都是西方立场，而不去探讨实质性的问题。现实社会主义衰败了，自由主义也面临很多问题，究竟人类的道路在哪里，这只能从普世的角度，而不是什么西方或东方的角度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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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几年《东方》杂志上有句话：谁是“东方”？小心地球是圆的，向东，向东，没准儿又回到了原地。愿人们在“重新面向东方”时想想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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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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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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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一卷，第31、122页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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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ercantilism，其实就是经济学界通译的“重商主义”，中国的“弗兰克讨论”由于是行外人发起但又喜欢袭用西方行内的书评语言，便出现了这么个怪怪的“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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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秦晖：《汉金新论》，载《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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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史记·大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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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汉书·地理志》“黄支国”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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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汉书·地理志》及《史记·大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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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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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苏辙：《栾城集》卷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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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三，熙宁十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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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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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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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乔幼梅：《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18～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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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T．Frank，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Vol．1，Rome and Italy of the Republic．New Jersey：Pageant．1 959．pp．26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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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Frank，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Vol．5，Rome and Italy of the Empire．New Jersey：Pageant．1959．pp．32，232，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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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R．Duncan-Jones，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Quantitative Stud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12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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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一卷，第548～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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