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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J．Barry and C．Jones（eds．），Medicine and Charity before the Welfare State．London，1991．pp．17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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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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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下所述，关于这种“周期”的原因如今有多种假说，但似乎还没有把抢劫当成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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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弗兰克原书中译本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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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强弱互易现象中外学界均早有人指出，如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者孙达人就有“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之说。但孙达人对他归纳的这种现象有自己的一套原因解释，而不是把现象本身当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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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我们在十多年前对康氏学说作过系统介绍，参见金雁：《论康德拉季耶夫及其经济思想》，载《苏联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以下关于康氏的资料如无另注均参见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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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康德拉季耶夫：《大经济周期》，莫斯科1928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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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康德拉季耶夫：《工农业价格动态》见《行情问题》，莫斯科行情所1928年，第4期，第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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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J·A·熊彼特：《行情周期：对资本主义进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学分析》，纽约—伦敦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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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于问世的次年即1926年被译为德文，1935年又译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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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商业周期与自然现象》见《参考消息》1988年7月7～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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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经济学百科全书》，纽约1980年版，第580～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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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朱学勤：《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读书》199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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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读书》2000年第5期）称弗兰克曾对其言：“我曾经梦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错了。”如果确有其事，应该是这种无奈的自道。当然，欧洲左派的这种无奈并不会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高兴，因为“改变之梦”的人文理念实际上是两者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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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已经有评论者指出弗兰克也未能完全摆脱所谓“西方中心论”，本文第二节已提到这个说法极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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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苏义：《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载《火凤凰与猫头鹰》，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8～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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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Lidove Noviny（Prague）20/1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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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十论 公社之谜——农业集体化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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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社建立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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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国农村出现的“人民公社”制度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改革大潮中解体，标志着“计划经济”(1)在中国农业中的失败。“计划农业”的失败在世界上是普遍现象，甚至由此造成大饥荒的也不只中国，从越南到苏俄都有类似经历，人们对此已经讲得很多。本文要解释的，则是中国人民公社在一般“计划农业”中所显示的独特之谜，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前公社”的传统农村，更涉及对“再公社”的农村改革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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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个谜是：为什么“小私有”的中国农民会比俄国的村社农民更易于被集体化？许多人曾指出俄国农村公社传统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影响。斯大林就曾把俄国农民的米尔公社土地公有、劳动组合传统视为集体化之可行的最重要依据。他宣称恩格斯在改造农民问题上过于谨慎，是由于西欧农民有小土地私有制；而俄国没有这种东西，因此集体化能够“比较容易和比较迅速地发展”(2)。后来的苏联学者也认为，苏联的集体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对传统公社的利用”(3)。而中国似乎并无这种“传统公社”可利用，并且中国农民有比西欧农民更为悠久的“小私有”传统。因此，当年中国推行集体化时，许多苏联人对其可行性是极为怀疑的。当时农口各部门的不少苏联专家都对这种做法表示异议，其影响所及，农口的一些老领导至今仍然这样总结集体化的教训：集体化是根据具有公社传统的苏联人的实践提出的，比较符合他们的国情。而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照搬这一套行不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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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集体化的历史却与上述推论相反，中国农民虽然不像毛泽东断言的那样有“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并不喜欢集体化，但他们也并未表现出捍卫“小私有”的意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年苏联为了迫使农民——土地公有的传统村社社员接受集体化，曾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成师的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他们也是“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仅在1930年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万人。“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四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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