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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090 (26) 如下所述,关于这种“周期”的原因如今有多种假说,但似乎还没有把抢劫当成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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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092 (27) 弗兰克原书中译本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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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094 (28) 强弱互易现象中外学界均早有人指出,如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者孙达人就有“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之说。但孙达人对他归纳的这种现象有自己的一套原因解释,而不是把现象本身当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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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096 (29) 我们在十多年前对康氏学说作过系统介绍,参见金雁:《论康德拉季耶夫及其经济思想》,载《苏联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以下关于康氏的资料如无另注均参见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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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098 (30) 康德拉季耶夫:《大经济周期》,莫斯科1928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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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00 (31) 康德拉季耶夫:《工农业价格动态》见《行情问题》,莫斯科行情所1928年,第4期,第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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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02 (32) J·A·熊彼特:《行情周期:对资本主义进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学分析》,纽约—伦敦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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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04 (33) 《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于问世的次年即1926年被译为德文,1935年又译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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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06 (34) 《商业周期与自然现象》见《参考消息》1988年7月7~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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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08 (35) 《经济学百科全书》,纽约1980年版,第580~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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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10 (36)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朱学勤:《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读书》199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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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12 (37) 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读书》2000年第5期)称弗兰克曾对其言:“我曾经梦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错了。”如果确有其事,应该是这种无奈的自道。当然,欧洲左派的这种无奈并不会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高兴,因为“改变之梦”的人文理念实际上是两者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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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14 (38) 已经有评论者指出弗兰克也未能完全摆脱所谓“西方中心论”,本文第二节已提到这个说法极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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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16 (39) 苏义:《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载《火凤凰与猫头鹰》,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8~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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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18 (40) Lidove Noviny(Prague)20/1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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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24 传统十论 公社之谜——农业集体化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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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27 一、公社建立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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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29 1958年中国农村出现的“人民公社”制度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改革大潮中解体,标志着“计划经济”(1)在中国农业中的失败。“计划农业”的失败在世界上是普遍现象,甚至由此造成大饥荒的也不只中国,从越南到苏俄都有类似经历,人们对此已经讲得很多。本文要解释的,则是中国人民公社在一般“计划农业”中所显示的独特之谜,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前公社”的传统农村,更涉及对“再公社”的农村改革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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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31 最重要的一个谜是:为什么“小私有”的中国农民会比俄国的村社农民更易于被集体化?许多人曾指出俄国农村公社传统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影响。斯大林就曾把俄国农民的米尔公社土地公有、劳动组合传统视为集体化之可行的最重要依据。他宣称恩格斯在改造农民问题上过于谨慎,是由于西欧农民有小土地私有制;而俄国没有这种东西,因此集体化能够“比较容易和比较迅速地发展”(2)。后来的苏联学者也认为,苏联的集体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对传统公社的利用”(3)。而中国似乎并无这种“传统公社”可利用,并且中国农民有比西欧农民更为悠久的“小私有”传统。因此,当年中国推行集体化时,许多苏联人对其可行性是极为怀疑的。当时农口各部门的不少苏联专家都对这种做法表示异议,其影响所及,农口的一些老领导至今仍然这样总结集体化的教训:集体化是根据具有公社传统的苏联人的实践提出的,比较符合他们的国情。而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照搬这一套行不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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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33 然而集体化的历史却与上述推论相反,中国农民虽然不像毛泽东断言的那样有“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并不喜欢集体化,但他们也并未表现出捍卫“小私有”的意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年苏联为了迫使农民——土地公有的传统村社社员接受集体化,曾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成师的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他们也是“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仅在1930年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万人。“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四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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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35 集体化在中国遇到的阻力就小得多。中国农民抵制集体化的高潮发生在1956年的高级社时期。据近年披露的资料,当年在广东、浙江与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的风潮最剧。广东灵山县有7个区、20多个乡出现“混乱现象”,因闹退社而发生多起包围、殴打区乡干部和社主任的事件;中山县16个乡600多名农民到广州向省政府请愿(6);还发生了抬菩萨游行、殴打干部的“永宁、曹址事件”(7)。江苏泰县农潮“在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2000多人到县里请愿,有的地方“由‘文’闹发展到‘武’闹”,并自发结盟,“提出‘有马同骑,有祸同当’,订出退社后互助互济解决困难的办法”。该次农潮较有组织,“许多闹事有党员和干部参与领导”,并提出只准中贫农参加,“不要地主富农”的策略(8)。浙江是全国农潮最严重的省份,宁波专区有5%社员退社,想退社而未遂的达20%,为全国之冠。据当时赶往处置的中央农工部二处处长霍泛回忆:“我们到萧山县和上虞县的公路上,就遇到数百人的农民队伍迎面而来。省里同志说,这就是去闹退社的,我们的车躲开点,免生麻烦,可见农村确实不够稳定。到了上虞县委,得知不久前县领导机关受农民队伍冲击……全县农业社的生产多数暂时处于涣散状态。”仙居县的事态最严重,在“接近于农民暴动”的“仙居事件”中,数千农民进城“围攻领导,将县政府和公安局的门窗都打烂了,呼喊着退社、退回耕畜、农具和土地”(9),全县“在群众闹事中合作社一哄而散,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百分之九十一退到了百分之十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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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5137 但这些农潮若与苏联相比就小得多。为平息农潮,当局在1957年借反右运动之势在农村采取行动,广东省一个月内批判斗争1.6万人、逮捕两千余人,“几乎全部是富裕中农,这才稳定了集体化的初始局面”(11)。而为平定“仙居事件”,浙江省当局在该县逮捕9人、拘留42人(12)。这些规模不仅无法与苏联相比,而且也没有动用过正规军。1956年农潮之后到1958年公社化时,农民就再未发生反抗之风,甚至在大饥荒导致上千万人饿死时亦然。另外,中国在1955年春初级社时曾发生与苏联当年类似的农民屠宰牲畜之风,但规模要小得多,而到“高级化”与“公社化”时就再未出现这种消极反抗现象。由于当时把未经特许宰杀役畜列为刑事犯罪,因此甚至在三年大饥荒时也未出现大规模宰畜之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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