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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下所述，关于这种“周期”的原因如今有多种假说，但似乎还没有把抢劫当成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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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弗兰克原书中译本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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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强弱互易现象中外学界均早有人指出，如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者孙达人就有“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之说。但孙达人对他归纳的这种现象有自己的一套原因解释，而不是把现象本身当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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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我们在十多年前对康氏学说作过系统介绍，参见金雁：《论康德拉季耶夫及其经济思想》，载《苏联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以下关于康氏的资料如无另注均参见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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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康德拉季耶夫：《大经济周期》，莫斯科1928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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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康德拉季耶夫：《工农业价格动态》见《行情问题》，莫斯科行情所1928年，第4期，第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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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J·A·熊彼特：《行情周期：对资本主义进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学分析》，纽约—伦敦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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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于问世的次年即1926年被译为德文，1935年又译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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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商业周期与自然现象》见《参考消息》1988年7月7～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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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经济学百科全书》，纽约1980年版，第580～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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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朱学勤：《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读书》199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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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读书》2000年第5期）称弗兰克曾对其言：“我曾经梦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错了。”如果确有其事，应该是这种无奈的自道。当然，欧洲左派的这种无奈并不会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高兴，因为“改变之梦”的人文理念实际上是两者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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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已经有评论者指出弗兰克也未能完全摆脱所谓“西方中心论”，本文第二节已提到这个说法极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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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苏义：《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载《火凤凰与猫头鹰》，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8～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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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Lidove Noviny（Prague）20/1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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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十论 公社之谜——农业集体化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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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社建立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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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国农村出现的“人民公社”制度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改革大潮中解体，标志着“计划经济”(1)在中国农业中的失败。“计划农业”的失败在世界上是普遍现象，甚至由此造成大饥荒的也不只中国，从越南到苏俄都有类似经历，人们对此已经讲得很多。本文要解释的，则是中国人民公社在一般“计划农业”中所显示的独特之谜，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前公社”的传统农村，更涉及对“再公社”的农村改革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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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个谜是：为什么“小私有”的中国农民会比俄国的村社农民更易于被集体化？许多人曾指出俄国农村公社传统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影响。斯大林就曾把俄国农民的米尔公社土地公有、劳动组合传统视为集体化之可行的最重要依据。他宣称恩格斯在改造农民问题上过于谨慎，是由于西欧农民有小土地私有制；而俄国没有这种东西，因此集体化能够“比较容易和比较迅速地发展”(2)。后来的苏联学者也认为，苏联的集体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对传统公社的利用”(3)。而中国似乎并无这种“传统公社”可利用，并且中国农民有比西欧农民更为悠久的“小私有”传统。因此，当年中国推行集体化时，许多苏联人对其可行性是极为怀疑的。当时农口各部门的不少苏联专家都对这种做法表示异议，其影响所及，农口的一些老领导至今仍然这样总结集体化的教训：集体化是根据具有公社传统的苏联人的实践提出的，比较符合他们的国情。而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照搬这一套行不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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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集体化的历史却与上述推论相反，中国农民虽然不像毛泽东断言的那样有“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并不喜欢集体化，但他们也并未表现出捍卫“小私有”的意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年苏联为了迫使农民——土地公有的传统村社社员接受集体化，曾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成师的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他们也是“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仅在1930年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万人。“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四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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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在中国遇到的阻力就小得多。中国农民抵制集体化的高潮发生在1956年的高级社时期。据近年披露的资料，当年在广东、浙江与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的风潮最剧。广东灵山县有7个区、20多个乡出现“混乱现象”，因闹退社而发生多起包围、殴打区乡干部和社主任的事件；中山县16个乡600多名农民到广州向省政府请愿(6)；还发生了抬菩萨游行、殴打干部的“永宁、曹址事件”(7)。江苏泰县农潮“在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2000多人到县里请愿，有的地方“由‘文’闹发展到‘武’闹”，并自发结盟，“提出‘有马同骑，有祸同当’，订出退社后互助互济解决困难的办法”。该次农潮较有组织，“许多闹事有党员和干部参与领导”，并提出只准中贫农参加，“不要地主富农”的策略(8)。浙江是全国农潮最严重的省份，宁波专区有5％社员退社，想退社而未遂的达20％，为全国之冠。据当时赶往处置的中央农工部二处处长霍泛回忆：“我们到萧山县和上虞县的公路上，就遇到数百人的农民队伍迎面而来。省里同志说，这就是去闹退社的，我们的车躲开点，免生麻烦，可见农村确实不够稳定。到了上虞县委，得知不久前县领导机关受农民队伍冲击……全县农业社的生产多数暂时处于涣散状态。”仙居县的事态最严重，在“接近于农民暴动”的“仙居事件”中，数千农民进城“围攻领导，将县政府和公安局的门窗都打烂了，呼喊着退社、退回耕畜、农具和土地”(9)，全县“在群众闹事中合作社一哄而散，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百分之九十一退到了百分之十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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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农潮若与苏联相比就小得多。为平息农潮，当局在1957年借反右运动之势在农村采取行动，广东省一个月内批判斗争1.6万人、逮捕两千余人，“几乎全部是富裕中农，这才稳定了集体化的初始局面”(11)。而为平定“仙居事件”，浙江省当局在该县逮捕9人、拘留42人(12)。这些规模不仅无法与苏联相比，而且也没有动用过正规军。1956年农潮之后到1958年公社化时，农民就再未发生反抗之风，甚至在大饥荒导致上千万人饿死时亦然。另外，中国在1955年春初级社时曾发生与苏联当年类似的农民屠宰牲畜之风，但规模要小得多，而到“高级化”与“公社化”时就再未出现这种消极反抗现象。由于当时把未经特许宰杀役畜列为刑事犯罪，因此甚至在三年大饥荒时也未出现大规模宰畜之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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