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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进入个人本位的现代社会的西方人对此难于理解。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越南失败后，西方学界出现了研究亚洲农民之热，而斯科特（James C．Scott）与波普金（Samuel L．Popkin）就此发起了“道德农民”还是“理性农民”的论战。前者认为亚洲农民传统上认同小共同体，社区利益高于个人权利，习惯法的“小传统”常重新分配富人财产以维护集体的生存(52)；后者则指出农民是“理性的个人主义者”，村落只是空间上的概念，并无利益上的认同纽带，村民互相竞争并追求利益最大化(53)。然而，这两方都没有想到：在“小共同体的道德自治”与“理性的个人主义者”之外有没有第三状态？农村对社区、宗族缺少依附感，就意味着它成了“便士资本家”？反之，农民若不习惯自由竞争，就一定会是个小共同体崇拜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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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中国农村社区、村落、宗族的研究成为热点，受国外小共同体争论的影响，强调乡土中国伦理自治的论点十分盛行。这种看法如与1949年以后的农村相比无疑有部分道理，就国家权力对村内生活的干预而言，1949年以后尤其是集体化以后的农村确实比以前突出得多。但若就文化形态比较而言，则不是家族主义或社区主义，而是国家主义加“伪个人主义”构成中国传统的特点。绝对地看，传统中国社会当然并非完全没有“小共同体认同”，但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西欧的村社、行会、教区、采邑、俄罗斯的米尔和南欧的扎德鲁加（家族公社）等“非国家”社群的内聚与自治能力，在传统中国总的来讲是不存在的。过去受“村社解体产生私有制”理论影响，长期以来否认中国古代有过“自由私有制”的人总是强调小共同体的限制因素，如土地买卖中的“亲族邻里优先权”与析产遗嘱中的“合族甘结”之类。但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小农”抗御此种限制的能力，要比例如俄国农民抗御村社限制的能力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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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方面，这些缺乏自治纽带的“小农”对大共同体的制御能力却很差。历史上因缺乏村社传统而显得更为“私有”化的中国农民，反而更易受制于国家的土地统制，如曹魏屯田、西晋占田、北朝隋唐均田、北宋的“括田”与南宋的“公田”、明初“籍诸豪民田以为官田”以至“苏州一府无虑皆官田，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直到清代的圈占旗地等。中国古时也有土地还授之制，但那不是村社而是国家行为；中国农民历史上也有迁徙限制，但那不是米尔而是国家对“编户齐民”的约束；中国人知道朝廷的“什伍连坐”之法，但不知何为“村社连环保”；中国农民知道给私人地主交租、给朝廷纳粮当差，却很难理解俄国农民对村社的交纳达26％是怎么回事(54)。中国人因无村社而有“私有制”，因无贵族政治而有“文官制度”，因无村会裁判与行会裁决而有法家的“法制”，但这一切并没有使中国走向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却使中国更容易地建立了比传统时代更强化的大共同体一元化统治。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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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大二公”取代“一小二私”的人民公社，并不像它表面上看那样“反传统”。而毛泽东在公社制度最极端化的文革中发动弘扬“法家”的运动，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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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人身依附的共同体社会向个性自由的公民社会转变的过程。但在不同的民族，压抑公民个性与个人权利的传统共同体结构是不同的，公民权利的成长过程因而也会不同。在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欧，当公民个人权利的力量还很弱小时曾出现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即公民首先借助大共同体的力量来摆脱采邑、教区、行会、村社等小共同体的束缚，当公民权利成长起来后，才与王权决裂并开创公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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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大共同体本位的中国，公民权利的发展障碍主要来自“王权”本身，因而中国现代化进程就可能会采取一种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的路径。这也许是我们认识中国改革，尤其是中国改革的突破口，也是改革最成功部分的农村改革之奥秘的关键。这就是与“公社建立之谜”相关的另一个谜——农村改革之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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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科学主义的理性规划思想之产物，在农民中国是否存在是值得怀疑的。中国农业中存在的毋宁说是官府控制但却谈不上什么“科学计划”的经济，即J·R·希克斯视为市场经济以前之传统经济范畴的“命令终济”（J．R，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Oxford：Clarendon．1969）。但为顺应通行表述习惯，笔者仍使用“计划经济”这一名词，但加以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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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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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П·Данилов и Э·В·Данилова，Община·ВСЭ·Тре·Изд·Т·18，M·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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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例如，杜润生在为沈志华著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所作的序中就认为：“苏俄集体化的设想就是针对俄国的这种状况（按即村社传统）提出的。把这种长期在村社制度中生活过来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搞集体的耕作，其愿望显然是含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要把它照搬到中国，就产生了对象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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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沈志华：《新社会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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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1981年印行，第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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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1997年自印本，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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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1981年印行，第686～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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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回忆邓子恢》，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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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1981年印行，第6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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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人员王立诚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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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1981年印行，第691～6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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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前广西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因抵制集体化被打成右派，判刑劳改。他对笔者回忆说当时在他服刑的石榴河农场就有来自广西各地农村的200多个“私杀耕牛犯”，他们多是生产队长，在大饥荒中不忍眼看村民饿死而违禁杀牛救饥的。但当时能这样为村民承担责任的人当然不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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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世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70～85页。该书强调七里营、嵖岈山等基层“创举”对毛泽东的影响。在大陆以外，金观涛、刘青峰也认为合作化是农村基层干部自发发动的，毛泽东只是未加阻拦或放弃了阻拦而已（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但他们未论及公社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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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7～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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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正式名称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展开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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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即《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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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实践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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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康健：《辉煌的幻灭》，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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