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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汉书·贾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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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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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汉书·朱博传》，《后汉书·吴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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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王符：《潜夫论·爱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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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卢跃刚：《大国寡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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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参见拙文：《“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社会学研究》1998年5—6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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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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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J．C．Scott，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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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S．Popkin，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py in Vietnam，Berkeley．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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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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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十论 土地改革＝民主革命？集体化＝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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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农问题”如今日益引起上下的关注。然而三农之成为问题并不始于今日，亦不限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讲它是世界各国进入现代化时面临的普遍问题。我们所面对的特殊性一方面固然源于特定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也是普遍性问题在我们这里的积重难返。但过去的路径依赖并不是我们一家的独自选择。自20世纪初俄国发生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引起强烈反弹以来，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一支中形成了通过平分土地完成“民主革命”，再通过集体化建立“社会主义”这样一种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这种理论模式不仅在中俄等国形成了实践的路径，成为“列宁主义”的基本成分之一，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许多农民问题理论与实践产生强烈影响。但这种理论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差异，以及它在社会思想史上真正继承的那些资源，并没有得到透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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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凡是”时代，从思想宗师那里寻找章句以支持改革的“托古改制”方式也已基本成为过去。但是严肃的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变革史研究从来就是互为表里。况且今天一如过去与未来，农民问题一如其他问题，仍然会存在思想与实践的多元性，包括存在各种左派或新左派选择。因此从思想史上理清150年来农民问题上的“主义”变迁，仍然对农民“问题”本身的解决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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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十论 一、“两种保守性”与小生产衰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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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经典作家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谈论农民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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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角度，认为农业问题的方向是公有制与“社会化”。而农民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谓“小资产阶级两重性”或曰“摇摆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1)的性质；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作为劳动者可能会跟无产阶级走，接受社会化的改造；作为私有者又可能跟资产阶级走，发生“商品生产者的自发倾向”。而这两重性中何者居于主要地位，则以农民中的阶层不同（大农更多一些私有者属性，小农更多一些劳动者属性）以及具体的利害关系背景有所变化。此外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认为家庭经营是落后的，要为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不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就是被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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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产生了关于农民的“两种保守性”的观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担心农民作为私有者、小资产阶级与商品生产者会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时跟着前者而反对后者，从而表现出“路易·波拿巴式的保守”。恩格斯说：“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胧的社会主义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我们大家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苦于这一勋业的后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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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传统“小生产”的体现者，他们如果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又可能意味着传统对现代化、“小生产”对“大生产”的抵制，从而表现出“万代式的保守”，因而无产阶级也不能接受。马克思曾多次谈论过对“农民的万代”的担忧。而欧洲最典型的农民国家沙皇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曾普遍认为：“专制制度的支柱应当（而且可以）不是贵族，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农民民主派’。”(3)这种看法似乎从反面得到了证实：当时沙皇政府的确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乃至贵族都不可靠，“皇帝和国家唯一可以依靠的阶层是农民”的判断(4)。甚至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也被认为具有这种保守性质，“宁可一切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5)的想法是农民皇权主义的基础。这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担心，面对资产阶级革命“专制政府可能利用农民来采取某种冒险举动”(6)，并认真考虑过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与资产阶级妥协以对付农民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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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农民无论是跟着资产阶级走还是与资产阶级冲突，似乎都不是好事，都是“保守”乃至“反动”的体现。所以毫不奇怪，在马克思与恩格斯身居英国从事写作的时代，他们对“农民保守性”是看得更重的。《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农民有反现代化倾向因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7)之论断，《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关于农民是“一口袋马铃薯”的论点，都是马克思农民观中十分经典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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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处的西欧，尤其是英国社会发展提供的体验。过去有一种说法，世界各国都没能消灭农民家庭经济，只有英国成功地用大农场取代了小农经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19世纪号称农场化最典型的时代，英国仍有40％左右的耕地是由家庭农场而不是建立在雇佣制基础上的大农场来经营的。而且以后这个比例更大了。实际上到了恩格斯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一代进入理论创作活动时，一种不同于马克思设想的趋势已经在西方农业近代化进程中表现得很明显，“农业的发展中并没有走向大生产的倾向，恰恰相反，在农业发展的范围以内，大生产并不常是较高的生产形式”(8)。但尽管如此，19世纪中期生活在英国的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可以以当时当地的经验为依据预言小农的灭亡：“我们假定，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工人的劳动条件被剥削为前提，那么，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削，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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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些最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以这种“假定”为基础，认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无须面对小农问题，因为作为这种革命对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替它清洗农村中的地盘，有如在城市中一样，也期待大生产与小生产的斗争，将使后者从它们之中排挤出去”(10)。这样无产阶级只需要变私人资本的“农业工厂”为公有制的“农业工厂”就行了，而为此需要考虑的只是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者—农业工人的合作问题。这样，19世纪中期的社会主义者相当普遍地忽视农民问题，甚至“认为农民是神秘的、不可思议的，甚至有时引起灾祸的东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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