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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言之，作为中国社会富有侠义精神的特殊人群，受大无畏英雄精神的感召，他们彼此吸引，相互信任，成员间靠感情投入自发形成大小不等的利益共同体，形成后又能依约定的规范严格控制自己的行为，且在生活目标、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与主流文化联系较疏远，而与社会副文化的互动密切，实在具备了社会学意义上的“非正式群体”的特征。而其人性格坚定，行为果毅，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之外的许多地方，同时又能牺牲常人所关注的生存与安全需要，最终达到自我成就意志的实现，特别是就人格特征而言，凝聚了智慧、道德和意志的力量，张扬了意志力量中的独立性、果毅性、坚定性和自制性，真正凸显了英雄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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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作为个体内部决定其顺应并支配环境的动力组织，从属于人的心理生理系统，并实际统摄了人的性格、气质等一系列潜在机制。藉此来界定游侠的人格，由其行为方式探究其心理面貌，由其心理面貌探究其人格的存在意义，进而将之放置在社会环境中看取其长短得失，我们会发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中国古代的游侠确实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和道德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代历史的发展，参与了传统道德规范和人格精神的建成。这一点可从韦尔斯《人类的命运》所谓“大部分中国人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以及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所谓“儒、隐、侠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三大性格要素”等代表性论说中得到证明。显然，研究这一人群对认识作为历史运动主体的古代中国人的一个精神侧面，把握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乃或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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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史记》、《汉书》以后，侠的活动再不见载于历代正史，后世学者以及今天的研究者遂据此以为经两汉统治者的裁抑后侠已基本消亡。如顾颉刚就说：“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14]孙铁刚也说：“二十五史中，只有《史记》与《汉书》有游侠传，自《后汉书》迄《明史》都无游侠列传，这正可看出自东汉以后游侠已经没落，不再为史家所重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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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既是那么复杂，它夹杂着崇高、伟大和悍顽，难以一言评说；侠的行为既是那么爽朗、放达，以至流于乖张，然而它们却能直接诉诸人的情感，千载之下，几乎不待理智的消解和知性的过滤，便能激起一代代人的共鸣，让人读他为之神旺，谈他手足舞蹈，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人玩味的事。只是，侠的真实面目因统治者的裁抑翦灭与正统史家的摒弃不录，抑或还因其自身生活理想与处世方式的限定，一直模糊不可辨识，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件至为遗憾的事情。所以，今天重新关注和研究他们，要唤回的不仅是过往历史中的一类特殊人物，还是一种遗落已久的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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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耒：《司马迁论》，《柯山集》卷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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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凌稚隆：《史记评林》卷一二四引董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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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书·游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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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稚登：《吴社编》之《会首》，《说郛续》卷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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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人增渊龙夫《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和任侠习俗》提出两汉豪强主要由“宗室贵族和大官僚”、“各地的大宗法地主”和“在都会地的豪商”三部分人构成，豪强多任侠甚至为侠史籍在在成状。见刘俟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黄金山等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49页。郭沫若《十批判书》称：“所谓任侠之士，大抵是出身于商贾。商贾而唯利是图的便成为市侩奸猾，商贾而富有正义感的便成为任侠。故在古时如聂政、朱亥、剧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经营着市井商业。直到现在的江湖人士也还保存着这个传统。这在后来虽不再以士视之，而在古时可依然是士的一部分。”更直以为侠出于商，可为参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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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刘若愚：《中国之侠》，周清霖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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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见氏著《辩士与游侠》，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74页。又，冯友兰《原儒墨》所谓“其原业农工之下层失业之流民，多成为侠士”，是未严格区分游民与流民，然究其大旨，意同陶氏。参见《清华大学学报》193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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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史记》司马贞索隐引晋灼言，“命者，名也，谓脱名籍而逃。”又引崔浩言，“亡，无也；命，名也，逃匿则削除名籍，故以逃为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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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增渊龙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77—118页；刘若愚：《中国之侠》，周清霖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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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凌稚隆辑校、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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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吴见思：《史记论文》，陆永品点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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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史记·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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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隋书·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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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转换》，《责善半月刊》1940年1卷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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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孙铁刚：《秦汉时代士和侠的式微》，《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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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第一章 乱世重侠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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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开头，我们就揭出侠崛起于乱世这一历史事实，就侠这种特殊人群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出现而言，抑或就其在以后漫长的社会历史中不断产生而言，这一揭示都是可以成立的。当然，在具体的使动原因方面，存在不尽一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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