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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凌稚隆：《史记评林》卷一二四引董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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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书·游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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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稚登：《吴社编》之《会首》，《说郛续》卷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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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人增渊龙夫《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和任侠习俗》提出两汉豪强主要由“宗室贵族和大官僚”、“各地的大宗法地主”和“在都会地的豪商”三部分人构成，豪强多任侠甚至为侠史籍在在成状。见刘俟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黄金山等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49页。郭沫若《十批判书》称：“所谓任侠之士，大抵是出身于商贾。商贾而唯利是图的便成为市侩奸猾，商贾而富有正义感的便成为任侠。故在古时如聂政、朱亥、剧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经营着市井商业。直到现在的江湖人士也还保存着这个传统。这在后来虽不再以士视之，而在古时可依然是士的一部分。”更直以为侠出于商，可为参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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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刘若愚：《中国之侠》，周清霖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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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见氏著《辩士与游侠》，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74页。又，冯友兰《原儒墨》所谓“其原业农工之下层失业之流民，多成为侠士”，是未严格区分游民与流民，然究其大旨，意同陶氏。参见《清华大学学报》193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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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史记》司马贞索隐引晋灼言，“命者，名也，谓脱名籍而逃。”又引崔浩言，“亡，无也；命，名也，逃匿则削除名籍，故以逃为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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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增渊龙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77—118页；刘若愚：《中国之侠》，周清霖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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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凌稚隆辑校、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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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吴见思：《史记论文》，陆永品点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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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史记·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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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隋书·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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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转换》，《责善半月刊》1940年1卷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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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孙铁刚：《秦汉时代士和侠的式微》，《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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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第一章 乱世重侠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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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开头，我们就揭出侠崛起于乱世这一历史事实，就侠这种特殊人群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出现而言，抑或就其在以后漫长的社会历史中不断产生而言，这一揭示都是可以成立的。当然，在具体的使动原因方面，存在不尽一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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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失职士人的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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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侠这一人群在中国历史中首度亮相，寻绎其如何崛起挺生的轨迹。在这方面，东汉荀悦《汉纪》中的分析虽颇保守，仍不失清晰与中肯。他在列举了世有三游——“游侠”、“游说”和“游行”，并称其为“德之贼”后，有如下一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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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则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义，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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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详细列述了周秦以来末世风俗的种种情状，言下之意，以为在如此无序的社会与如此规矩荡失的氛围中，有一群漠视法则，以自己意愿行事的游侠产生，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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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荀氏激切得有些情绪化的言辞，来看这个所谓“制度不立，纲纪废弛”的季世，一切似乎肇因于历史运转的无形之手。春秋末、战国初，因着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奴隶制度迅速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壮大和确立。那些伴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甫登历史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为谋求天下霸主地位，开始纷纷礼贤下士，广揽各种人才以为辅政之需，以致一般敢任善任、不次提拔十分习见，布衣拜相之事也时有见到。而在另一边，那些原为低层贵族的士阶层也开始骚动活跃起来。本来，这种被称作“士”的人拥有一定数量的食田，接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育，平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则充任下级军官，“大抵皆有职之人”。[1]待春秋末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社会成员的结构性变动，一下子把他们抛散向社会的各个角落，许多士再无田可食，也无原职守可奉，剩下的只有一肚皮知识和还可以一用的勇力。凭借着这种知识和勇力，他们热衷于垂直的向上流动，或讲学授徒，或襄赞典礼，当然，也有人投身政治，谋求改变自身地位的新一茬奋斗。所以，当各国君主急揽人才辅政之际，他们是乐于为君所用的。他们连同新兴地主阶级和一般平民中新涌现的知识者，即吕思勉所谓“有才知觊为士者”[2]，共同构成了战国时期新的士阶层，并进而成为各国君主重要的依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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