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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详细列述了周秦以来末世风俗的种种情状，言下之意，以为在如此无序的社会与如此规矩荡失的氛围中，有一群漠视法则，以自己意愿行事的游侠产生，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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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荀氏激切得有些情绪化的言辞，来看这个所谓“制度不立，纲纪废弛”的季世，一切似乎肇因于历史运转的无形之手。春秋末、战国初，因着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奴隶制度迅速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壮大和确立。那些伴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甫登历史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为谋求天下霸主地位，开始纷纷礼贤下士，广揽各种人才以为辅政之需，以致一般敢任善任、不次提拔十分习见，布衣拜相之事也时有见到。而在另一边，那些原为低层贵族的士阶层也开始骚动活跃起来。本来，这种被称作“士”的人拥有一定数量的食田，接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育，平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则充任下级军官，“大抵皆有职之人”。[1]待春秋末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社会成员的结构性变动，一下子把他们抛散向社会的各个角落，许多士再无田可食，也无原职守可奉，剩下的只有一肚皮知识和还可以一用的勇力。凭借着这种知识和勇力，他们热衷于垂直的向上流动，或讲学授徒，或襄赞典礼，当然，也有人投身政治，谋求改变自身地位的新一茬奋斗。所以，当各国君主急揽人才辅政之际，他们是乐于为君所用的。他们连同新兴地主阶级和一般平民中新涌现的知识者，即吕思勉所谓“有才知觊为士者”[2]，共同构成了战国时期新的士阶层，并进而成为各国君主重要的依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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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识见长的士人多被用为说客与使者，即荀氏所说的“游说”。此种人专靠说辞耸动人主，以求进用，所谓“谈说之士贵在于口”[3]，有时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安社稷，利国家，在国与国的攻战会盟中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与此相联系，为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一些人或从师问学，以伺进机；或交友结党，用为援手，想方设法弄大自己的名声，求取人主的垂顾，这又是一种进身之法，荀氏称这种人或现象为“游行”。一部《左传》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史料，使人们据此得以想见他们昔日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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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知识见长的士人相对，还有一批人是以勇力擅胜的。前者在当时称“通士”、“直士”、“志士”、“善士”、“修士”（大抵以德义著称），“辨士”、“法士”、“察士”、“巧士”、“文学之士”（大抵以才学著称）；他们则被称作“农战之士”、“列阵之士”、“持戟之士”（大抵以勇战著称），或“烈士”、“劲士”、“勇士”、“勇敢士”（大抵以情怀激烈著称）。其投身到人主麾下，持高节，爱名誉，仗义行侠，为知己献身，也为自己作为一个侠者立名。本来，古代所谓士大都是武士，如前所说，平居为卿大夫家臣，统驭百姓，战时执干戈以卫社稷，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都要习“六艺”，“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在庠序接受全面的培养和锻炼。然而依各人的情况，总有长于文章辞令和射御攻战的区别。前者发挥所长，宣扬礼义教化而成儒，主张兼爱非攻而成墨，鼓吹现时功效以干时主而为纵横家；后者发挥所长，则为奋死无顾忌的勇士，乃或替人打仗、任气尚义的侠士，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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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苏轼《东坡志林》有过精详的论述。他认为“智”、“勇”、“辨”、“力”四者是天地间最杰出的人才，大多不能“恶衣食而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先王倘能分天下之富与此四者共，使其人皆有职可守，自然就能安其心，其他人因此也不易谋反作乱。六国之君能注意蓄养这批人，使不失职，结果“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亏得有李斯谏阻；既并天下，又以客为无用，任法而不任人，这批杰出人才既不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又耐不住“辍耕太息以俟时”的寂寞，自然要斩木为兵，揭竿而起。联系前述春秋奴隶时代封建全盛，井田未坏，所谓士者都为主上所养，百姓则安于耕凿，很少浮游无食之人，及封建、井田制崩坏，诸侯大夫亡国败家之事接连发生，已无力顾及养士，有的则骄奢淫侈，根本无意恤士，最终致使士人“降在皂隶”，“于今为庶”，成为流离失职之人，而一般平民有才智者纷纷觊为士的实际情况，及以后王夫之所谓“秦灭王侯，奖货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行于天下”[4]，他的论述显然可以成立。在文中，他分士为上述四类。“智”、“辨”即“辨知之士”，属于偏尚用文的一类；与之相对，“勇”、“力”则属偏尚用武的一类。再结合荀悦所论“三游”，毋庸置疑，这“游说”、“游行”之士出于前者，而“游侠”则出于后者，出于那些不甘息声田亩、老死沟渠的豪纵不羁的勇力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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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据此，曾在《武士与文士之转换》一文中推衍其意，指出战国时人“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人至是分歧为二”。冯友兰《原儒墨》也称从贵族政治崩坏中分化出来的“文专家”变成了儒士，而“武专家”则变为侠士。[5]两人指出战国时代随社会急剧变动，士的角色有大转换无疑是正确的，但截然将尚文者指为儒则有失全面，不如吕思勉《秦汉史》称“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来得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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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王法之穷与人心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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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后侠代代不绝，使这一特殊人群繁衍不绝的原因自然不再是士的失职。陶希圣曾指出：“战国至西汉所谓侠，是养客或结客的人的名词。”[6]其实不仅是周秦，即两汉以后，出于对权力的觊觎，对威势的偏嗜，在地方结党连群以抗衡中央，在朝堂党同伐异以攫取利益，许多人仍通过树立侠名以达成个人的私愿，许多侠仍因此投奔效命而代有奋起。但就广大范围内的民众而言，受强权的摧残与恶势力的挤迫，尊严遭到戕害，生计变得困难，乃至几失生存的希望，是导致他们中有些人奋起为侠，更多人在心底给予侠者同情与期待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同情与期待又反过来刺激和鼓励一些人义无反顾地步入侠的行列，为博取更大的名声而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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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说的那段话，很清楚地道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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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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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不止一次讲过“且缓急人所有”[7]这样的话，此处所列诸有道仁人尚且如此，一般平民遭逢乱世，自然更多厄运。所以，他由此角度切入，是把人导向对如下问题的追究：一是这些人的“缓急”是怎样产生的，是他们主动招惹，还是外界强力的挤迫？一是当他们遭遇缓急之事亟须帮助时，这种帮助可否从朝廷、官府和国家法令中得到？倘能则一切免谈；倘不能，这时他们能指望的又是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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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政治清明、世道祥和的时代并不需要侠者。在这种清明祥和的社会里，国家纲纪不乱，各种法律完备，官吏奉公守职，人民安居乐业。间或有局部不能调和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秩序化的改革措施加以解决；有背乱正义狂行无忌的现象发生，也可以通过权力机关的秉公执法予以制止。而当这个社会某些成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遭逢不可抗拒的厄难，国家出为主持公道、赈济抚恤自属当然，即这个社会的其他成员也会秉一种良知，设身处地分担其痛苦，在内心道德信念的指引下，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尽管，基于一种急公好义的天性，不能排除仍会有人尚气任侠，但那只意味着他在做一种高于群体道德的先进行为，而基于这种行为之上的独立人群是不可能也没必要形成的。特别是随着国家组织的发育完全，各种体制运作的上轨道，一方面，士人的出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分流，既可以由荐举、科考入仕为官，也可以通过研经、治史积学为儒，而无须像春秋末、战国初那样因失职而放废为侠；另一方面，各种社会弊端被规定只能在体制内消解，个人倘要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一定会受到来自权力和法律的追究，甚至宗法和礼俗的责难，侠的存在因此几乎没有可能，即使存在也会因多余而迅速消亡。[8]然而事实是，侠并没有消亡，相反绵延不绝，无代不有。就为侠者本人而言，或许仅基于个人的失意和愤懑[9]，但在广大的民间，则无代不在上演“所望者，独季心、剧孟耳”的旧剧[10]，这就不能不让人转而注视古代政治共有的缺陷和痼疾，去发现社会黑暗不公与游侠产生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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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几百年以前，当游侠虽不复秦汉的炽盛但仍绵延不绝时，就有一些头脑清醒的士大夫论及此意。如明人陈子龙就说过：“人心平，雷不鸣；吏得职，侠不出。”他认为吏治昏暗导致社会不公，侠正是见不得种种恃强凌弱、贪赃枉法公行无忌，才愤起代天下人厉行公道，主持正义，使善良的人们得伸冤气，暴豪之辈难逃责罚。由于他们为了正义两字，敢于抗击强暴，不畏权势，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敬重，而他们也正是因着这种敬重得以存在下去。只要吏失职之事还有，他们就不会灭绝。陈继儒很同意这种说法，在为友人洪世恬《侠林》一书作的序中特为引用，并公称“贫贱非侠不振，患难非侠不脱，辟斗非侠不解，怨非侠不报，恩非侠不酬，冤非侠不伸，情非侠不合，祸乱非侠不克。”[11]想来在他看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官府所不愿或不能解决的。并且从很大程度上说，官府还会造成上述种种现象的出现，因此他认为是世道需要游侠存在。游侠的出现一方面表明社会的极度动荡和混乱，非世道之幸，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是万民之幸。所以他在文末说：“然人间多怖而失箸者，则侠林震世之力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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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之以历史上每当易代之际，群雄逐鹿，驱使天下生民交攻，国家生计必定变得匮乏，有力者生存良懦者遭灾几乎是必然的事。而一个王朝的某些阶段，或因天灾，或缘人祸，也总会经历一段极度动荡的时期。在这种时候，皇权跌落到争权夺利的泥淖，连年征战造成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农事萧条，经济衰退，都促使着强权和不公的产生。受这强权和不公之害最深的自然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他们或纷起为盗为寇，所谓“秦以后，则揭竿之祸，无代无之，其倡之者必皆游侠之犹”[12]；或期待侠的拯救，成为其赖以生存的奥援，所谓“乱世天教重侠游，忍甘枯槁老荒邱”[13]，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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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有一种情形特别值得提出，即在上者对“缓急”的任意操控，常使所谓“缓急”真正成了缓不济急。管子就曾指出：为人上者常通过身边的近臣控制群臣百姓，“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参，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缓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为缓，缓可以惠民”。即这些近臣权臣可以把缓事办成急事以攫取威势，又常把急事拖成缓事以市私恩。管子以为，如此“威惠迁于下，则为人上者危矣”，“则国之危可坐而待也”。[14]但他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会产生许多枉行不法之事，而如此背公行私，失义逞强，必定会造成无数的冤屈，引发无边的底层的愤怒。究其源头，仅仅是“中央之人”吗？显然不是，所以此后方以智在《任论》一文中更折进一层，明言“上失其道，无以属民，故游侠之徒以任得民”，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朝廷，指向最高统治者。[15]本来，吏治是否清明是朝政是否清明的表征，吏失职自然是由于上失道。因此这种将侠产生的根源指向统治集团最高层的说法，实在是前及二陈之说合理的延伸，所以一直到以后它还能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如近人黄侃即说：“世宙晦塞，民生多艰，平均之象，兆而弗见，其谁拯之，时维侠乎？”“苟强种不除，暴政不戢，富人不死，侠其得群黎百姓之心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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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说得最为透彻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之武士道》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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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里之有游侠，其武士道之末运乎！上焉既无尚武之政府以主持奖励之，中焉复无强有力之贤士大夫以左右调护之，而社会不平之事，且日接于耳目，于是乎乡曲豪举之雄，乃出而代其权。太史公曰：缓急者人之所时有也。夫生于专制政府之下，政治不修，法令不直，民之良懦者，其平居或往往不得衣食，委转沟壑。在上者既无道焉以振拔之矣，而法网严密，为陷于国中，或偶触犯，而非有意也，或并未触犯，而干之怨挟之，枉曲之吏从而罗之，则宛转无所控告，束身为鱼肉，以待命于刀俎已耳。于此时也，有人焉能急其难，致死而之生之，则天下之归之如流水也亦宜。故游侠者，必其与现政府常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太史公曰：侠以武犯禁。侠之犯禁，势所必然也。顾犯之而天下归之者何也？其必所禁者有不慊于天下之人心，而犯之者，乃大慊于天下之人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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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专制政体带来的“政治不修，法令不直”，是导致人民不得安其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游侠挺剑愤起并得到人心支持的根本原因。说得最为简切的则数江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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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何以重游侠？世无公道，民抑无所告也，乃归之侠也。侠者以其抑强扶弱之风，倾动天下。赏罚黜陟，柄在天子，侠之所为，类侵其权，僭乎？抑为上者自弃之，乃起而代之乎？世之达者，有定论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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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无所告”，即梁氏所谓“政治不修，法令不直”。在他看来，这无疑是造成任侠之士得以代天子行权的根本原因，应该说这种论述是接触到问题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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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依附模式和等级结构发育之充分，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在这个一元集权化体制中，皇帝处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既是权力的中心，又是等级式权势结构的顶点，诸如政府系统、监察系统、军事系统、法律系统和官僚系统等无不为其统摄。并且这种权威又无外来的制约机制，相反，随着社会的不断成熟还日趋稳定和巩固，这就使得它自身的痼疾不断被重复并趋于严重。譬如，由于从政治决策、实施一直到政治监督，整个过程都听命于皇帝的决断，官僚系统的协调运作有时就不免流于空谈。因为皇权对一个庞大官僚集团的制约不可能彻底，只要当中任何一级官员出问题，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整个国家政治。而监察系统虽有监督、驳议、约束和弹劾之权，但其自身的清正与否并无另一重制度化的约束，而仅由皇帝个人来裁决。当这两者相交结，是任何贪赃枉法的事都做得出的。或以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作为天下之程式和万事之仪表，法律系统会立刻作出反应，但“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18]，法律的不平等和缺乏绝对权威，使得一元集权化体制中一些结构性软点或脆点根本无法得到避免，知法犯法、执法者违法之事也就不能杜绝。[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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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历代君主都曾着力予以纠正，希望从己之愿，在体制内将之消解，从而实现“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20]但由于又要确保这种纠正不会越出固有政体的边界，所有更张改革的结果只产生属于这个结构并保存该结构特性的那种新成分，所以实际上仍不能消除原有的痼疾，并阻止新的弊端继续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制政体是产生一切社会不公正的最终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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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与前及方以智等人或未作如此深想，但他们的讨论实际已触及这一点。“政治不修，法令不直”即所谓“上失其道”，良懦之民“束身为鱼肉，以待命于刀俎”即所谓“无以属民”。为侠者见此有一种不能坐视的冲动，奋然挺身抗拒，甚至为此得罪权贵、干犯法令也不在乎，这便是他们可救人缓急、脱人于窘境的地方。《七剑十三侠》所谓“天下有这三等极恶之人（指贪官污吏、势恶土豪、假仁假义），王法治他不得，幸亏有那异人、侠士、剑客之流去收拾他”，也道出了这一事实。显然，较之朝廷和官府的权威，侠的这种急公好义具有更大的实效性和感召力，并因这种实效性和感召力，在古代自成一“社会权力”。本来，中国社会并无明确的阶级权力，其社会秩序的稳定端赖以下四种权力，一是士的权力，其特性是宗教的、教育的；一是家族的权力，其特性是血缘的；一是政府的权力，其特性是制度的；最后是民间组织的权力，其特性是习俗的。[21]侠形式上似近第四种，然也有越然集团组织之外的，其自掌权柄以处定是非，甚至决断生死，在某种意义上是代替了上述几种权力行事，故清人李景星说：“游侠一道，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22]，而他的前辈李贽更说：“古今天下，苟不遇侠而妄委之，终不可用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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