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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依附模式和等级结构发育之充分，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在这个一元集权化体制中，皇帝处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既是权力的中心，又是等级式权势结构的顶点，诸如政府系统、监察系统、军事系统、法律系统和官僚系统等无不为其统摄。并且这种权威又无外来的制约机制，相反，随着社会的不断成熟还日趋稳定和巩固，这就使得它自身的痼疾不断被重复并趋于严重。譬如，由于从政治决策、实施一直到政治监督，整个过程都听命于皇帝的决断，官僚系统的协调运作有时就不免流于空谈。因为皇权对一个庞大官僚集团的制约不可能彻底，只要当中任何一级官员出问题，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整个国家政治。而监察系统虽有监督、驳议、约束和弹劾之权，但其自身的清正与否并无另一重制度化的约束，而仅由皇帝个人来裁决。当这两者相交结，是任何贪赃枉法的事都做得出的。或以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作为天下之程式和万事之仪表，法律系统会立刻作出反应，但“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18]，法律的不平等和缺乏绝对权威，使得一元集权化体制中一些结构性软点或脆点根本无法得到避免，知法犯法、执法者违法之事也就不能杜绝。[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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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历代君主都曾着力予以纠正，希望从己之愿，在体制内将之消解，从而实现“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20]但由于又要确保这种纠正不会越出固有政体的边界，所有更张改革的结果只产生属于这个结构并保存该结构特性的那种新成分，所以实际上仍不能消除原有的痼疾，并阻止新的弊端继续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制政体是产生一切社会不公正的最终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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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与前及方以智等人或未作如此深想，但他们的讨论实际已触及这一点。“政治不修，法令不直”即所谓“上失其道”，良懦之民“束身为鱼肉，以待命于刀俎”即所谓“无以属民”。为侠者见此有一种不能坐视的冲动，奋然挺身抗拒，甚至为此得罪权贵、干犯法令也不在乎，这便是他们可救人缓急、脱人于窘境的地方。《七剑十三侠》所谓“天下有这三等极恶之人（指贪官污吏、势恶土豪、假仁假义），王法治他不得，幸亏有那异人、侠士、剑客之流去收拾他”，也道出了这一事实。显然，较之朝廷和官府的权威，侠的这种急公好义具有更大的实效性和感召力，并因这种实效性和感召力，在古代自成一“社会权力”。本来，中国社会并无明确的阶级权力，其社会秩序的稳定端赖以下四种权力，一是士的权力，其特性是宗教的、教育的；一是家族的权力，其特性是血缘的；一是政府的权力，其特性是制度的；最后是民间组织的权力，其特性是习俗的。[21]侠形式上似近第四种，然也有越然集团组织之外的，其自掌权柄以处定是非，甚至决断生死，在某种意义上是代替了上述几种权力行事，故清人李景星说：“游侠一道，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22]，而他的前辈李贽更说：“古今天下，苟不遇侠而妄委之，终不可用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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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170729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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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现实功利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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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下面要着重提及的侠的人格与行为的复杂性，这里还必须指出，这一人群之所以无代不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与侠义理想不相涉的现实功利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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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春秋、战国时期刚崛起挺生的侠不同，当时游侠先驱多为义而任侠，为君臣之义，友朋之义，为名节荣誉，耿介特立，立意皎然。然至两汉以降，许多人修行砥名，刻意自励，乃至敛己讳饰，虽阴贼著于心，而外行含蓄亲厚、温良泛爱之举，其行侠就多了一份功利色彩。由于行侠在攫取社会声望之外，还可以获得现世种种实利，遂使上至朝廷大僚下至细民百姓纷起效仿。这种为利所驱、任纵自放给侠带来的影响是多重的，以至后人从中既可以看到许多直臣烈士，血肉兼备，声色毕具；也不难遭逢一些强梁权奸，顽悍轻果，放诞无所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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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原因仍要归于那些动乱的时代。看看秦汉、汉末魏晋及隋唐易代之际侠者蜂出的情形，便可明了这一点。汉初张良、陈平、张耳、陈馀等人尚气任侠，显非因为生存受到威胁，或生计发生困难。他们广施财货，结客养士，与“长者”交，和“天下俊杰”游，所属意者均在权力和声势。汉末，经黄巾起义打击，朝廷力量削弱，一批拥有私人武装的州郡大僚和豪强地主羽翼渐丰。其时如右车骑将军、钱塘侯朱儁，河内太守王匡等人“好义轻财”[24]，“以任侠闻”[25]，其目的也非专为侠义理想。最典型的例子是袁绍，“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26]。藉此爱养士人，倾心折节相待，一时远近争赴其庭，车骑相接，填塞道路，以至中常侍赵忠告他“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为”。后范晔据此指出：“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27]道出他为侠的目的是为自抬身价，招引同类，准备有朝一日问鼎中原，争夺天下。而围绕在袁绍这样的公侯豪侠周围，更多人既度人势之广狭，又量其德之厚薄，指望投靠英主，建立功业，常常不免以行侠为迎合。换言之，侠在社会上的出现和急剧增加，是与这些“怀雄霸之图”者的导向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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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隋末天下大乱，李渊父子趁势在河东、晋阳一带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一时“鬻僧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28]。占领长安后，又发文号召“五陵豪侠”与“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其投唐，并“縻之好爵”[29]。由于如李世民本人喜蒲酒博戏，藏亡匿死，大有平原、孟尝之风，这些来投效的人尽管多罪亡之余，乃至有一些为躲辽东之役而隐匿为盗的，便不免诳称任侠，甚至以侠者自居。《旧唐书·太宗纪》谓：“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群盗”与“大侠”连言，是因两种人在其时实在太难分别清楚了。刘弘基“少落拓，交通轻侠，不事生产”，后因事亡命，靠盗马维生，只是一个盗贼。他投奔李世民后，大受器重，“出则连骑，入同卧起”[30]，就是以盗充侠的。至于如柴绍“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为李渊识赏后妻以平阳公主[31]，丘和“少便弓马，重气轻侠”，李渊“引入卧内，语及平生，甚欢”[32]，李神通性喜任侠，“与京师大侠史万宝，河东裴、柳崇礼等举兵以应义师”，李渊闻之大悦，授光禄大夫，后又封淮安王[33]。这些人纷纷被重用，轰轰烈烈地干出了一番事业，对社会上怀才使气、任强有力之人的吸引无疑是巨大的，他们当中有些人因此奋起效仿。侠在唐代风生水起，进可列班朝堂，退得入北衙禁军，又得驰才于边关藩府，肇成古代历史上这一人群最后的辉煌，与此实在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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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再作进一步的考察，则不独易代乱世，即在平世，游侠人群的生成并聚合成规模，也与权豪鼓励及现实功利的驱使有关。班固《汉书·游侠传》在论述战国四公子“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后，论列汉兴以来游侠的情况，指出“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所谓众庶荣名慕迹，实际指出了其时社会上一大批人因贪羡侠魁的声名势力，不惜触犯法禁也要过一把侠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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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当时著名大侠郭解能暗地打通官府，让他们在征发徭役时免了某些人的差发，这种即刻兑现的实惠是颇能吸引一些人的。甚至，基于并不是所有的侠都企望跟定一位豪杰成就不世的功名，这种现世实惠之于他们的吸引力可能更加实在而强烈。而游侠本人碰到麻烦，有一大批贤豪长者出为救护，几乎不稍用力就可化解灾难，逍遥法网之外，更使他们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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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侠魁的豪举也可能给他们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如汉成帝时大侠原涉为报季父被杀之仇，主动去官以伺机行事，后亡命他乡，遇大赦才得回家。由于他一生侠气难忤，在赈施穷困、赴人之急方面不亚于朱家，以致自己衣服车马才具，妻儿老小生活都发生困难，所以得到时人普遍的敬重。其时王莽垮台，原先王莽的属官有不少赖他苟活，反王莽的各路豪杰也愿与他结纳，“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34]。这些“诸豪”和“为气节者”本身血气贲张，天性中就有一段不能隐忍的激烈在，受此感召，自然会有一些人从此踏上为侠的道路并义无反顾。这样的情形汉唐后历朝历代还可以见到，如元人史天倪的曾祖史伦“以侠名河朔，大为诸郡所重”，死后河朔人立清乐社祭祀之。史天倪凭借先人的侠名，因此建立起一支有壮勇万人的“清乐军”[35]。这万名壮勇显然是受到史伦侠义精神的感召，才甘受史天倪驱策的。由此足可一觇人格力量的感人之深与化人之速，真如长风偃草，无往而不受其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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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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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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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君书·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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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读通鉴论》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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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补》，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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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陶希圣：《西汉时代的客》，《食货》1937年第5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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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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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联陞《“报”作为中国社会关系基础的思想》谓：“中国在秦汉统一之后，政府企图阻止侠士的活动。这种政策主要基于的原则是，正义只能由向皇帝负责的法律机构来支配”，见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郭晓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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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魏书·奚斤传》载“昌黎王慕容伯儿收合轻侠失志之徒李沈等三百余人谋反”，类似合任侠与失意一滚论之，史籍在在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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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又，《淮南子·汜论训》载“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反。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则侠亦从民间获得护持，进而益倍着意于任侠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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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陈继儒：《侠林叙》，《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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