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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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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授三秦豪杰等官教》，《全唐文》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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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旧唐书·刘弘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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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旧唐书·柴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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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旧唐书·丘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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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旧唐书·淮安王神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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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汉书·游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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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曾廉：《元书》卷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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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第二章 在风雨澒洞中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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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最先由先秦失职士人中偏尚用武的一群构成，继而或受客观环境挤迫，或受现世功利的驱使，乃至受到侠义精神及其超迈人格的感召，崛起挺生于各个历史时期。他们的持续存在构成了古代中国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这道风景中行进的人以各自壮烈活泼的演出，丰富了中国历史的某一个侧面。为我们想要知道的这历史中每个片断串成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它人性和人格的魅力以怎样的方式代代相传，乃至看似中绝而终不坠亡，且让我们翻开这尘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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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大变动时代的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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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侠者最初诞生在风雨洞的大变动时代。由春秋、战国一直到汉末，天下纷纷，治乱相替，中国社会在灾乱与兵火中摸索着走向有序的道路。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步入历史舞台，在沧海横流中开始了最初的人生历练。具体地说，自春秋末起，他们即有令人注目的活动，但因“儒墨皆排摈不载”，致使许多人虽修行砥名，声施天下，仍湮没不被人知。不过儒墨不载，其他先秦文献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未必不载。正是赖有上述诸书及汉以来各种典籍的记载，我们得以了解在那个变革时代游侠先驱的活动，了解他们高尚的志节和卓然特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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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左传》所载鬻拳、狼瞫，《晏子春秋》所载北郭骚，《战国策》所载唐雎等人，皆是侠风凛然的志士。他们或忠于国家义无苟且，或忠于知己不惜身报，并十分爱重名誉，临强敌而无畏，持高节而不回。面对“大争之世”中艰恶的政治环境，上至人君下至士人各怀自利之心，既不尊礼尚信，又不重视祭祀聘享、宗姓氏族，以致“邦无定交，士无定主”[1]的社会风气，仍坚执宗国道义，决不趋炎附势，称得上是乱世中道义的风标，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故近人张亮采作《中国风俗史》，称“游侠之风，倡自春秋，盛于战国”，如春秋之公孙杵臼、程婴、毕阳、偃息、仲行、缄虎、专诸等人，“皆可谓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者”；战国之豫让、要离、孟胜、徐弱、聂政、唐雎、荆轲等人，“皆先人后己，勇悍坚卓”，是游侠的杰出代表。今天看来，因战国时代上有养士四公子竞为游侠，下有布衣之士奋起行义，任侠之风似比春秋更为风行。但须指出，春秋时侠者持身谨，持节严，那种爱名誉，重知己，急公义，赴国难的精神，对后世游侠或历代怀义慕侠的志士产生的影响要更积极更深远，他们是这些后辈的人格榜样和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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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承战国以来的纷乱交攻，加以强秦暴亡，各种势力恃强纷争，社会变动的剧烈程度丝毫不减过往，故一时侠者纷起并作。在秦时已有韩国贵族张良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以家财养士，先雇人谋刺秦皇，又藏杀人犯项伯。后又有彭越、英布与豪杰交通，季布、季心兄弟以任侠有名于楚。即使到刘邦为汉天子，这批人仍依原先习惯行事，如齐贵族田横及门下五百壮士，还有赵相贯高等人，皆侠气难忤，不以君臣之礼为意。至于刘邦本人不事生产，常有大度，也是一个性喜任侠之人。他能赦免朱家所藏匿的宿敌季布，很大程度反映了对朱家侠行的欣赏，乃至对季布人格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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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侠的身份十分复杂，有像朱家、郭解和剧孟这样的平民，所谓布衣闾巷之侠，也有像灌夫、宁成这样交通豪猾役使千家的暴豪之侠，更有如袁盎、栾布、郑当时这样亦官亦侠、兼游侠官僚于一身的卿相之侠。且到西汉后期，游侠为官者日众，不仅任侠之人年长改节后多为高官，即现时即刻正任气作威的侠也可任达官，爵列侯。由此，侠日渐远离战国乃至汉前期作为侠者个体的独立本位，成为统治者拉拢和利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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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侠南北皆有，不过因地域民风的关系，似以北方为多，也更有名。如当时著名侠者陈遵就有“关西大侠”[2]之称。而就具体的活动区域而言，大抵都在城市，特别是在当时经济、政治中心的长安与洛阳。如愤于丞相公孙贺的拘捕，告发其隐私，引起“巫蛊之祸”的朱安世，即有“京师大侠”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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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大部分侠或不事生产，或占籍商业、手工业，行侠时限于各自的势力范围，在一定街区内活动。还有一些侠结客养士，乃至“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其以一个著名侠魁为中心进行集团活动，声势较战国时大很多。侠还有一个集团行动方式是以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同宗相保，如景帝时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即如此。这种集居形式似是井田制度下宗族、村社的遗余，班氏作史，有所谓“北道姚氏”、“南道诸杜”等即指此。此外，还有父子两代为侠的，如漕中叔、漕少游父子；有心喜任侠而以“侠游”为字的，如上谷太守耿况，更可见其时侠风之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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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侠以齐民养名作惠作威的危害性，当时统治者是有认识的。早在汉初，高祖就曾采用娄敬建议，将其与豪猾大姓一起迁徙以方便监管。说来这其实是战国时秦惠文王和以后秦始皇用过的老办法，《华阳国志·蜀志》中就载有两人“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的故事。高祖及以后武帝等仿效之，数次行迁徙之事，具体迁发地则在五陵。当然，更便捷有效的方式是直接镇压。如济南氏等被景帝遣郅都诛灭，郭解则为武帝处死。而成帝时，长安令尹赏得朝廷“一切便宜从事”的授权，更穿地数丈，修“虎穴”拘箝长安游侠和轻薄少年恶子，致一时“亲属号哭，道路皆歔欷”[3]，则是最为严厉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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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述种种打击措施并没有彻底扭转社会上的任侠风气。降及东汉，虽不能说“其风益甚”，但为侠者仍在在多有却是事实。从光武帝刘秀本人到赵缪王子林，再到舞阳侯吴汉，皆曾任侠，或干脆就是游侠，一般闾巷之侠就更不能胜数了。这些人在王莽败落天下淆乱时大量涌现，以后也从未停止过活动。当然，随东汉法制和吏治的健全，还有光武帝崇儒右文政策的倡导，社会上“怀经协术”、“保身怀方”的“守义之徒”增多，“去就之节，重于时矣”[4]，侠的活跃程度渐渐受到抑制，活动余地也受到了缩减。一个显著标志是，王公贵族再不愿或不敢与侠往来，如光烈皇后之弟阴兴“好施接宾，然门无侠客”[5]，一般人对子弟“通轻侠客”也多有劝阻，并惧怕结交像杜季良这样“豪侠仗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的大侠。[6]侠者因此收敛其行为，有的甚至改行折节向学。如王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轻剽少年”，晚而改节，钻研儒学律令，以后官至洛阳令，名列《后汉书·循吏传》。西汉时有像郭解这样父子两代为侠的，至此，郭解子郭梵和孙郭伋一任蜀郡太守，未见有侠行；一少有志行，由尚书令出为渔阳太守，招怀山贼，抓捕豪侠，乃祖之风已荡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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