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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侠者最初诞生在风雨洞的大变动时代。由春秋、战国一直到汉末，天下纷纷，治乱相替，中国社会在灾乱与兵火中摸索着走向有序的道路。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步入历史舞台，在沧海横流中开始了最初的人生历练。具体地说，自春秋末起，他们即有令人注目的活动，但因“儒墨皆排摈不载”，致使许多人虽修行砥名，声施天下，仍湮没不被人知。不过儒墨不载，其他先秦文献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未必不载。正是赖有上述诸书及汉以来各种典籍的记载，我们得以了解在那个变革时代游侠先驱的活动，了解他们高尚的志节和卓然特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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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左传》所载鬻拳、狼瞫，《晏子春秋》所载北郭骚，《战国策》所载唐雎等人，皆是侠风凛然的志士。他们或忠于国家义无苟且，或忠于知己不惜身报，并十分爱重名誉，临强敌而无畏，持高节而不回。面对“大争之世”中艰恶的政治环境，上至人君下至士人各怀自利之心，既不尊礼尚信，又不重视祭祀聘享、宗姓氏族，以致“邦无定交，士无定主”[1]的社会风气，仍坚执宗国道义，决不趋炎附势，称得上是乱世中道义的风标，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故近人张亮采作《中国风俗史》，称“游侠之风，倡自春秋，盛于战国”，如春秋之公孙杵臼、程婴、毕阳、偃息、仲行、缄虎、专诸等人，“皆可谓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者”；战国之豫让、要离、孟胜、徐弱、聂政、唐雎、荆轲等人，“皆先人后己，勇悍坚卓”，是游侠的杰出代表。今天看来，因战国时代上有养士四公子竞为游侠，下有布衣之士奋起行义，任侠之风似比春秋更为风行。但须指出，春秋时侠者持身谨，持节严，那种爱名誉，重知己，急公义，赴国难的精神，对后世游侠或历代怀义慕侠的志士产生的影响要更积极更深远，他们是这些后辈的人格榜样和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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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承战国以来的纷乱交攻，加以强秦暴亡，各种势力恃强纷争，社会变动的剧烈程度丝毫不减过往，故一时侠者纷起并作。在秦时已有韩国贵族张良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以家财养士，先雇人谋刺秦皇，又藏杀人犯项伯。后又有彭越、英布与豪杰交通，季布、季心兄弟以任侠有名于楚。即使到刘邦为汉天子，这批人仍依原先习惯行事，如齐贵族田横及门下五百壮士，还有赵相贯高等人，皆侠气难忤，不以君臣之礼为意。至于刘邦本人不事生产，常有大度，也是一个性喜任侠之人。他能赦免朱家所藏匿的宿敌季布，很大程度反映了对朱家侠行的欣赏，乃至对季布人格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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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侠的身份十分复杂，有像朱家、郭解和剧孟这样的平民，所谓布衣闾巷之侠，也有像灌夫、宁成这样交通豪猾役使千家的暴豪之侠，更有如袁盎、栾布、郑当时这样亦官亦侠、兼游侠官僚于一身的卿相之侠。且到西汉后期，游侠为官者日众，不仅任侠之人年长改节后多为高官，即现时即刻正任气作威的侠也可任达官，爵列侯。由此，侠日渐远离战国乃至汉前期作为侠者个体的独立本位，成为统治者拉拢和利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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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侠南北皆有，不过因地域民风的关系，似以北方为多，也更有名。如当时著名侠者陈遵就有“关西大侠”[2]之称。而就具体的活动区域而言，大抵都在城市，特别是在当时经济、政治中心的长安与洛阳。如愤于丞相公孙贺的拘捕，告发其隐私，引起“巫蛊之祸”的朱安世，即有“京师大侠”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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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大部分侠或不事生产，或占籍商业、手工业，行侠时限于各自的势力范围，在一定街区内活动。还有一些侠结客养士，乃至“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其以一个著名侠魁为中心进行集团活动，声势较战国时大很多。侠还有一个集团行动方式是以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同宗相保，如景帝时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即如此。这种集居形式似是井田制度下宗族、村社的遗余，班氏作史，有所谓“北道姚氏”、“南道诸杜”等即指此。此外，还有父子两代为侠的，如漕中叔、漕少游父子；有心喜任侠而以“侠游”为字的，如上谷太守耿况，更可见其时侠风之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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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侠以齐民养名作惠作威的危害性，当时统治者是有认识的。早在汉初，高祖就曾采用娄敬建议，将其与豪猾大姓一起迁徙以方便监管。说来这其实是战国时秦惠文王和以后秦始皇用过的老办法，《华阳国志·蜀志》中就载有两人“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的故事。高祖及以后武帝等仿效之，数次行迁徙之事，具体迁发地则在五陵。当然，更便捷有效的方式是直接镇压。如济南氏等被景帝遣郅都诛灭，郭解则为武帝处死。而成帝时，长安令尹赏得朝廷“一切便宜从事”的授权，更穿地数丈，修“虎穴”拘箝长安游侠和轻薄少年恶子，致一时“亲属号哭，道路皆歔欷”[3]，则是最为严厉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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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述种种打击措施并没有彻底扭转社会上的任侠风气。降及东汉，虽不能说“其风益甚”，但为侠者仍在在多有却是事实。从光武帝刘秀本人到赵缪王子林，再到舞阳侯吴汉，皆曾任侠，或干脆就是游侠，一般闾巷之侠就更不能胜数了。这些人在王莽败落天下淆乱时大量涌现，以后也从未停止过活动。当然，随东汉法制和吏治的健全，还有光武帝崇儒右文政策的倡导，社会上“怀经协术”、“保身怀方”的“守义之徒”增多，“去就之节，重于时矣”[4]，侠的活跃程度渐渐受到抑制，活动余地也受到了缩减。一个显著标志是，王公贵族再不愿或不敢与侠往来，如光烈皇后之弟阴兴“好施接宾，然门无侠客”[5]，一般人对子弟“通轻侠客”也多有劝阻，并惧怕结交像杜季良这样“豪侠仗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的大侠。[6]侠者因此收敛其行为，有的甚至改行折节向学。如王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轻剽少年”，晚而改节，钻研儒学律令，以后官至洛阳令，名列《后汉书·循吏传》。西汉时有像郭解这样父子两代为侠的，至此，郭解子郭梵和孙郭伋一任蜀郡太守，未见有侠行；一少有志行，由尚书令出为渔阳太守，招怀山贼，抓捕豪侠，乃祖之风已荡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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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据乱称雄与末流放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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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一统政权维持了一段时期，即随黄巾起义的爆发而崩溃，横亘在人们面前的又是一个乱世。由于其间战争频仍，兵火不熄，暴豪任强，公道不彰，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萧条的末世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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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怀有称霸野心的豪强对时世的认识却不怎么悲观。袁术就曾对从兄袁绍讲述过他对这个动荡时代的理解：“禄去汉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门，豪强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唯强者兼之耳。”[7]故如周末七国之主注意强兵养士以逐鹿天下一样，他们也纷纷招聚人马，图谋大举。这批从军阀混战中涌现出来的乱世英雄，包括董卓、王匡等人，正是当时所谓公侯豪侠的典型。而在一片混战中杀出，以后渐成气候称孤道寡的曹操、刘备和孙坚、孙权，也都有好侠的气质和任侠的经历。他们“任侠放荡，不治行业”[8]，或“好交结豪侠”[9]，“好侠养士”[10]、并因此获得很高的社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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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人为人佻荡不拘威重，讲究实利而不拘虚节，故有一大批豪纵放狂的侠者围绕在他们周围。如曹操手下的张邈、典韦、臧霸皆为侠出身，《魏略勇侠传》所载四位大侠，有三位是魏人。其他如刘备手下的徐庶、姜维，孙氏父子手下的鲁肃、甘宁，也都是闻名一时的大侠。像鲁肃富于财，见天下将乱，遂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标卖田地，以奇计招聚少年，供给衣食，令往来南山间，读习兵法以备时用，以后见周瑜英勇，“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前往投奔，俨然是一侠魁[11]，人们熟知的那个生性忠厚的鲁肃，只是小说家想当然的艺术创造。要之，汉末儒学因时世动荡而日趋衰微，束缚东汉人的名教观念也再不能拢聚人心，儒学名教本身的虚伪反激出时人彻底的反正统意识，任张私欲，游荡为侠，便成了末世放诞的一种宣泄，故戴良这样的大儒也“好洽施，尚侠气”[12]，“文辞壮丽”的嵇康也“尚奇任侠”[13]，上述诸人依激烈的天性，有此人生选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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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社会继续动荡，刚结束三国鼎立局面的司马氏政权不久就被种种社会矛盾搞得岌岌可危，其中最突出的是土地问题。由于当时“天下千城，人多游食”，流民急增致使社会很不稳定，不多久就激变成集体性暴乱。在这些暴动的流民中就多有侠活动的踪迹。如东莱人王弥出身二千石，为人博涉书记，但好在京师行侠，当他率流民揭竿而起，由河东、平阳等地迁来颍川的数万家百姓都烧了城邑，杀了长吏起来响应。由于流民中不仅有失地的农民，还包括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如涌入巴蜀的流民中就有“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14]等，他们结成组织，名曰附晋，实际保持相当的独立性。这类组织的统帅如苏峻、郗鉴、祖逖等皆能接纳游侠，特别是祖逖，“性豁荡，不修仪检，年十四五犹未知书，诸兄每忧之。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15]。及京师变乱，他与宗党数百家避地淮泗，被称为行主，宾客义徒中有许多“桀黠勇士”[16]，则不仅招侠，自己就是一个豪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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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两种人外，由于当时两晋宗室如汝南王司马亮子、宣帝之孙司马宗，淮南忠壮王司马允，都曾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联结轻侠，充作腹心，济南惠王司马遂曾孙司马勋便习弓马，每多与侠相交通，在社会广大的阶层中，任侠仍是许多人热衷的事情。如牵秀、周浚、戴若思虽皆出身官宦世家，都好任气行侠，并由此贬损朝士，不拘操行。连被称为“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的裴秀，也“豪侠有气节”，他的侄子裴宪“少而颖悟，好交轻侠”[17]，似得乃叔真传。而“京师大侠”李阳的名头，一般妇道人家也为之震慑。名士王衍妻郭氏藉中宫之势，为人刚愎贪戾，聚敛无度，又性好干预人事，王衍患之而不能禁，后用“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18]相戒，居然有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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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晋政权迭代之时，北方十六国贵族割据势力也如走马灯似地更换，历经百余年，其间也有游侠的活动。如成汉的李庠、北燕的冯跋三兄弟和前秦的苻洪都尚气任侠，“当时侠士莫不归之”[19]。而在南方，有庶族出身的新兴北府将领崛起，随着他们相继受禅称帝，南朝一百六十多年历史递次展开。在宋齐梁陈的更迭过程中，侠的活动仍然频繁。宋武帝刘裕在谋兴大业之初，颇注意收蓄才力之士，这其中就有像臧质、萧思话、孟龙符这样的游侠。薛广及其子孙三代为侠，也能得其倚重。南齐时，平西将军、光禄大夫刘怀珍召取青冀一带豪家私附数千人，是一位交通游侠的任侠之士。其他如梁武帝时的邓元起、简文帝时的裴子横、陈世祖时的熊昙朗等人，也都是性喜任侠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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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朝相对，北方经十六国之乱带来的民族融合最终导致北魏的统一。此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继起的北齐、北周经短暂对峙后，以后者平灭前者向隋朝过渡。由于终北朝之时政治昏乱，战乱不断，暴豪贪婪无度，人民失去恒业，整个社会充满着纷扰不安的气氛，秦汉以来据乱世而起的侠得以被时人认同，并继续活跃在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有的甚至还有令人瞩目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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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多为乡里豪强、世代郡姓，如北魏的高树生、裴庆孙、李显甫父子，北齐的张保络、高翼父子等皆如此。高翼为人“豪侠有风神”，尽管自己为侠，却指望子高昂读书求学，但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由此招来一批追随者[20]。而卢文伟、卢怀道、卢宗道父子三人“笃于交游”、“轻率好酒”，又“性粗率，重任侠”，情形亦与之相仿[21]。汉代游侠辈出，乃有父子为侠者，经东汉的沉寂，至此似又复兴起来。此外，北周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平民，也多有好游侠的。如北周开国皇帝宇文觉即“任侠有气干”，太祖宇文泰及兄莒庄公宇文洛生受其影响，“少任侠，尚武艺，及壮，有大度，好施爱士”[22]。臣下如侯莫陈顺、权景宣、陈忻、梁士彦、韦裕等人无不好任气节，并有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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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魏晋南北朝游侠的活动可以看到，作为社会的特殊人群，这一时期的侠依不同的身份和方式，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表现得非常活跃。因东汉末年以来整个社会的极度动荡和几乎被这种动荡冲毁的儒学权威的不复存在，还有政权频繁更迭、吏治日趋昏暗带来的政治与权力运作的无序化，以及只知崇尚强力不复问仁德所在或人心向背的特定氛围的交相作用，侠得以在汉中后期遭受数次打击后，再度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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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侠的大量存在，还与此期豪强地主、世代郡姓势力的膨胀有关。特别是南北朝政权如走马灯似地更换，但政权的基础终究是上述两种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实力雄厚，有足够的资财可以赈穷周急，收拢人心；在政治上则基本主宰了王朝的权力分配和政策走向。他们入朝为大僚，居家为豪富，作为州郡大姓，世代豪强，广占荫户，私植家兵、部曲，收养宾客、死士，当丧乱之际，便藉以保持身家或谋图大事。而在这些家兵与宾客、死士中就多有轻险亡命之人和豪侠之士。前及袁绍、孙坚等人都曾赖其力以成霸业，祖逖、苏峻等地方世家豪强收蓄门客、部勒私兵，也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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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上自君王，下至百官，以州郡著姓和豪强身份为侠招侠，如前所述屡见不鲜。侠与王公贵族、豪族大姓的关系至此期变得密切。[23]所招致的结果是，侠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流失了，侠的人群和人格特征日趋散漫和社会化，或可直接称之为一般化。他们仗义行侠，冒死救急，固然仍施诸一般社会人群，就像汉代的侠一样，“赈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专趋人急，甚己之私”，但在许多时候，如果他为人客，则必须以替主人效力为首务，而不大可能有心力将侠义遍推及一般民众，甚或对民众还构成侵扰和危害，如曹魏时荆州旧族刘节门下的侠客“出为盗贼，入乱吏治”[24]，已无侠行可言；如果他本身是豪族大姓，是养客者，他便会赖仗义行侠来招亡纳死，扩充势力，进而谋取大名，建不世奇功，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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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再比较此期为侠者在保持人群特征同时，与早前的侠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多为义任侠，珍视名节，崇尚荣誉，耿介特立，立意皎然；两汉的侠多为做好侠者而任侠，修行砥名，刻意自励，乃至敛己讳饰，虽阴贼著于心而外行仁厚，此期的侠则更多为了功利而任侠的色彩。尽管这其间存在着相互交杂的情况，在魏晋南北朝，那种为义行侠，为做好侠而任侠的人仍有；而在先秦两汉，也不乏为功利而任侠之辈，特别是汉中后期以来，这样的侠时可见到。但就统计学上的多数而言，不能不承认，这种功利追求占据了当时大多数为侠者的心，而由独特人格及行为方式构成的侠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或许正因为这一缘故，在范晔以下历代史家看来，东汉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为他们单独立传了。由此在正史中后人多能看到作为一个直臣、烈士或反贼的传记，而再难见到一个个血肉兼备、声色毕具的豪侠了。但是侠始终存在，他们的活动有时还那么频繁活跃，他们的影响依然巨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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