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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一统政权维持了一段时期，即随黄巾起义的爆发而崩溃，横亘在人们面前的又是一个乱世。由于其间战争频仍，兵火不熄，暴豪任强，公道不彰，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萧条的末世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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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怀有称霸野心的豪强对时世的认识却不怎么悲观。袁术就曾对从兄袁绍讲述过他对这个动荡时代的理解：“禄去汉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门，豪强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唯强者兼之耳。”[7]故如周末七国之主注意强兵养士以逐鹿天下一样，他们也纷纷招聚人马，图谋大举。这批从军阀混战中涌现出来的乱世英雄，包括董卓、王匡等人，正是当时所谓公侯豪侠的典型。而在一片混战中杀出，以后渐成气候称孤道寡的曹操、刘备和孙坚、孙权，也都有好侠的气质和任侠的经历。他们“任侠放荡，不治行业”[8]，或“好交结豪侠”[9]，“好侠养士”[10]、并因此获得很高的社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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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人为人佻荡不拘威重，讲究实利而不拘虚节，故有一大批豪纵放狂的侠者围绕在他们周围。如曹操手下的张邈、典韦、臧霸皆为侠出身，《魏略勇侠传》所载四位大侠，有三位是魏人。其他如刘备手下的徐庶、姜维，孙氏父子手下的鲁肃、甘宁，也都是闻名一时的大侠。像鲁肃富于财，见天下将乱，遂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标卖田地，以奇计招聚少年，供给衣食，令往来南山间，读习兵法以备时用，以后见周瑜英勇，“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前往投奔，俨然是一侠魁[11]，人们熟知的那个生性忠厚的鲁肃，只是小说家想当然的艺术创造。要之，汉末儒学因时世动荡而日趋衰微，束缚东汉人的名教观念也再不能拢聚人心，儒学名教本身的虚伪反激出时人彻底的反正统意识，任张私欲，游荡为侠，便成了末世放诞的一种宣泄，故戴良这样的大儒也“好洽施，尚侠气”[12]，“文辞壮丽”的嵇康也“尚奇任侠”[13]，上述诸人依激烈的天性，有此人生选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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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社会继续动荡，刚结束三国鼎立局面的司马氏政权不久就被种种社会矛盾搞得岌岌可危，其中最突出的是土地问题。由于当时“天下千城，人多游食”，流民急增致使社会很不稳定，不多久就激变成集体性暴乱。在这些暴动的流民中就多有侠活动的踪迹。如东莱人王弥出身二千石，为人博涉书记，但好在京师行侠，当他率流民揭竿而起，由河东、平阳等地迁来颍川的数万家百姓都烧了城邑，杀了长吏起来响应。由于流民中不仅有失地的农民，还包括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如涌入巴蜀的流民中就有“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14]等，他们结成组织，名曰附晋，实际保持相当的独立性。这类组织的统帅如苏峻、郗鉴、祖逖等皆能接纳游侠，特别是祖逖，“性豁荡，不修仪检，年十四五犹未知书，诸兄每忧之。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15]。及京师变乱，他与宗党数百家避地淮泗，被称为行主，宾客义徒中有许多“桀黠勇士”[16]，则不仅招侠，自己就是一个豪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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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两种人外，由于当时两晋宗室如汝南王司马亮子、宣帝之孙司马宗，淮南忠壮王司马允，都曾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联结轻侠，充作腹心，济南惠王司马遂曾孙司马勋便习弓马，每多与侠相交通，在社会广大的阶层中，任侠仍是许多人热衷的事情。如牵秀、周浚、戴若思虽皆出身官宦世家，都好任气行侠，并由此贬损朝士，不拘操行。连被称为“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的裴秀，也“豪侠有气节”，他的侄子裴宪“少而颖悟，好交轻侠”[17]，似得乃叔真传。而“京师大侠”李阳的名头，一般妇道人家也为之震慑。名士王衍妻郭氏藉中宫之势，为人刚愎贪戾，聚敛无度，又性好干预人事，王衍患之而不能禁，后用“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18]相戒，居然有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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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晋政权迭代之时，北方十六国贵族割据势力也如走马灯似地更换，历经百余年，其间也有游侠的活动。如成汉的李庠、北燕的冯跋三兄弟和前秦的苻洪都尚气任侠，“当时侠士莫不归之”[19]。而在南方，有庶族出身的新兴北府将领崛起，随着他们相继受禅称帝，南朝一百六十多年历史递次展开。在宋齐梁陈的更迭过程中，侠的活动仍然频繁。宋武帝刘裕在谋兴大业之初，颇注意收蓄才力之士，这其中就有像臧质、萧思话、孟龙符这样的游侠。薛广及其子孙三代为侠，也能得其倚重。南齐时，平西将军、光禄大夫刘怀珍召取青冀一带豪家私附数千人，是一位交通游侠的任侠之士。其他如梁武帝时的邓元起、简文帝时的裴子横、陈世祖时的熊昙朗等人，也都是性喜任侠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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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朝相对，北方经十六国之乱带来的民族融合最终导致北魏的统一。此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继起的北齐、北周经短暂对峙后，以后者平灭前者向隋朝过渡。由于终北朝之时政治昏乱，战乱不断，暴豪贪婪无度，人民失去恒业，整个社会充满着纷扰不安的气氛，秦汉以来据乱世而起的侠得以被时人认同，并继续活跃在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有的甚至还有令人瞩目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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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多为乡里豪强、世代郡姓，如北魏的高树生、裴庆孙、李显甫父子，北齐的张保络、高翼父子等皆如此。高翼为人“豪侠有风神”，尽管自己为侠，却指望子高昂读书求学，但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由此招来一批追随者[20]。而卢文伟、卢怀道、卢宗道父子三人“笃于交游”、“轻率好酒”，又“性粗率，重任侠”，情形亦与之相仿[21]。汉代游侠辈出，乃有父子为侠者，经东汉的沉寂，至此似又复兴起来。此外，北周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平民，也多有好游侠的。如北周开国皇帝宇文觉即“任侠有气干”，太祖宇文泰及兄莒庄公宇文洛生受其影响，“少任侠，尚武艺，及壮，有大度，好施爱士”[22]。臣下如侯莫陈顺、权景宣、陈忻、梁士彦、韦裕等人无不好任气节，并有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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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魏晋南北朝游侠的活动可以看到，作为社会的特殊人群，这一时期的侠依不同的身份和方式，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表现得非常活跃。因东汉末年以来整个社会的极度动荡和几乎被这种动荡冲毁的儒学权威的不复存在，还有政权频繁更迭、吏治日趋昏暗带来的政治与权力运作的无序化，以及只知崇尚强力不复问仁德所在或人心向背的特定氛围的交相作用，侠得以在汉中后期遭受数次打击后，再度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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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侠的大量存在，还与此期豪强地主、世代郡姓势力的膨胀有关。特别是南北朝政权如走马灯似地更换，但政权的基础终究是上述两种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实力雄厚，有足够的资财可以赈穷周急，收拢人心；在政治上则基本主宰了王朝的权力分配和政策走向。他们入朝为大僚，居家为豪富，作为州郡大姓，世代豪强，广占荫户，私植家兵、部曲，收养宾客、死士，当丧乱之际，便藉以保持身家或谋图大事。而在这些家兵与宾客、死士中就多有轻险亡命之人和豪侠之士。前及袁绍、孙坚等人都曾赖其力以成霸业，祖逖、苏峻等地方世家豪强收蓄门客、部勒私兵，也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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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上自君王，下至百官，以州郡著姓和豪强身份为侠招侠，如前所述屡见不鲜。侠与王公贵族、豪族大姓的关系至此期变得密切。[23]所招致的结果是，侠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流失了，侠的人群和人格特征日趋散漫和社会化，或可直接称之为一般化。他们仗义行侠，冒死救急，固然仍施诸一般社会人群，就像汉代的侠一样，“赈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专趋人急，甚己之私”，但在许多时候，如果他为人客，则必须以替主人效力为首务，而不大可能有心力将侠义遍推及一般民众，甚或对民众还构成侵扰和危害，如曹魏时荆州旧族刘节门下的侠客“出为盗贼，入乱吏治”[24]，已无侠行可言；如果他本身是豪族大姓，是养客者，他便会赖仗义行侠来招亡纳死，扩充势力，进而谋取大名，建不世奇功，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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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再比较此期为侠者在保持人群特征同时，与早前的侠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多为义任侠，珍视名节，崇尚荣誉，耿介特立，立意皎然；两汉的侠多为做好侠者而任侠，修行砥名，刻意自励，乃至敛己讳饰，虽阴贼著于心而外行仁厚，此期的侠则更多为了功利而任侠的色彩。尽管这其间存在着相互交杂的情况，在魏晋南北朝，那种为义行侠，为做好侠而任侠的人仍有；而在先秦两汉，也不乏为功利而任侠之辈，特别是汉中后期以来，这样的侠时可见到。但就统计学上的多数而言，不能不承认，这种功利追求占据了当时大多数为侠者的心，而由独特人格及行为方式构成的侠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或许正因为这一缘故，在范晔以下历代史家看来，东汉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为他们单独立传了。由此在正史中后人多能看到作为一个直臣、烈士或反贼的传记，而再难见到一个个血肉兼备、声色毕具的豪侠了。但是侠始终存在，他们的活动有时还那么频繁活跃，他们的影响依然巨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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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170729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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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入世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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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末政治腐败，皇帝庸弱，身为贵戚的隋国公杨坚乘此起兵，在关陇集团的支持下建立了隋朝。不久又平灭南方的陈朝，统一了全国。尽管隋立国之初就进行了旨在巩固政权的政治改革，自西魏以来形成的府兵制至此完成向“兵农合一”的转化，中央对豪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但一直到二世而亡，仍自始至终都可见到游侠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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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开国功臣大多任侠出身。时代提供给他们合适的生存气候，一如东汉末侠所感受到的那样，他们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开创性时代，所以纷纷活动。许多人本与杨坚交好，团结在他周围，但并不凛遵君臣大义，相反时常觊觎皇位，有不臣之心。如由周入隋的梁士彦自小任侠，性又刚果，隋时因功封郕国公。后自恃功高，每有怨望，与宇文忻等人密谋作乱，“劫调币以为牟甲，募盗贼以为战士”，被外甥裴通告发伏诛[25]。元谐“家代贵盛”，“性豪侠有气调”，少与杨坚同受业于国子，因军功累迁大将军，最终也因谋反被诛。[26]虞庆则“代为北边豪杰”，禀性倜傥，胆气过人，也是一位侠，且在当地游侠中享有很高声誉，所谓“本州豪侠皆敬惮之”，他的下场与梁、元一样。他的儿子虞孝仁能守家风，自小“豪侠任气”，炀帝时以谋图不轨被诛，竟与父亲走上同一条道路。[27]其他名臣如杨素，历官尚书左仆射、司徒，执掌朝政，并参与宫廷阴谋，废太子勇，拥立炀帝，但他“少而轻侠，倜傥不羁，兼文武之资，包英奇之略，志怀远大，以功名自许”[28]，早年是一位目光远大很有抱负的侠者。刘权在文帝受禅初，以车骑将军领乡兵，炀帝继位，拜为尉卿，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原本也是游侠，“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29]。沈光“少骁捷”，“常慕功名，不拘小节”。他的家境贫困，父兄都以佣书为事，独他跅驰不羁，“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许多人主动送财物接济，使他得以有甘食美服侍奉双亲。大业年间，炀帝征求天下骁果之士伐辽东，他在被征之列，“将诣行在所，宾客送至灞上者百余骑”，令人想见汉大侠受人拥戴的热闹光景。以后被任命为朝请大夫，折冲郎将，谋击宇文化及不成，被害时年才二十八岁。[30]至若彭国公刘昶子刘居士结交侠魁陈政，“聚徒任侠，不遵法度”[31]，召取公卿子弟党羽数百人，横行京城，乃至登故未央殿基，南向设座，遣使引突厥南侵，欲亲为内应，无法无天到这种地步，更可见当时任侠风气的炽盛。继两汉侠进入社会政治中心后，他们的势力和野心似要直然再现昔日游侠先辈的风光，并且其意气弥厉，心态饱满而奋发，与魏晋南北朝动乱时世中的侠者相较，似有更上一层楼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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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气弥厉奋发饱满的心态，在唐代游侠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李渊与隋文帝相似，是假皇亲贵戚并手中的军权夺取先朝天下的。早在大业十三年（617年），他就命儿子李建成、李世民交结英豪，以为己用，一时群盗大侠莫不响应。李渊父子之外，如隋东宫左勋卫唐宪不治细行，好藏亡命，也喜欢与博徒轻侠结交，李渊领太原后颇想利用他，正式起兵后委为正议大夫。那一班游侠和任侠之士自然各得封赏，充满荣耀感和成就意识。而当时与李氏父子争夺天下的其他人，如王世充“阴结豪俊，多收群心”[32]，薛举“交结豪猾，雄于边朔”[33]，梁师都“阴结徒党数千人”[34]，也大都好结交侠者以成事。至刘武周骁勇善射，本人就是游侠出身。他们对于侠的作用十分了解，深知其天性坚忍，行动果敢，临事有不成便死之心，而无家室亲情的拖累，只要给予信任，施以恩义，便可期待其百分之百的付出，所以大多乐见其涌起，乐观其成就。而在侠者一方来说，本来不过是易代之际图全性命的小民，乃或躲避兵役丛聚苟活的盗贼，不死于兵燹，必亡于饥寒，眼见隋祚将终，能跟定一位雄才大略的明主，依乘风云，勒功帝籍，岂不是存在价值的提升？所以在很多时候，他们主动而密切地关注时局，他们的行动因目标明确，变得格外地坚决和有效。当李渊起兵，有“京师大侠”之称的史万宝偕裴、柳崇礼举兵响应，便是一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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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唐初游侠辉煌经历的召引，高宗以降，历朝为侠者大都奋发有为，思求一当。如魏州郭元振虽举进士，为通泉尉，仍好使气任侠，不以细务为意，后入武则天朝，历事数主，官至太仆卿、御史大夫，封代国公。哥舒翰家富于财，四十多岁仍不事生业，纵蒲酒于长安市，连父丧都不归家，独好任侠，“重然诺”，“多施予，故士归心”[35]。盛唐时他率兵击吐蕃，为河西节度使，功封西平郡王。宝应元年（762年），仆固怀恩引吐蕃兵入寇河西，郭子仪命羽林军使长孙全绪领兵万人为前锋，驻防韩公堆与之抗衡。全绪遣禁军旧将王甫入长安，阴结少年豪侠为内应，某日依约一起击鼓于朱雀街，大呼“王师至”，吐蕃军不知虚实，以为唐军从天而降，人人惊骇，当夜溃散。由此一事，既见当日长安城中侠者活动之频繁，唐人小说《潘将军》所谓“尝闻京师多任侠之徒”非虚，更可见一般为侠者欲立功国家有所作为的热肠。有些志士如张玠，性豪侠，轻财重士，当安禄山遣手下李庭伟率藩兵攻鲁郡城，他率乡豪张贵、孙邑等人纠众将李杀死，事后不自言功，报国忠直之心亦自皎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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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所有情怀激烈的志士都有张玠的高节，由于唐中叶后科举考试关节请托成风，甚至有通榜皆取权豪子弟的，在朝廷所辖地区应试不第的士子，包括一些求官无门、仕途不得志的才士，不得不愤而北游河朔，投效藩镇以求进用，一些游侠和任侠义士为求一展平生，也有投身其中的。当日韩愈《送董邵南序》一文隐含希望当代乐毅、高渐离能出仕明天子朝，正道出这一事实。至于当时藩镇大多任气尚侠，如田璟、田守义、田承嗣祖孙三代就“以豪侠闻于辽碣”[36]。这些侠和任侠之士争赴边地，与之声气相通，自然能一酬所愿，建一番功业。唐人有诗称“塞上应多侠少年，关西不见春杨柳”[37]，“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38]，便是这批人努力进取的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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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由于盛唐前后游侠活跃，任侠风行，使文人士大夫也受到吸引。如陈子昂父元敬“瑰玮倜傥，年二十，以豪侠闻。属乡人阻饥，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其风概对他或有影响。但他之所以“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以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好施轻财，而不求报”，“尤重交友之分，意气一合，虽白刃不可夺也”[39]，不能不说更与时代风气的熏染有关。还有王翰“少豪健”，“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伐鼔穷欢”[40]，高适“尚节义”，“不治生事，客梁、宋间”[41]，“五十无产业，心轻百万资。屠沽亦与群，不问君是谁”[42]，王之涣“少有侠气，所以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至长成出名后仍不改其嗜酒狂放[43]，大都如此。就是“诗圣”杜甫，“每饭不忘君”之外，也因沾染了“仙佛气”和“游侠气”，被明末卢世称为“千古大侠，司马迁之后一人”，盖“子长为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为救房琯几陷不测”[44]，在他看来都是了不起的义行。究这些人之所以热衷任侠，进而为侠，可能与个人的性情有关，然基于他们才难自弃，极想有一番作为，如高适从军边塞，为哥舒翰掌书记，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称其“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李颀等人见当时边镇将吏与州郡胥吏入仕多门，开始北走河陇，南游荆楚，由颠狂放荡进而求进身之道，皆可表见其为侠的真实目的在入世建功，而不仅止于获取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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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人熟知的自然是大诗人李白，他“少任侠，手刃数人”[45]，又好结交豪雄，“门多长者车”[46]。由于既仰慕游侠“杀人如剪草”的豪行，又钦佩其平交公侯、功成身退的高节，故平日行事也“轻财好施”，“存交重义”[47]，乃至“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48]。然而这种种放诞任侠并非其生平志趣之所在。他十六岁依潼江“任侠有气”的赵蕤从学[49]，“好剑术，遍干诸侯”[50]，以后赴成都谒见苏颋，被后者以文章可与“赵蕤术数”并美为由荐于朝廷[51]，可知并非只是一味为粗侠，而有寄托和发散胸中郁勃之豪气的深意。唯此，他才会在《行行且游猎篇》中唱出“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的豪歌，并时时有“功业莫从就，岁月屡奔迫”的感叹。[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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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叶以后，政治渐趋败坏，既有宦官专权和南衙北司之争，又有士庶的对立和党争。侠或卷入朝廷的权力争斗，如穆宗长庆年间，有豪侠与勋家子于方交通，欲有事于河朔。僖宗乾符年间，有侠儿突入曲室，欲害李克用于云中。五代强人如欧阳修所说，多“黥髠盗贩，倔起于王侯”[53]，那些侠者也多追随刘知远、朱温、郭威、钱镠等有游侠气质的君主横行无忌，如后汉史弘肇“游侠无行”，生平不喜文事，谓文人难耐可恨，刘知远镇太原后即奏请从行[54]，但总的来说已渐失了上升时代奋发有为的豪气。当然，唐侠所处的那个因中外交流频繁、商业经济发展，较具规模的城镇开始形成，以及长安富民尤多豪客等优越条件，也是他们所没有的。所以只能追随骄蛮不驯的强人，投命效死，乃至充为杀手，上以谋刺宰相，下以击杀内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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