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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11 就为公平而挺身抗击强暴而言,侠最为积极主动,并不以人我为区隔。他人蒙受不公正待遇,在他们而言每每感同身受。如宋侠孙立得知友人妻为一叫孙本的人所辱,便出为雪耻,持刀裸身,既以“敢助我,我必杀之;有敢助本者,吾亦杀之”喝退观者,又与孙本搏斗整整一上午,迫其服罪。[10]其情怀之热切,情感的自处方式和落实方式之激烈,皆凸显了侠的人格辉光。又如明万历年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资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撑船鼓吹至阅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11]。事情的一方为“势家”,凭依财势,横行乡里,一方是孤儿寡母,弱不抵强,情状惨甚,他因见不得这类不平事,主动找上门去拼命,终使势家气沮,乖乖退去。这种情怀之激切,情感付出之坚决与实施之有效,也让人由衷地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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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13 侠将人所蒙受的不公视同身受,必要求为之洗刷,即使这不公来自官府、朝廷,也一例用舍己忘身的努力去决出一个公道。汉末魏初,孙宾硕因同情被宦官迫害、亡匿异地的赵岐,不惜冒死救援就是一例。桓帝时,中常侍左琯、唐衡等权侔人主。衡弟为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统属郡,因不修礼法,被郡功曹赵息呵责。衡颇忿,索性以其为京兆尹,诏中都官及郡部督邮捕捉赵家满一尺以上所有人等,满门皆斩,有敢藏者同罪。赵息从父赵岐为皮氏长,闻有家祸,舍官出逃,由河间走北海,“著絮巾布袴,常于市中贩胡饼”,宾硕见其样貌非常,“不有重怨,则当亡命”,主动出手相帮,得知实情后更无避忌,接其回家,椎牛钟酒,藏于夹壁,终使赵岐逃过此劫。他如此冒险犯难,无非是见不得官府权豪以权压人,由于他不计祸福的侠行,“从此显名于东国”[12]。北齐颜之推素不喜侠,以为非君子之所为,但由其《从周入齐夜度砥柱》诗所谓:“侠客重艰辛,夜出小平津。马色迷关吏,鸡鸣起戍人。露鲜华剑彩,月照宝刀新。问我将何去,北海就孙宾”,可知这种侠义风范多少改变了他的看法,使其放弃了部分原有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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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15 还有东汉第五種“少厉志义,为吏,题名州郡”,因在兖州刺史任上收举中常侍单超之子、济阴太守单匡,并将其宾客亲吏一同逮捕,上表朝廷治罪,遭到单超设计报复,被判流朔方。这一判决激怒了他以前的属官孙斌,“于是斌将侠客晨夜追種,及之于太原,遮险格杀送吏,因下马与種,斌自步从,一日一夜行四百余里,遂得脱归。”[13]孙斌所作所为自然令人感佩,但毕竟与第五種为上下级,有交情。那批侠客本是局外人,蹚这趟浑水,晨夜追寻,格杀押解官吏,就纯然是见不得贪官横行公义不彰的侠行。当其猝临此事,第一反应便是除去此不公正,由此用心力、勇力乃至体力,务求将平不平之努力贯彻完满,这便是其人格的崇高。龚鹏程指出:“侠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人。他们虽然常与官府为难,但总站在民众这一边。”[14]田毓英也说:“中国的侠则是为了一种不属于自我的,指向他人的义而行侠。”[15]衡之以上述侠的行事,实在是至平至实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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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17 侠的这种人格还在如下情境中表现出来。即一旦他们自己涉身事中,仍能做到不曲顺己意、枉徇私情,而是一秉义之所在,作出决断。如前及郭解外甥依其名在外强与人饮,人怒而将其捅死后逃走。可能是郭解深知其甥爱使气惹祸的脾性,没作太多的表示。他姐姐耐不住了,以为以其名头,还有人敢行此事并走脱,实在是他不愿援手的缘故。为羞辱郭解,她把儿子尸体抛在路旁不葬。郭解没法,只得安排人寻得凶手藏身处,令其主动自首。尽管如前已指出,这种暗中伺察别人然后迫其出首的做法,有“假此以倾动天下”的私心,前人姚亭田依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的性格特点,也已在《史记菁华录》中点出。但他能耐心了解事情原委,明辨是非曲直,原其人情急,称“公杀之当,吾儿不值”,将其释放,然后收尸入葬了事,毕竟恪守了公道。唯其如此,诸公闻之不以为伪,“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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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19 如果说郭解事有作伪求名的成分,那清人宣鼎《夜雨秋灯续录》所载燕尾儿事,则可以让人真切体认到侠为求公正实现,严于自律舍己忘身的人格魅力。燕尾儿因吃过官司,常存心与官府为敌。一次在大明湖摘走某郡主腕上金钏,引来各地官吏围捕。因三年无所得,不少官吏纷纷落职。山东历城令萧老公本是一廉吏,也在其列,与家人颓卧茅屋,生计无着。他知道后深感歉意,想及萧既称廉吏,断不会接受自己钱物,遂代为到二百里外朋友处贷金,然后自首。以后萧复职,他却被狱卒铜丝缠体,死在狱中。作者感叹其“睹廉吏饥寒,动于中,激于义,不恤以颈血溅”,啧啧称赞道:“欹人也,侠欤?神欤?其乃老子所云盗亦有道者欤?……太史公《游侠传》中当为此公添第一座矣!”虽说是小说家言,但这种“动于中,激于义”,也即为正义所感,不忍因自己随意苟且而使人世间公义不彰,使侠者作为公义维护者的形象蒙羞,确实现见于侠的身上,并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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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21 侠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对平不平的热切,皆肇因于他对这公正公平的信仰。他们是将此用为主义,为信条,为精神寄托和行动指南的。在他们的情感世界里,这信仰经过知情意融汇成不竭的精神动力,不断地在他们的认识中得到确立,并受认识深化和发展影响,在以日常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了知行的统一和认识向信念的转化。由此,他对这信念的处置方式更明确地偏向于激情,偏向于冲动,偏向于在本能而非后天习得中求得它的彻底实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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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23 为了进一步了解侠求公正的信仰及其独特的处置方式,不妨拿他们与同样情怀激烈的豪杰志士作一比较。古称德千百人者为豪,故有“豪雄”、“豪俊”、“豪烈”等称谓,以与“豪猾”、“豪奸”和“豪武”相区分;又称超万人者为杰,故有“俊杰”、“英杰”等称谓,以与“杰黠”、“杰滑”和“杰暴”相区分。由于“豪”与“杰”俱为秀出众人的才士,所以古人会将两字组合成词,用以指称那些志向远大、智勇过人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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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25 豪杰之士通常也有实现社会公正的愿望,总希望因自己的努力,使生活在底层的大部分人能生活有着,甚至更多分享这个社会实有的乐趣。不过,由于他们目标高远,怀抱宏大,有加诸宇内放之四海的气魄,不免遗落了一般人群现时即刻的诉求,或对这种诉求无暇顾及,照护不周。有的豪杰之士做成大业,乃或改朝换代成为一代新君后,就改去了初衷,也学得外儒内法的统治术,满口道德仁义,实际行起专制统治那一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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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27 侠则不同,越往后越脱离社会主潮中心,而仅在都邑市井与闾里乡曲躬身践行自己的理想。既常率义以为勇,也每每凭血气以行事。他们对公正公平的天然喜好,使得周围的人因他们的存在,扎扎实实地感受到这公平公正是可以期待并实现的。所以,如高启这样的人才喜与之交,并会在《结客少年场行》中吟出“屠沽往往有奇士,慎勿相轻闾里人”这样的句子。唐君毅曾比较过豪杰精神与侠义精神的不同,指出“豪杰之精神,重在由推宕以显阔大;而侠义之精神,则由宅心公平,欲抱不平,以显正直,而归平顺。豪杰之士,涤荡一世之心胸,而使百世以下,闻风兴起;侠义之士,则伸展人间社会之委屈,而使千里之外,闻风慕悦。二者皆以其个人精神,担当世运,而初无假借群众之意。”[16]两者相较,显然侠之义更体贴人情,他们为这公正公平可以对抗强暴,对抗官府甚至朝廷,自然更给人以无望中的希望,困顿中再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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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29 当然,侠之对抗官府与朝廷有时未必是为求公正。即使为求公正公平,也有只为一己讨公平而不能及于广大人群的。如东汉光武帝刘秀族兄刘赐少年孤弱,其兄刘显因报仇行凶,被地方官逮杀,刘赐愤而与侄子变卖田宅,同抛财产,结纳游侠报仇,然后亡命逃伏他乡。刘显报仇杀人所为何事,范晔《后汉书》没有记载,作于范史之前,司马彪的《续汉书》却写得分明:“王莽时,诸刘抑废,为郡县所侵。蔡阳国釜亭侯长醉询更始(刘玄)父子张,子张怒,刺杀亭长。后十余岁,亭长子报杀更始弟骞,赐兄显欲为报怨,宾客转劫人,发觉,州郡杀显狱中,赐与显子信结客陈政等九人,燔烧杀亭长妻子四人。”可知是由于郡县各级官员效忠新莽,对诸刘多有侵凌,连一个小小亭长都如此,令这批本来富有血气的同族兄弟意愤难平。前此刘骞被杀,刘玄曾结客,意欲报仇,后因那些客醉酒犯法,牵连到他,不得不搁下此事,亡命平林。刘显气不过,才决意要代刘玄动手。那批侠虽说对新莽气焰嚣张、各级官吏仗势欺人也十分反感,所以不顾法禁甘愿为诸刘效命,但受收刘显的好处,且刘氏一族根基尚在,气数未尽,显然也是他们之所以如此做的原因之一。因此较之此前所举诸侠,这种求公正不能不说更多了一层功利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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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31 至若武帝时号称“京师大侠”的朱安世,其所谓求公平更不免堕入一报还一报的恶道。原来,朱安世因经常出没京师,为侠任气,使武帝非常不快,诏令捉拿归案。可诏令颁下许久无果,令一众官吏计无所出。时丞相公孙贺子敬声恃自己是当今皇后姊子,骄奢不奉法,擅自动用军饷一千九百万,事发下狱。公孙贺为救儿子,主动向朝廷揽下这件棘手事。不久朱安世果被抓。当他知道事情原委,冷笑道:“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于是从狱中上书,告发贺子与阳石公主私通,又使人行巫蛊之事。武帝晚年多病,最怕人咒他死,即下公孙贺狱,后父子都被诛死,由此引发一场震动朝廷的“巫蛊之祸”[17]。这朱安世早已知晓丞相子私用军饷并私通公主事,也知其暗行巫蛊,不利于当今,但事不关己便不过问,待事关一己性命,且再行过问也于己无补,仅为泄愤报复而持吏短长。这样的求公平比郭解不及,比前述诸侠就更为逊色。他既未将公平之义推及广大的社会人群,即就求一己之公平而论也有失忠厚,故只能说是对侠义理想的辱没,对侠的人格的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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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36 侠的人格与世界 [:1707296134]
1707297237 侠的人格与世界 任性纵情的疏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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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39 除以公平公正为信仰,并有意识地将一己情感投注其间,通过尽其在我的努力,显现世道的清平与人心的温良外,侠那活泼冲动的气质才性,滔滔汩汩的生命激情,还使得他们把更多的情感动能投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在这种投注和处置中,其情感的品质和所达到的深广度由此也得到了更为生动的体现,人格的面貌和人格特征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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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41 由前所述可知,侠之求公正、平不平是调动了他们全部的生命激情和难以忤触的侠烈之气的。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这种激烈的侠气更是难以掩抑,时常暴发。《史记·季布栾布列传》称:“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为气任侠”一词互文见义,其实也指“任气为侠”。这个“任”,一说见于《墨子·墨经上》所谓“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子·经说》进一步解释道:“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此即司马迁所说的“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和“不爱其躯”。另一说则见于《汉书·季布传》,颜师古在其中“为任侠有名”一语下注曰:“任,谓任使其气力。”二说或因语境不同,各有自己强调的重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为侠必重气,任侠也就是任张意气地实施侠义。故“侠”与“气”每每被人连言,乃至游侠有时被人称作“气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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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43 这一点从后世史家著述中也可得到证实。如《梁书》称裴之横“少好宾游,重气侠”,《旧唐书》称丘和“重气任侠”,郭元振“任侠使气”。至于文人的描述就更多了,张华《博陵王宫侠曲》有“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之句,李白《扶风豪士歌》也有“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的吟唱,其他如陆游《村饮》的“少年喜任侠,见酒气已吞”,徐渭《侠客》的“结客少年场,意气何扬扬”,邓原岳《哭徐惟和十二首》的“长安慷慨酒人群,侠气凭陵欲吐云”,皆着意于为侠者意气发扬性格开张的一面展开。总之,“古贤豪节侠,以气谊相钦重”[18],这种专任意气正是侠健旺生命力的自然流露,更是其自由个性的直接显现。并且在一个高度集权化的社会里,它甚而还富有抵御不合理秩序和模式化科条的反叛色彩。正是基于这一点,侠实际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中另建起了一种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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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45 倘要说得具体,它首先是一种豪宕不拘的旷爽之气。侠的豪宕不拘往往表现为恣逞意气,任张个性,桀骜不驯,不拘细行。一句话,崇尚绝对的个人意志和个性自由。它慷慨至于抹去常态,任张至于矫枉过正,唯快意恩仇是求,有恩怨而不问是非。如此以义气当先,发扬张厉,无毫发滞吝,其他任何科条都不足以匡饬其言行。正是基于此,班固《汉书·游侠传》谴责他们“放纵不拘”,并对其“放意自恣,浮湛俗间”深致不满。然在侠而言,平居负气倜傥,意气弥厉,为人疏慢,不知约检,纯然是出于喜好,一种习惯和天性。那种折节矜饰,静重厚默、端方和粹的人格风范或许可得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交口称颂,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龌龊小儒所为,是所谓小廉曲谨,绝谈不上绝美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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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47 汉代大侠陈遵便是这样一位狂荡放纵不拘礼法的人物。他早年为京兆史,公府掾史率皆羸车小马不尚鲜明,独他极舆马车服之好。又好交友,门外车骑交错。他又好饮酒,每次开宴总让家人把门拴死,把客人坐车上的铜辖投入井以阻其离开,为此常常把公事给耽误了。主事官员告于上司,大司徒马宫是一位大儒,素重陈遵,称“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责之”,非但不加斥责,反而举荐他做了郁夷令。以后在河南太守任上,他过访寡妇左阿君,起舞跳梁,遭人弹劾,然免官家居期间依然招客饮食如故。友人张竦与他同时入仕,为人博学通达,廉俭自守,然官至丹阳太守后也被罢免。张竦很穷,门下没有宾客,间或有人上门也只是请教学问。他见此颇自是,称“足下讽诵经书,苦身自约,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间,官爵功名,不减于子,而差独乐,顾不优邪!”张竦竟难以反驳,只好答以“人各有性,长短自裁”,“虽然,学我者易持,效子者难将”。确实,这种个性上的差异,恰恰基于两种对立的人生信条和人格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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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49 在国力强盛的盛唐,这种超迈不羁的旷爽气质还成为士人普遍追慕的对象,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少任侠”的李白。关于他的行事前文已有介绍。他的诗也充分表现了他对游侠纵放个性的向往。在《侠客行》的结尾,他对侠与儒作了这样的比照:“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在对侠发出由衷赞叹的同时,对扬雄这样的皓首穷经给予了尖冷的嘲讽。同样的比照又见于《行行且游猎篇》,所谓“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这回是针对大儒董仲舒而言。他在《少年行》诗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活哲学:“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徇书受贫病。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荣身乐命而不受贫病,在他那儿似乎与立节读书是相对立的。不愿读书意味着不接受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指引,无须徇节则意味着不愿为追求这种文化所崇尚的名教、志节而牺牲真我。而徇节之所以必甘风尘,或者说甘于风尘者必多徇节,乃或风尘必将把人导向对那种志节的曲徇,是因为现世社会中的种种实利,与夫这社会上种种苟且委颓、拘谨刻板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有必然的对应联系。而侠显然不乐于此,不愿为此浮伪虚妄的志节甘心奔波道途,周旋于礼仪揖让之间。这种不甘困顿于风尘,必然导致他们不认同社会通行的观念。在行动中否定它,甚而行逆反,造极端,毅然决然地远离它,当然,也包括做诗讽刺,正是这种不认同的表示。由此,他们的个性发展趋向必然是豪荡不羁任性纵情的。李白正如此,未仕前不受法令约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他的好友魏颢可证明,他亲手杀过几个人;在出仕后不受宫廷礼法约束,乃至并不以人君为意,这其实都与他早年任侠的经历及由此造成的豪宕个性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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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51 明代士风疏荡,这样的豪纵之士也有不少。如林鸿曾任将乐县儒学训导,后官礼部精膳司员外郎,为其时著名文人,虽“晚节著儒衣”,但“少年为侠客”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太快意的印象,所以他会唱出“二十读书通大义,三十结交江海士。不学寰中一竖儒,宁为世上奇男子”这样的高歌[19]。傅汝舟也有“不读竖儒祸世书,宝剑亲磨光有刺”这样的吟唱[20]。晚明福建诗人陈椿“少读儒者书,隶博士有声。久之,弃去,曰:是拘拘者何至溷!乃公为改而从侠少游,纵情声伎,为一时风流之冠”[21],更是豪宕不拘的典型。他们都以强烈的个性与拓张的自我意识,表现了与端方谦和的传统人格迥异的异端精神,有一种与世俗习尚相去相悖的别样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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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53 侠所任张的气又是一种亮直无伪、矫抗任真,不与物俯仰的伉直之气。它出于真率的情性流露,又是其正直品格的一种外显。所谓执此一端,我只作我。为了使这种亮直真率的意气有所交代,他们可以狂走四方,思得一当。平日里与人相交,意气相投则扬挹极齿颊,虽倾其所有也无足惜,乃至片言可以托生死,“握君手,执杯酒,意气相倾死何有”[22],杯酒投洽即慷慨相许。若不当意,则终日默默不与一言,或干脆视之为庸流,白眼相向,不稍假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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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55 基于此,他们极其鄙薄面谀背毁、衷貌不一的虚伪矫饰,眼里搁不下一颗沙子。人有所长,赞不容口;人有不善,必尽言无隐,面折不留余地。至于与人稍有忤触便疾言遽色,狂叫奋詈,更是惯常之事。要他们虚徐谦约,降意徇人,若丧其气,夺其元;要他们协息顺意,遇不平之事莫敢出气,则不啻是要他们的命。所谓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咿嚅嗫作谦抑状。当日孔子有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23]。前一句是说人须从善如流,见贤思齐;后一句是说见邪恶不善者,该离得远远的,“探汤”二字喻去之疾也。侠见贤或可思齐,要他遇邪恶不善避之而去则太犯难。相反,他们大都会奋力锄除这类奸恶,哪怕他大有来头。总之,宁可得罪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也不愿对自己的个性有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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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57 如汉代大侠袁盎为人伉直,“常引大体慷慨”,在朝野有很高声望。他的个性就十分激烈,好恶分明。因素来讨厌太子家令晁错,但凡有晁错在座,掉头就走,以至两人从未在一间屋里说过话。又不满宦官赵同得文帝宠信,一次见文帝携之同乘,便直言相谏: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大车者,皆天下英豪。目下汉廷虽称不上多士,但陛下也不至于要和刀锯刑余之人同载!文帝听得笑了起来,让赵同下车,赵被折辱,气恼得竟哭了起来。还有灌夫,为人刚直,不好拍马,对官居其上之人一例轻视,时不时地还要冲撞几句;对官在其下的人愈微贱愈相敬重,在朝中则与依军功擢升的魏其侯窦婴交好,看不惯靠王太后裙带关系平步青云的武安侯田蚡。田蚡未贵时尊窦婴如父,及为相便多轻慢之举,他强为窦婴出头,借聚会之机使酒骂座。田蚡怀恨在心,寻机会以他事诬引,旁人劝他若此时折腰赔罪,仍可挽回,但他“愈怒不肯谢”,终于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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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7259 又如明初大诗人高启的朋友宋克以气节闻名,生性耿直,好与人争,且每争必求胜。朋友有过他会当面指出,不留情面;如果有谁冒犯他,决不隐忍,但事后也不记恨于心。当时有两个武将依仗权势,常无事殴辱士人,人莫敢近。其中一位邀他喝酒,有人怕其醉后使气,劝莫去,他非但去了,还高谈阔论,将那武将教训了一顿,令其肃然拜服。而另一武将在小酒馆偶遇宋克,见他全然不将自己放在眼里,便择日带一批武士尾随其后,以示威胁。宋克毫不畏惧,缓辔而行,并不让道。那武将钦服其伉壮有正气,第二天竟央人带着来道歉,还请求交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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