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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气质才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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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侠的人格成因，人们最易接受的一个解释就是基因遗传。人格作为一个人前后一贯的行为模式，是个体身上最稳定的反应倾向，它在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又决定了人对周围环境的应答。但人们通常觉得，比之于后天的教育，作为整个行为的定向系统，它虽关涉动机、经验和价值判断，似乎首先得之于先天的遗传，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后天接受怎样的教育和怎样接受教育，无不由人的先天禀赋决定。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格理论都将自己建基在某种先天的因素。无论是弗洛伊德、斯金纳的生理需要说，还是荣格、罗杰斯的自我实现说，阿德勒的社会兴趣说，概莫能外。当然，也有博厄斯和米德的“文化决定人格论”，林顿和卡丁纳的“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论”。不过，尽管他们主张人格是后天获得的，并因教化和环境的作用而形成，但也承认这种后天获得会因气质与性别的不同，对人的性格差异产生影响。而人格正是性别、生理基础上的气质与性格的多层次结合互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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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其如此，米契尔·兰德曼（Michael Landmann）才说：人格是“人的最一般的结构，人的认识和行动的特殊方式”，它“是自然通过遗传赋予人的”一种可称之为“坚固的要素”[2]。在东西方，自古以来相关的讨论有许多。且不说西方自古希腊时代起就有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和忧郁质之分，以后又有内脏性、身体性、大脑性或内倾、外倾的区别，即中国古代也有相类似的论述。如史载黄帝问少师人有阴阳为何，少师答以“盖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并称太阴之人“贪而不仁”，“好内而恶出”，太阳之人“属处于上，好言大事”，“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常无悔”，而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扬，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为君子。[3]《尚书·皋陶谟》则提出“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三国时，刘劭将五行之气与筋腱、骨骼、血液、内气和肌肉等五种生理素质联系起来，提出五行能定“五体”，成“五德”，尤见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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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是故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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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东西方心理学家与伦理学家对此更多有研究，他们从人的原始欲望讲到人的具体行动及社会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又从类型考察讲到个案究诘和特质分析，有精神分析论、人本论和特质论等各种派别，但所得到的结论都承认先天基因对人格的深刻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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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考察侠的人格与其所禀基因的关系，可以发现大抵偏属好冲动、少思虑一类，用西人的划分，可归入性急易怒的胆汁质，敏锐冲动的多血质，或热衷攻击、情感表现主动的外倾性、身体性气质。基于这种外倾气质，他对情绪刺激的敏感程度，对外界反应的张力和速度，乃或日常心境的品质和起伏强度，都要比其他类型的人高。如果说，上述几个方面表现出低反应水平的人，往往不是抹去自我，趋就众人，做一个顺从型的人，就是放弃对环境的关注，坚执自我，远离众人，做一个自由超脱的人。那么在侠者来说，则纯然属扩张自我型，对自我扩张的追求使得他们经常处于反对众人、反抗习惯力量的位置。因此，他们的气质才性常常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喜好竞争和纵意行权，总是盛气凌人，渴望证明自我而不甘于挫折。就传统中国人的标准来看，这样的人显然属于“太阳之人”，“反身折腘，其状轩轩储储”，发展到极致，不免“阳重脱者易狂”。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不乐意自己有阴阳和平之人的风范，那种“委委然，随随然，颙颙然，愉愉然，眩眩然，豆豆然，众人皆曰君子”[5]，不是他们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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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气质才性的偏执发扬，造成了侠的人格特质的基本特征。它鲜明突出，并且经常在浅表的层面上就能表露出来。由于它似乎基于一种本能的特质，其次才是所谓习得的特质，人们很容易界定他们。本书“引言”部分曾举述过历史上侠的一些称名，细细辨析，其中绝大多数就是从气质才性角度离析出来的。如称他们为“豪侠”，也称“豪士”，《北齐书·高昂传》：“孟和少好弓马，率性豪侠。”蒋防《霍小玉传》：“忽有一豪士，衣轻黄褐衫，挟朱弹，丰神隽美，衣服轻华”。尽管“豪”有“德千人者谓之豪”一义[6]，指有才德、威势和重望之人，但在这里显然是指其气质才性上的粗豪强横和豪纵不羁，而且这种豪纵不羁脱略了外在依傍，是超越了实利考较和实力掂量的天性自然，所谓“有待而兴，便是凡民……无待而兴，即为豪杰”[7]，侠正是豪杰中非常富有个人特色的那一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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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们又称其为“伉侠”，如《汉书·朱博传》谓博“伉侠好交，随从士大夫不避风雨”，《新唐书·甄济传》谓济“叔父为幽、凉二州都督，家衡州，宗族以伉侠相矜”，前者偏于质直刚正，后者多指伉壮强健。又称其为“气侠”、“节侠”，前者如《梁书·裴之横传》谓横“少好宾游，重气侠”，大概因其好尚意气而言；后者如《史记·刺客列传》载田光语曰：“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或因其持择不为苟且而言。刘劭《赵都赋》所谓“轻命重气，义激毫毛，节成感慨”，可为这两种称谓作注脚。又称其为“壮侠”、“健侠”，则是就其人体格与气质兼而言之的，前者如《魏书·崔秉传》谓秉从征，“招致壮侠，以为部卒”，乃因其孔武强悍而言；后者如《后汉书·董卓传》谓卓“性粗猛有谋，由是以健侠知名”，亦由其雄桀强健而来。与之相近似的还有所谓“粗侠”，如《北齐书·毕义兴传》谓义兴“少粗侠，常劫掠行旅”，显然也是就其粗猛好冲动而言的。其他如“轻侠”，前已指出，系因其轻侻狂放而言，如《新唐书·唐宪传》谓宪“所交皆博徒轻侠”。与之相关还有“轻果”，如《北史·毕众敬传》谓众敬“少好弓马射猎，交结轻果，常于疆境盗掠为业”，当因其“轻佻果躁”而言。至如“凶侠”、“奸侠”之类，虽为极尽贬斥之称，如北魏太宗所谓“凶侠乱民”[8]，然脱开道德色彩，也无非是指一种极端的气质和性格，他通常比较凶顽，甚至相当暴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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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代史家的记载，不论其最终的价值评估如何，凡所描述的侠就是这么容易让人在人格测定的座标上找到他们的定位。那种普遍性的性格外倾和自我扩展，血气刚烈，躁狂偏激，那种自制力低弱，乃至有意放纵自己的情感欲望，率直冲动，几乎构成他们气质的枢纽和核心。由此，作为个性动力系统，其行为动机便常被放大定格为对这种气质的顺应，而为了保证这种顺应的无条件完成，他们常会反过来更进一步地调动自己的身心反应系统，用今天确切的描述，就是使外界刺激信息经由大脑皮层传至脑垂体，再由植物神经系统调动内脏器官机能，如心率、血压到肌肉紧张程度和代谢水平以维护这种气质。他们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甚至令行私庭，权移匹庶，这“权力既不是来自政治，也不是来自经济，而是来自肉体上的强制”[9]，而所谓“不拘操行”、“每以才气凌物”、“轻薄无检”，诸如此类，都不过是这种冲动气质的外在表现而已。如果不是带着某种既定的立场，仅就心理学观点看，应该说，他们的这些行为代表了一种激烈冲动的性格类型，并无任何不正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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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性格类型在人类性格光谱和人格发展阶段上可以找到相应的对应，那就是它通常较集中地体现在少年至成人早期这一人生阶段。古代侠的发生发展历史中可以找到太多这方面的例证，如《魏略·勇侠传》称杨阿若“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隋书·刘权传》谓权“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如此等等。他们挟少年人冲动的天性行事，几乎全然不以朝廷法禁为意，当然更不以宗党亲族的嘱望为念。而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是一批与他们年龄相仿或者更小的人，如《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载季布之弟季心“为任侠，方数十里，士皆争为之死”，而一些少年“多时时窃籍其名以行”，《后汉书·王涣传》谓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三国志·魏书·张绣传》谓绣“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陈书·周敷传》谓敷胆力果劲，生性豪侠，故“乡党少年任气者咸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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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少年，古代又称“轻薄少年”、“好事少年”、“悍少年”、“恶少年”、“恶子”，乃或“雄儿”、“侠儿”、“轻客”、“轻果”与“轻险”。有时与其所产和所主要活动的区域，被称为“东阳少年”、“淮阴少年”与“邑中少年”、“城中少年”、“屠中少年”等等。他们大多胸无点墨，游手好闲，有的更以游荡窜伏为生，在市井乡曲为地痞流氓，亡命无赖，一无道德信誉可言。[10]当有一著名侠魁为之号召，如三国吴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他们便“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意气扬扬至于忘乎所以。在历代典籍中，少年无赖不事生产，不田而饱，“以青州芦苇为弩矢，轻骑妖服，追随于道路”[11]，“或危帽散衣，击大球，户官道，车马不敢前”[12]，“习为艳曲曼声，妖服冶容，周游于市”[13]，经常可以见到，有的甚至以文身札刺相高。追随侠魁过从心所欲的生活，正符合他们的愿望。而因追随日久，脾胃对路，难收放心，索性放而为侠，更是常有的事。历代文学作品多有类似的描写。在诗人心目中，似乎侠就是少年的专利。“长安狭斜路，纵横四达分。车轮鸣凤辖，箭服耀鱼文。五陵多任侠，轻骑自连群。少年皆重气，谁识故将军。”[14]少年因侠义侠情的激荡，迸发出何其昂扬的生命活力，以至悠长的文学发展历史，《少年行》、《少年结客场行》成为历代通行的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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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侠之外，他们还多为斗鸡走马、赌博豪饮。如《汉书·睦弘传》谓弘“少时好侠，斗鸡走马”，《后汉书·袁术传》谓术“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宋书·臧质传》谓质“少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这些大多是市井少年常做的游戏。由其偏好此类游戏，其顽劣的少年天性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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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挟强壮体力纵情饮酒一事，尤值得玩味。“酒”字最初与“酉”通，自“酉”借为酋长之“酋”，酒才改从水旁。[15]这二字的相通，传导出酒最初为身份尊贵者才能享用的消息。侠之好酒或远受上古社会以来部落英雄崇拜的影响，这一点下面要着重提到。而唯英雄才痛饮酒，几乎是他们通常的认识。加以酒精的作用每每能激发其天性中本有的磊落意气，所谓“少年喜任侠，见酒气已吞”[16]。如此“相逢意气为君饮”，这酒就由作用于人生理，使产生高情绪反应的催化物，转成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交流沟通媒介。它既常附着于侠独特的气质才性之上，又反过来成为其表达豪纵个性的触媒。以致在历史上还有“豪侠屡遭大狱”，因“落魄醉酒，与邑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下狱，得皇帝划牍于地，恕其醉后妄言这样的事。[17]而如张潮所谓“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18]，正是看到酒与侠的联系，这实在是一种天然的契合，一个年少轻狂，刚肠激烈；一个质性热辣，正配入其刚肠而增其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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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就人生的阶段展开来说，少年至成人早期恰是人气血与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感情容易冲动，行为容易偏激，所有生命力也就更容易向外拓展，容易投射向欲望实现的层面。及至中年情况就会改变，那时，一个精力充沛、外倾且注重体能的自然人，会渐渐转变成具有更成熟的文化视境和稳定价值观的社会人。前面曾谈到侠的改节问题，如段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19]，北齐高乾“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致，轻财重义，多所交结”[20]，隋朝杨汪少时也是凶疏好斗，长大“更折节勤学，专精《左氏传》，通《三礼》”[21]。撇开其他因素，其性格发展就体现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唐人李世曾向人谈起自己于杀人一事的态度变化：“我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22]，语虽夸张，意思正是说随年龄的增长，他操此业也变得越来越理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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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少年为侠，或所有的侠皆为少年，因此更为准确深刻的判断是，即使这个人少年为侠，长而改节，由于他的气性明显偏向外倾的身体型，属太阳之人，其个性就会永远有一段活泼泼的生命活力不可掩抑，基于一种身份确认，乃或早年任侠带给他的声名和回忆，就会在日常行动中有意无意地按当年的习惯行事，并努力维护这种习惯。因此终其一生，他都会维持这种年轻的兴奋，对外界持一种敏感而激烈的高反应水平。也因此，尽管类似上述长而改节的情节每每被史家特别点出。但换个角度看，特别表彰个别侠的改节，大部分侠基本不改初衷也就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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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来自先天的顽悍禀赋一旦付诸行动，形诸日常，就会使他们变成主流社会的破坏者和主流规范的悖离者。譬如在对自我的观念上不知谦虚，坚执己见，而少依环境作出反应；在人际关系上不尊重权威，也不重视伦际与人际；在行为要求方面不好妥协克己，不能守中恕让。凡此种种，习之日久，又与本有的外倾气质互为因果，再用后天习得来解释就不免牵强。相反，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指出的，那种“与社会标准格格不入”的天性倒很适合用来描述与界定他们。[23]然而，如此挟丸杀吏、攻剽发冢，如韩非所谓“以武犯禁”，法律怎能容忍？盖因“王者之政，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24]，相对于“寇战”，“邑斗”明显属于“私斗”，而“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25]，是秦孝公时代就立法行之的，原因简单，为“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今禽兽犹知近父母，不忘其亲也，人而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不若禽兽之仁也”[26]。倘再别有他图，如汉顺帝时河间王刘政与地方豪侠游客相勾结，那就只有背上“共为不轨”的罪名统统杀无赦了。[27]两汉以后，统治者之所以不遗余力严加剪除，就是因为他们对皇权统治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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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政治上的打击是严厉的，汉武帝时酷吏王温舒在河内郡捕杀豪侠，“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至流血十余里”；宣帝时酷吏严延年先后赴涿郡、河内郡治侠，亦是格杀毋论，豪侠因是“战栗不敢犯禁”[28]。来自道德的谴责同样严厉，像荀悦这样指斥游侠“伤道害德，败法惑世”者代有其人，北齐颜之推更说：“至如郭解之代人报仇，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侠之徒，非君子所为。如有逆乱之行，得罪于君亲者，又不足恤焉。”[29]侠的性格类型既与老成温厚这种社会典范性格相对立，他们种种骄恣轻悍的生活方式必不可能为正统道德观范导的社会风俗所接受。晋游侠冯素弗“雄桀不群，任侠放荡，不修小节，故时人未之奇”[30]；刘宋宗悫“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31]；梁太朱温壮时“不事生产，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32]。这所谓的时人未之奇、乡曲无所称甚至里人多厌之，无非就是因为其所作所为有悖于情理，不合时宜，甚或有害于社会，不利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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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因感受到来自社会全体的冷淡、排拒和敌意，侠就会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心理学所说的“基本焦虑”。它源于安全需要的受挫，并有以觉得整个世界对他来说都潜伏着危险，因此，在努力自足，向内自求的刚强个性作用下，他对人时有缓急这一点会有十分深切的敏感，并为了克服这种敏感和焦虑，更加追求越然于礼法之上的攻击性力量，以一种激烈的态度表明自己在这个敌对的社会上并非无能为力，乃至可“立强于世”。这种张扬的结果是，他们通常变得愈来愈崇拜强力，无视他人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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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史书中，不时能看到其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陵横邦邑，雄张闾里”的记载，对这些乖张行为的谴责也不少，但是由于不认真探究他们这么做的心理背景和真正动机，因此不免对其何以代代如此，以至任何道德律令都不足以匡饬矫正大惑不解。其实，听听汉成帝时闾里侠魁原涉的自白，就可以加深对这一种心理的了解。原涉个性气质与汉初大侠郭解颇多相似，《汉书·游侠传》称其“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睚眦于尘中，触死者甚众”。他手下刺客如云，个个“杀人不知主名”。当有人问他“何故遂自放纵，为轻侠之徒乎？”他引寡妇事作答，说你难道没见过寻常百姓家的寡妇吗？当她一旦为盗所污，索性就放荡起来，尽管明知这样做有悖礼义，却已经不能回头了。这自然是一个带着几分戏谑和自嘲的譬喻，但实实在在道出了侠既为社会所弃，便干脆疏离社会进而扰乱社会的曲曲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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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社会敌意加剧，这种焦虑很容易酿成公然的反弹甚至对抗。如五代时李罕之健勇多力，属游侠无行一类，少学儒业不成，弃而为僧。后僧众以其无赖，将他逐出，逼得他干脆“毁弃僧衣，亡命为盗”[33]，这尚属个人对社会偏见的对抗，你们不接纳我，我就索性走入死地，与社会对着干。而东汉武威太守任延因逮捕当地任纵宾客子弟为奸的豪侠田绀，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其子田尚竟“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34]，就是群聚叛逆，旗帜鲜明地向朝廷官府复仇了。对于侠为复仇杀人，甚至“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35]，论者每以心胸褊窄释之。这或许是一个原因，不过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不然，就不能解释像东汉末豪侠宋果“喜与人报仇”[36]这样的举止了。究其实，这正是他们任性“行权”的一种表现，他们要用一己之剑争取到自己想要的权威，这与其好“排难解纷”常常是一体两面的诉求。郭解在洛阳轻而易举地调解了一起当地豪侠数十次劝解都未解开的纠纷，心中得意，可表面上还是向当事人表示：“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事实上他已经夺了，不过再还回去做做样子罢了。班固因此说：“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骜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37]。这样的“权”和“力”被他们视为生活的要义，正是他们用来缓解“基本焦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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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基于这种焦虑所产生的无助感和孤独感，他们对能在这个社会上寻找同道相互帮衬抱有极大的期待。面对这个无处不有凶险的世界，更深知“士穷窘而得委命”的可贵。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或性别气质学所指出的，男性在具有支配性、从属性和边缘性气质之外，还另有一种“共谋性”类型的实例。如汉代楚相袁盎本是个任侠之辈，某次洛阳名侠剧孟途经安陵，袁盎给予最高规格的接待，令一些人大惑不解。一富人问明身份，颇惊讶其与亡命之徒结交。他答以剧孟为天下所望，凡人有急难，一例伸出援手，“今公常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38]一句话道破了所有侠内心的隐秘，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这种登高而呼天下立应的威势，并且害怕挫折，警惧威胁，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都希望有同道的呼应与党羽的救助，仅数骑随从，成何大事。所以郭解被汉武帝迫令迁徙，有“诸公送者出千万余”；而一旦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争交欢解”，这让他大感欣慰。也所以，他们要“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散财结纳至于倾家而尽。且“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甚至甘冒杀头风险，藏匿亡命。如王莽时“诛锄豪侠”，指名逮捕漕中叔，时强弩将军孙建将之藏匿。王莽怀疑，追问此事，孙建却说：“臣名善之，诛臣足以塞责”[39]，这等于公然抗旨。又如北周韦祐“所与交游皆轻猾亡命，人有急难，投之者多得存之，虽屡被追捕，终不改其操”[40]，如此侠气干云的背后，同样可见抱团式的求生挣扎。而其中所有的利他主义的内涵，某种意义上都被这种极端的感情要求与安全需要激发的，它几乎与侠者的天性一起，深深进入他们的心理感应系统。此所以我们认为侠实质上是一个以气质、习性相聚合的群体，而进一步解释使这些气性相同之人聚合起来的真正原因，显然是共同遭受到的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敌意，为了与之相抗衡，为了在这个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他们必须聚合起来，以一种极端的情感需求为纽带，彼此认同，从而使生存的焦虑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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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与基本敌意相交织的基本焦虑，还使侠有了一种独特的自尊情结，表现在强烈要求得到社会承认，渴望通过张大自我获得较高的威望和地位。关于这一特征前面已有分析，这里再着重从气质才性的角度探讨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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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自尊心极强，对名节的看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获得这种威望与名声，他们甚至不惜逆折自己天性的自然发展，以种种苛严的超道德要求自绳自律，“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这些品格都成为后世侠者所尊奉的精神标尺。因此，像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辈，司马迁认为“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而其他如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兒长卿、东阳田君儒，也都“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即使与他基本站在对立立场的班固，在举述霸陵杜君敖、池阳韩幼孺、马领绣君宾、西河漕中叔等游侠时，也承认他们“皆有谦退之风”。后世这样的侠仍有不少，著名的如晋人裴秀，豪侠有气节，好学有风操，毋丘俭因而称他“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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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立节操”看起来颇不可思议，与其天性大悖，但这实际是一种深层意义上的自我追求和超越，包含着侠对自足完美的价值实现的渴求。道理很简单，人总要求自我的认识和评价能顺利确立，总希望自己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之间和谐一致，哪怕和社会一般道德规范不相谐，但必须达成自我内部的和谐。人一旦失去这种和谐，失去个体内在的统一性，其行为就会受相互抵触的动机的支配与挟制，成功率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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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当然不能看到这种情况出现，当他们个性的统一性因社会异己力量的牵扯不能达成平衡时，就会对自己的性情作一些调整，从而保持与社会相适应的弹性。这种依从“环境取向”，通过调节自己达到价值实现的努力，不意味着他们真就改变了故性故习，不过是作为缓解基本焦虑的手段，而这故性故习才是其真正安身立命之所在，故而他们是无比珍视乃至视同生命的。班固所谓“众庶荣其名迹，岂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是一点也没有夸张。当然，这种自尊情结也极易走向反面，有的侠因此会变得贪图虚荣，言过饰非，专横跋扈，骄傲自大，这自然就不可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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