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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社会敌意加剧，这种焦虑很容易酿成公然的反弹甚至对抗。如五代时李罕之健勇多力，属游侠无行一类，少学儒业不成，弃而为僧。后僧众以其无赖，将他逐出，逼得他干脆“毁弃僧衣，亡命为盗”[33]，这尚属个人对社会偏见的对抗，你们不接纳我，我就索性走入死地，与社会对着干。而东汉武威太守任延因逮捕当地任纵宾客子弟为奸的豪侠田绀，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其子田尚竟“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34]，就是群聚叛逆，旗帜鲜明地向朝廷官府复仇了。对于侠为复仇杀人，甚至“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35]，论者每以心胸褊窄释之。这或许是一个原因，不过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不然，就不能解释像东汉末豪侠宋果“喜与人报仇”[36]这样的举止了。究其实，这正是他们任性“行权”的一种表现，他们要用一己之剑争取到自己想要的权威，这与其好“排难解纷”常常是一体两面的诉求。郭解在洛阳轻而易举地调解了一起当地豪侠数十次劝解都未解开的纠纷，心中得意，可表面上还是向当事人表示：“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事实上他已经夺了，不过再还回去做做样子罢了。班固因此说：“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骜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37]。这样的“权”和“力”被他们视为生活的要义，正是他们用来缓解“基本焦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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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基于这种焦虑所产生的无助感和孤独感，他们对能在这个社会上寻找同道相互帮衬抱有极大的期待。面对这个无处不有凶险的世界，更深知“士穷窘而得委命”的可贵。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或性别气质学所指出的，男性在具有支配性、从属性和边缘性气质之外，还另有一种“共谋性”类型的实例。如汉代楚相袁盎本是个任侠之辈，某次洛阳名侠剧孟途经安陵，袁盎给予最高规格的接待，令一些人大惑不解。一富人问明身份，颇惊讶其与亡命之徒结交。他答以剧孟为天下所望，凡人有急难，一例伸出援手，“今公常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38]一句话道破了所有侠内心的隐秘，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这种登高而呼天下立应的威势，并且害怕挫折，警惧威胁，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都希望有同道的呼应与党羽的救助，仅数骑随从，成何大事。所以郭解被汉武帝迫令迁徙，有“诸公送者出千万余”；而一旦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争交欢解”，这让他大感欣慰。也所以，他们要“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散财结纳至于倾家而尽。且“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甚至甘冒杀头风险，藏匿亡命。如王莽时“诛锄豪侠”，指名逮捕漕中叔，时强弩将军孙建将之藏匿。王莽怀疑，追问此事，孙建却说：“臣名善之，诛臣足以塞责”[39]，这等于公然抗旨。又如北周韦祐“所与交游皆轻猾亡命，人有急难，投之者多得存之，虽屡被追捕，终不改其操”[40]，如此侠气干云的背后，同样可见抱团式的求生挣扎。而其中所有的利他主义的内涵，某种意义上都被这种极端的感情要求与安全需要激发的，它几乎与侠者的天性一起，深深进入他们的心理感应系统。此所以我们认为侠实质上是一个以气质、习性相聚合的群体，而进一步解释使这些气性相同之人聚合起来的真正原因，显然是共同遭受到的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敌意，为了与之相抗衡，为了在这个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他们必须聚合起来，以一种极端的情感需求为纽带，彼此认同，从而使生存的焦虑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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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与基本敌意相交织的基本焦虑，还使侠有了一种独特的自尊情结，表现在强烈要求得到社会承认，渴望通过张大自我获得较高的威望和地位。关于这一特征前面已有分析，这里再着重从气质才性的角度探讨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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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自尊心极强，对名节的看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获得这种威望与名声，他们甚至不惜逆折自己天性的自然发展，以种种苛严的超道德要求自绳自律，“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这些品格都成为后世侠者所尊奉的精神标尺。因此，像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辈，司马迁认为“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而其他如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兒长卿、东阳田君儒，也都“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即使与他基本站在对立立场的班固，在举述霸陵杜君敖、池阳韩幼孺、马领绣君宾、西河漕中叔等游侠时，也承认他们“皆有谦退之风”。后世这样的侠仍有不少，著名的如晋人裴秀，豪侠有气节，好学有风操，毋丘俭因而称他“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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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立节操”看起来颇不可思议，与其天性大悖，但这实际是一种深层意义上的自我追求和超越，包含着侠对自足完美的价值实现的渴求。道理很简单，人总要求自我的认识和评价能顺利确立，总希望自己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之间和谐一致，哪怕和社会一般道德规范不相谐，但必须达成自我内部的和谐。人一旦失去这种和谐，失去个体内在的统一性，其行为就会受相互抵触的动机的支配与挟制，成功率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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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当然不能看到这种情况出现，当他们个性的统一性因社会异己力量的牵扯不能达成平衡时，就会对自己的性情作一些调整，从而保持与社会相适应的弹性。这种依从“环境取向”，通过调节自己达到价值实现的努力，不意味着他们真就改变了故性故习，不过是作为缓解基本焦虑的手段，而这故性故习才是其真正安身立命之所在，故而他们是无比珍视乃至视同生命的。班固所谓“众庶荣其名迹，岂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是一点也没有夸张。当然，这种自尊情结也极易走向反面，有的侠因此会变得贪图虚荣，言过饰非，专横跋扈，骄傲自大，这自然就不可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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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言之，侠的人格特征显然受到其所禀的气质才性的影响，是这种气质才性的表现形式。他们用自我张扬、结交互助来求得生存焦虑的缓解，都与这种气性有关，并由此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这些行为与方式从表面来看是上述气质才性充溢的结果，但从其发展的整体来看，又构成其人格的稳定因素，是这种人格的真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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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气性多少规定了他们的命运，注定了他们不能见容于这个老成温厚的社会，成为这个最缺乏豪爽、雄心、改变、参与、冒险意识、英雄胆略等品质的社会的放逐者。然而他们的气性又注定其不甘于这种放逐，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争得生存的权利，而不是抹去天性，走被同化的道路。在这种主流文化的强大压力与他们心有不甘的竭力抵抗之间，一种基本焦虑就这样铸就其人格中崇高与顽悍夹杂的诸多特征，如执着于攻击和力量对抗，崇拜强力以尚勇，渴望成功而好名；对一己意气多有放纵，对同道的互助充满期待，为此好周游结交而不乐局处雌伏等等。我们无意于将对气质的考察一味推向本质主义，更愿意承认它是在实践中一点点建构出来的，而一种广义的文化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这个过程的完成。但尽管如此，突出不同的先天禀赋乃至生理特征在气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侠人格的研究而言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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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地域民风的熏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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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把人看成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结构的存在，这种心理结构与人格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说到底是内在遗传基因与外在环境力量综合影响的结果。侠的人格形成从根本上说与其自身所秉受的气质才性有直接关系，那么这种气质才性何以生成，又在何种情况下得以显现，显然，这就应该将视野拓展到其人诞生腾跃于斯的具体活动环境了。先从侠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在这种环境基础上形成的民俗民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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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提出“历史的地理基础”问题，他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么，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联系，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成以及采取的地位。”在这里，黑格尔明确指出一个地域的自然基础与生活在其中的人所形成的类型、性格有某种密切的内在联系，而这恰恰是一种大而言之助成一个民族、小而言之助成某一社会群体独特精神生产的必要条件。虽然黑格尔是在世界各民族的范围展开上述讨论的，但对考察侠的人格形成与地域民风的关系仍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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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关于地理环境之于民风民俗的影响，中国古人早有论及。《礼记·王制》就曾指出：“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川岳分区，风气间阻，让他们对地理环境上存在的明显差异，以及这种差异造成的南北方人气质才性的不同有真切的认知。如《中庸》就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又称南方，即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刚猛，恒好斗争”[42]，“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43]。“大抵人性类其风土。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清浅”[44]。甚至有“秦人劲，晋人刚，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这样非常具体的分疏和归纳[45]。一直到晚清近代，类似“北方风气刚劲，任死不屈，然得其正，为忠臣，为义士，否则必流而为盗”这样的论说[46]，仍不时可以听到。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往往很自然地会将北地与游侠作某种联想。所谓“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似乎侠就应该北产，侠的人格就应该是北方汉子的人格，北地秀出的英雄与烈士的人格。作为一种艺术想象，这样的看法无可厚非，有史实依据，譬如说，“北方重同姓，并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有一人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邑所容”[47]。但要据以解释侠真实的历史成因则未免失之过简。且不说南方也产侠士，即如北方之出侠士的原因亦非一个水土可以说尽。由此，其人格的成因也不可能由风土二字可简单概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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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2世纪，司马迁已经尝试从地域的角度来解说社会的风习，其中也有对游侠成因的个案分析。他的论述能不死扣南北之限，而将眼光推向更广阔的生活场景。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通过对具体地理状貌的分析，指出一定的地域能养成有一定稳定性的社会习俗，而这习俗因不仅具有纯自然的品性，还为生活在其间的人所习得和执行，由此使其人的行为举止与风格作派也带上这种地域的鲜明印记。侠挺生其间，自然与这种特殊的地域氛围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三河之地，“在天下之中，若鼎足……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北贾之种、代，“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又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野王因秦拔卫濮阳，徙其君于此地，故“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燕则“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他如齐之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州，故至今谓之‘夏人’”。在这里，他所提到和用以分析各地方所以滋生侠的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即地形地貌上的原因，民族构成方面的原因，还有人口比例及迁徙方面的原因。他的这一解说无疑给人提供了一个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经典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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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解析它对侠生成的具体影响。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包括地理形势、地貌结构及其他相关的自然条件。人的气质才性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早在公元前5世纪，在世界另一端的文明发祥地希腊，希波克拉底就从人相学上将人类分为树木茂密水源充分的山岳型、土地贫瘠的缺水型、草地沼泽型以及开阔而排水良好的低地型数种。其所作《大气、水和环境的影响》认为，“在多山多石而雨量充足的高山区，气候季节的变化很大，这里的居民易于有巨大的身躯，生来适于勇敢和坚忍”；“在布满潮湿草原的闷热的低洼地区，居民习惯于热风而不习惯于寒风，习惯于饮温水，因此他们的身体既不巨大又不瘦长，而是很结实，多肉而且黑发，面容黧黑而不白，在生理组织上多胆汁质而少黏液质。在他们天赋的性格里勇敢和坚忍的成分不一，但由于其组织特征，也可以产生出来”；而“在起伏多风而雨量充分的高原区的居民，一定是身材粗大而彼此都很类似，在性格上有些懦弱而驯良”。他得出的结论是：“你会发现人的身体和性格大部分都随着自然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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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丹纳《艺术哲学》也论及自然环境与民族心理、性格的关系，认为如日耳曼民族处高山森林和风浪多变的海岸之间，寒冷潮湿，所以忧郁并倾向于强悍好斗；希腊民族的生活环境气候宜人，大海又风平浪静，所以其人性格温和。让·博丹《论国家》更直接指出：“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尽管上述论说有过多的经验色彩，要将之推展为普遍性原则有一定困难，特别是把人的心理行为与自然界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简单绝对地固定下来，并不为现代学者完全赞同。但它思考方向和方式的合理一面还是可以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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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即地理位置的边鄙和地形地貌的阻绝，往往是该地民风果劲与轻急的重要原因。如《隋书·地理志》载益州“其地四塞，山川重阻，其人敏慧轻急”；雍州之平凉郡及河西诸郡“地接边荒，多尚武节”。《通典·州郡典》载古南越“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其性轻悍，易兴迷节”；“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这与西人所述颇有相似之处。其他类似的还有《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载：“丹阳山险，民多果劲，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之腾木也”。明何乔远《闽书》载“永安巉岩峭壁，俗视他邑为轻剽”。《晋书·华谭传》载“吴阻长江，旧俗轻悍”。而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上《风俗》中更有如下的论说：“寿邑山险而逼，水狭而迅，人感其气以生，故强悍而量窄，虽锥刀之细，骨肉至戚死不相让。不知法律，以气相食，凌弱蔑寡，习为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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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所列举的有些是与其他因素混杂在一起的，如下面还要提到的民族、政教等因素。但不可否认，这种自然地理环境确实制约了人们体质、气质的构成，并最终使一种任强尚力轻急果侠的风气得以广泛风行。而相对而言，如扬州之地“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很自然地造成了其人“不暇先争”的谦让风习[48]。衡之以常情，这种说法是可以信从的。在平衍坦荡的沿海平原，土壤肥沃，农业发达，鱼盐之利，商贸之繁，都使得人愿意依托土地过稳定的生活，并由此造成知足安分宁静内敛的气性。有的人不甘原位，进而坐商行贾，求什佰之利。加以交通发达，主导文化和普遍性习俗因易于流布而深入人心，都使尚力任强或冲冒法禁较难获得人的认同。由此，与之相关的果劲轻急的气性比较不易形成。[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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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间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地理环境诸因素中，古人对土地丰瘠之于民风的影响特别看重，《国语·鲁语下》就有所谓“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一说。《淮南子·地形训》结合水土论“土地各以其类生”的道理，也指出“轻土少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秬土人丑”。他们一般认为，土地涩重必瘠，与此相带连的是，水之湍急必浊，这些都会影响人的形貌与言行，并对其性格与心理产生某种深刻的规定。《隋书·地理志》结合具体的地域区划，进而指出：“前代称冀幽之土钝如椎，盖取此焉（指其人性伤于迟重）。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生死，亦出于仁义”，又谓冀之河东郡“土地沃少瘠多，以是伤于俭啬。其俗刚强，亦风气使然”。何乔远《闽书》亦说：“尤溪万山之中，土瘠收薄，民多负气剽悍”。联系前及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谓“地薄”、“地重”，也即土地贫瘠和厚涩之说，则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土地贫瘠、形势阻绝等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同时构成人的行为与心理环境实属显而易见。因此，这些地区成为侠者辈出之地也就很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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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看民族生存环境与侠及其所禀气性之间的联系。我们知道，以河谷和草原为天然界线，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对峙，北方游牧文化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可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冲突、融合的历史。这种冲突与融合在文化上的积极意义，就在于那些晚进的北方少数民族，如先后兴起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以其健旺强悍的原始生命力，在为中华民族输入新鲜血液的同时，刺激了汉民族自身的文化更新与发展。此所以，宫崎市定认为周边异于文明社会的“朴素主义的民族”，因军事与政治上的优势，常对拥有文化及经济优势的“文明主义的社会”的中国构成影响。基于中国文明仅凭己力不可能发生，要了解中国就“不能完全无视周边朴素民族的动向”[50]。这当中，显然包括其任强尚武的原始生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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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前举司马迁分析游侠形成原因时已经涉及这一点。其所论述的情况当中，所谓“边胡”、“被寇”、“迫近北夷”，正道出了在各少数民族环伺下，汉民族的生存环境与游侠挺生的对应关系。以后，《汉书·地理志》论秦地“迫近戎狄”所以“高上气力”，也正有见于此。再联系《诗经·秦风》多言战备，可见其人之尚武精神真的由来有自。据此，可以说早在侠诞生之初，华夏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直接对峙的张力对此一特殊人群的影响已经存在，并进而对其人格的确立产生过根本性的铸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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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西高原上的晋地就是一显著的例子。它的北部边境与蒙古高原相连，又多纵向谷地，春秋时一直与戎狄相对峙，所谓“晋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51]。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范燮所言：“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52]，因而晋国从来全民尚武。《荀子·议兵》曾详细记载该国贵族魏氏如何选拔武士的情况，其测试的要求十分严格，“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而一旦入选，“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即免除徭役和赋税，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故与其说是其人生性好战，不如说是受到强悍的北方民族的威胁，不自强无以自存。以后三卿分晋，与中山对峙的赵武灵王干脆“举朝实行胡服，得地改为骑邑”，以振厉尚武的精神。他用一整套战备在国内进行改革，实际上就是想在与戎狄的抗衡中，吸收游牧民族的文化习俗以自强自新。因此，作为游侠产生的摇篮，说其民风剽悍骁勇固然有地理环境上的因素，但作为与少数民族对峙冲突的前沿，其最先、最强烈感受到的游牧文化粗狂强悍的原始生命力，对侠的崛起并代代无绝显然也构成了重要的影响。或者径可以说，这种民族间的对抗与影响本身就是侠之崛起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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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04年，匈奴部落领袖刘渊在山西起兵，建国汉，后其子刘曜灭西晋，开启五胡之乱。公元398年，北魏拓跋氏迁都平城（今大同），据此统一了北方。公元607年，被认为多少混有异族血统的李渊以山西留守起兵反隋，建立起强大的唐王朝。所以，山西高原是汉民族与匈奴、鲜卑、突厥、契胡等少数民族交往冲突最剧烈的地方，又是各割据政权逐鹿争攘的中心。民族间的战争激发了这里剽悍的民风，以至“人性劲悍，习于戎马”。而由此往东，直至古幽州之地，因都与北方少数民族相毗连，其习俗也莫不如此，“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北平、安定、辽西，皆连结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53]相同的意思，班固似表述得更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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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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