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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五胡乱夏”之后，从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说是汉文化圈受到北方游牧文化侵入，最终实现北方民族与汉族大融合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无论各统治集团上层还是广大的底层民间，都弥漫着一股任侠之风。并且，因为是与整个社会好尚武力乃或边塞情结相关，这种弥盛的风气给中原本土悠久的任侠传统注入了一种新的内涵。当然，相比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纯粹的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总的来说越来越弱，而且总是与诸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而所谓种族问题虽然偏属人的自然属性，又与社会属性密不可分，但晚进少数民族突入汉文化圈，使最终成形的新汉族溶入异族血统，并影响及于从皇室到百姓所有社会人群，给汉民族文化的精神变异带来很大刺激，这一点还是显然存在的。它多少说明，民族冲突融合与任侠风气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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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考察北朝人的好尚任侠，便可发现与他们朴野刚烈的性格乃至统治集团的好尚武力大有关系。如《洛阳伽蓝记》载当时北魏游侠语，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一股清新郁勃的朴野之气跃然纸上。而北魏薛修义“轻财重气”、“招召豪猾”，卫操“少通侠”，刘仁库“少豪侠”，郭琰“以通侠被知”，沓龙超“性尚义侠”，也都粗朴劲质，不涉轻敏。至若北魏李显甫、李元忠父子，北齐高翼、高乾、高昂父子，北周卢文伟、卢怀道、卢宗道父子，或为州郡冠族，或为在朝显宦，两代行义为侠，都与受特定生存环境的激发有关。而当时北魏孝明帝有诏，“能募得三千人为别将”[55]，则可证明朝廷对这种豪放勇武和侠义风气是非常重视并着力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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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拿前已提及的李白来说，其任侠自喜的个性似也与禀异域奇气有关。尽管没有可靠的史实证明，是独特的地域民风养成他恣意任侠的性情，但联系他出蜀后集中绝无思亲之句，更鲜念及妻子；一生四娶，并未见有多少室家之顾，后世研究者如日人笕久美子因此认定他“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与家庭不相称的人”[56]。他仗剑周游，结天下英豪，效游侠行事，“东游淮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遭友猝死，“猛虎前临，坚守不动”，“白雪泣赤刀，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57]。如此轻财好施，存交重义，并敢于托身白刃，杀人红尘，或许真因自小浸润边鄙民风的缘故。人有以其“眸子炯然，哆如饿虎”之相，指实他本西域胡人，如陈寅恪也如此认定。[58]其实，撇开具体的是与非是，其生于异域这层背景确实足以让人对他的侠烈有一份特别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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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特别说明，以上所论并不表明只有北地及少数民族才对中原尚武风习和侠的崛起有影响。事实是，中原其他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汉民族的尚武精神及豪侠义士的崛起起过推动作用。如《隋书·地理志》所载梁州汉阳郡以下，“皆连东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其情形一如幽并。而《通典·州郡典》所载如古雍州，“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阳、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节”；古荆州，“杂以蛮僚，率多劲悍……民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这些记载虽不足以证明尚武风气所催生的必定都是侠，但有一批任侠之士正受此环境习尚的激发当无疑问。由此可知，在突出民族生存环境之与侠产生的对应关系时，除北地外其他地区少数民族的影响也实在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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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从人口地理学角度考察特定地域人口分布对民俗民风的影响，可以发现无论地处荒远、文明程度较低的穷乡僻壤，还是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都市集镇，但凡人口密集四民聚居之地，较容易孕育一种刚狠好斗争攘不让的习俗，并由此肇致尚力任强恃气任侠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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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感受到人口密集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使此后游民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因为地少人多，生计困难，一些人不得不离开故土，或异乡安身，耕稼活口，或进入城市集镇，为商为工。战国以前的城市规模一般不大，地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59]。但以后因游民及其他流动人口的涌入，数量及规模急速膨胀。中国古代这第一度城镇膨胀带来的结果是，一批规模超过此前都邑许多的大城市开始出现，如赵之邯郸，魏之温、轵，燕之涿、蓟，楚之宛、陈等等。齐都临淄居民达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更极一时之繁华，为当时之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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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过于密集，“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60]，人们不免“争于气力”，由此导致尚力任强蔚成风尚。司马迁论及中山一地“土薄人众……民俗懁急”，故作奸犯科、任侠使气者多，就是一显例。又，《隋书·地理志》也记载京兆郡以王都之地，五方杂处，人口繁滋，以致“豪强者纵横”，“盗贼不禁”。前文曾言及北人较之南人更多豪侠，但也指出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判分。先秦以来，吴越之地百姓也皆好勇，擅用剑，轻死易发，不逊北人，以至唐景有“文为儒宗，武为将帅”[61]之说，华谊有“吴有发剑之节，赵有挟色之客”[62]之谈。《郡国志》并有“吴俗好用剑轻死，又六朝时多斗将战士”的记载。究其原因，恐怕都与其地人口密集供养不易有多多少少的关系。福建地区更多这样的例子。自南宋以降，这一地区人众地寡的矛盾十分突出。何乔远《闽书》尝谓“福清背山面海，多卤湿，有海舶之利，其人刚劲尚气”。由于民风果劲，为气任侠者众，又颇有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者，福建因此被统治者认定是强盗、特别是海盗高频出没的地方。[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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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层意义上的人口集中，即数量集中。还有一层意义的人口集中，即构成集中。豪强任侠之人因被迫迁徙等原因，相对集中于某地，也会对该地民俗产生影响。如自秦惠文王、秦始皇起一直到汉高祖、汉武帝，或徙豪强于蜀地，或徙奸猾于五陵，皆曾造成那些地方侠风的盛行。南阳、颍川一带，秦末迁来大量“不规之民”，使原来“忠朴”、“敦愿”的民风大变，俗杂好事，任侠成为风气，著名大侠赵调及其党徒就活动于这一带，后来更有灌夫挟宗族宾客同为豪侠，横行乡里。正因为其地“多豪侠”，素称“难治”，“国家常选良二千石”前往镇压。[64]宣帝时朝廷以赵广汉为太守，赵“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到任后即对原、褚二姓豪侠首领予以严惩，再令其他为侠者相互告发，遂使一郡震慑，其地风气稍变。而蜀地侠风历汉唐不衰，也与“秦之迁民皆居蜀”[65]，“辄徙其豪侠于蜀”有关[66]，秦汉时大量豪侠罪人迁入，加以“其地四塞，山川重阻”[67]，商人行贾多需交结侠客自保，遂造成那里侠风弥盛，以后陈子昂父子为侠或正受此风习影响。此外，像战国时孟尝君在其封地、齐之薛邑“招致天下任侠、奸人”，“盖六万余家”，虽与被迫迁徙的性质有别，然其同样属于所谓的构成集中，司马迁实地考察该地时，就指出“其闾里率多暴桀子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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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近代，湖南因多山水阻隔，历来“风俗强悍，伏莽素多”[69]，所以明末兴起于沿海各省的秘密会党经两广传入，尤见活跃。“地方被惑者众，各乡均有头目，称大哥”，“时有放台之举，一调码则顷刻云集”[70]。而嘉、道间，北方传入的白莲教也在湘南盛行，哥老会更是人多势众。加以湘兵奉撤回籍，“瘦弱者不免沟壑，强犷者必至跳梁”[71]。“这些不为社会所接受的群体不得不在制度之外，在各种非法途径中寻求活路，在异端形式——地方团伙、秘密会社团体、流动匪帮中寻求社会依附”[72]。其间既有侠者厕身其间，也有不少人就此放而为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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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应注意到一种情况，就是原始文化得到较多保存或文化开发相对较晚的地区，人们为求生存，尚不能脱离与大自然及同类的较量，由此争于气力，也容易滋育任气之辈和豪侠之士。他们以强力相高尚，如前面司马迁提到的卫地百姓，就不免“好气任侠”。还有，在经济文化重心尚未完全转移到南方之前，古为蛮楚之地的徐、扬两地侠风也盛。《隋书·地理志》载徐州，“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气节，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也”；扬州“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浮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也谓“扬士多轻侠狡桀”。《诸葛诞传》甚至有诞“倾帑藏赈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的记载，以一人之力，动辄可召致千余人，及死，麾下数百人被俘，俱称“为诸葛公死，不恨”，以至“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73]，可见其地侠风之烈。至于楚越之地风俗则纯然“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顾”[74]。又“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踑踞，乃其旧风”，想必也是侠风弥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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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一定的地域习俗对人气性的养成有很重要的影响。就地理条件而言，正如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所说，它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前提，“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这存在又必须有“自然基础”，包括“人们自身的生理特征”和“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而基于一定的风土环境，人居其地，习以成性，又必然构成相应的社会习俗。习俗作为一种文化，对人性情的养成作用相对风土似乎更直接显在一些，但其基础仍在后者无疑。古代幽并燕赵之地，基于土地贫瘠，形势阻绝，人民尚力任强既蔚成风气，又凝定为习俗，这种风气习俗对侠的产生无疑具有催生作用。侠的存在既是这种地域民风的集中体现，又转而影响该地风尚更趋任侠。如此双向通流，侠的队伍因此日渐壮大，侠的人格也因此日趋清晰、完整和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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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英雄崇拜的集体心理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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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才性和地域民风对侠人格的影响已如上述。倘再作更深广的追溯，则可发现古代先民英雄崇拜的集体心理遗存，亦是肇成其坚卓人格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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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期经验对人格形成的重要性历来为人所共认，然而相关人格学理论对其所作的解释却甚为复杂细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把人的心理分为两大层次，意识和无意识（又称潜意识），认为后者作为人的深层心理，构成人格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是被压抑了的性本能。荣格在弗氏开辟的道路上，扬弃其泛性主义的观点，将无意识的结构分为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两个层面，前者由个人经历中曾被意识到但后被压抑遗忘，或一开始就没有形成意识印象的那些不知觉的东西组成；后者则指那些反映了人类过去进化过程中的集体经验和情感。由于这种经验和情感是任何个体所无法意识到的，因此它在最初被称为“种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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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弗洛伊德把艺术和梦解释成被社会意识压抑的以性本能为核心内容的个体无意识的代偿，那么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则多了一个文化史的向度，指出在个人心理底层积存着史前时代以来就已滋长的集体内容，从而把在特定时代所形成的人格要求与人类始祖曾经有过的生活经验及感受联系在一起。又由于原型的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也是历史文化的，所以它其实还把作为观念的文化与实际生活勾连了起来。相对于弗氏理论的纯个人主义理解，它更讲求历史主义，从而对人类心理的社会本质把握得比弗氏更深入，对我们考察侠的人格形成的启发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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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此追溯侠的起源，曾考察了古代士阶层的变化过程，发现它实际上由上古武士蜕化而来。21世纪以来，已有不少学者从社会制度史角度对此作了论证。这里再稍稍变换一下视角，从人类早期的心理遗存寻觅侠的精神来源，可以发现这样的认识决不仅是文化人类学上的一种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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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人类早期的历史，世界各民族的发生发展，差不多都经历过一个崇尚强力的时代。这并不奇怪，自然界适者生存的法则对人类社会的进化同样有效，只不过其内在的种种关系显得更为复杂一些而已。对尚处在原始时期的初民来说，生命力的显现之于生命本身的存在是有直接作用的，他们要在与自然及同类的竞争中获得生存权，靠的就是这种至今想来仍觉得不可思议的生命本能和意志力。由于社会变动、族群冲突所导致的战争是其时生活中的主要事件，战争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以其卓绝超凡的力量——他们往往同时具有战胜自然力的辉煌业绩，在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为本民族的创始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自然而然就取代了以往让人敬畏的自然神，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这种由对自然神的崇拜发展到对祖先神、英雄神的崇拜，是人自身的意志力量日益得到彰显与张扬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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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神是一个民族的始祖，他筚路蓝缕，创育了整个民族的生命，而其中涌现出的民族英雄，更多具有延续本民族慧命，保障其安全发展的意识和能力。他们不但生命力旺盛，且意志坚定，行为有效，尚武的精神和超凡的谋略也足以庇佑族群赐福后代，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民族膜拜颂扬的对象，人们因“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75]，并从而追仰仿效之。由此，这个民族的整体充满一种任强尚力的原始激情，因崇拜英雄造致的神秘狂热竟使这种崇拜以极大的张力，延伸到民族文化的每根神经。继“神的时代”之后，神话学家把这一时代称为“英雄时代”；而历史学家虽更多称它为“野蛮时代”，但也无一例外都承认它是此后人类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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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民族无例外地也经历了这样的时代。由于远古“禽兽多而人少”[76]，人为禽食之事屡见不鲜，唯强者才能生存；又由于部族间冲突不断，征战频仍，唯勇者才能获胜，所以如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所说，尚武成为中华民族“最初之天性”。早到旧石器时代，稍后至炎黄二帝阪泉之战[77]，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78]，刑天断首“操干戚以舞”与帝争[79]，皆曲折反映了当初部族间血腥争斗的实况。在与自然及同类的争斗中崛起的杰出人物，自然成了部族景仰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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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夏商时代，齐地夷人以善射闻名天下，“夷”字由“大”与“弓”两部分组成，象示一人正面伸臂身挎弩弓。其部族的英雄人物就是那个征服了十个太阳的羿。他自恃善射，四处游猎而不修民事，曾射瞎水神河伯的眼睛，又射死封豕长蛇，并在青丘把猛兽“大风”也射杀了。由于能为民除害，人们敬称他为“后羿”。齐地还诞生过一个英雄，就是战神蚩尤，“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80]。这自然是先民以动物为图腾，表现对他的崇拜。有的还说他四目六手头生角，鬓发如剑戟，尝观神农世衰，潜铸戈矛等兵器，又率铜头铁额弟子横征天下，与黄帝涿鹿大战后败退东方。齐地人感其勇，仍以他为傲，奉祀为“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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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如此英雄人物的感召，齐人自来尚勇。当西周封国，与鲁均列首封，周王封鲁，赋予“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的特权，“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81]，封齐则欲其“五侯九伯，女实征之”[82]，即要其作为抵御东夷、藩屏周室的干城。由此征伐之力，超出同侪。及至战国，列名七雄，有“天下强国无过齐者”[83]之称。齐之君主也大抵尚武，如齐庄公“陈武夫，尚勇力”[84]，齐闵王好勇武，以能与人搏击广庭为选臣用士的标准，齐桓公更不用说了，作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始作俑者，他以尊王攘夷为号，九合诸侯，又从管仲之议，注意选拔乡井中“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85]。在这些君主的倡导下，“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86]，“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87]。《吕氏春秋·当务》记载的一则故事语颇夸张，但很鲜活地反映了这一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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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郊，其一人居西郊，卒然相遇于途，曰：“姑相饮乎？”觞数行，曰：“姑求肉乎？”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为？”于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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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豪快至于怪戾，任勇至于酷烈，透发出原始初民嗜血的根性，造成齐国民风勇武任强的独特面貌。他们好技击，尚剑道，重射法，因国家重视而投入力量勤加演练，“春秋角试，以得精锐为右……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88]，一时专门家迭出，《史记》所列四位著名兵家，齐人竟占其三。士处其间，因此每以武勇相砥砺。为气任侠，遂成风气。孟尝君封邑薛地不断有侠士投命，以成其“招致天下任侠”的大名，正是这种风气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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