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297590
1707297591
古代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感受到人口密集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使此后游民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因为地少人多，生计困难，一些人不得不离开故土，或异乡安身，耕稼活口，或进入城市集镇，为商为工。战国以前的城市规模一般不大，地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59]。但以后因游民及其他流动人口的涌入，数量及规模急速膨胀。中国古代这第一度城镇膨胀带来的结果是，一批规模超过此前都邑许多的大城市开始出现，如赵之邯郸，魏之温、轵，燕之涿、蓟，楚之宛、陈等等。齐都临淄居民达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更极一时之繁华，为当时之翘楚。
1707297592
1707297593
由于人口过于密集，“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60]，人们不免“争于气力”，由此导致尚力任强蔚成风尚。司马迁论及中山一地“土薄人众……民俗懁急”，故作奸犯科、任侠使气者多，就是一显例。又，《隋书·地理志》也记载京兆郡以王都之地，五方杂处，人口繁滋，以致“豪强者纵横”，“盗贼不禁”。前文曾言及北人较之南人更多豪侠，但也指出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判分。先秦以来，吴越之地百姓也皆好勇，擅用剑，轻死易发，不逊北人，以至唐景有“文为儒宗，武为将帅”[61]之说，华谊有“吴有发剑之节，赵有挟色之客”[62]之谈。《郡国志》并有“吴俗好用剑轻死，又六朝时多斗将战士”的记载。究其原因，恐怕都与其地人口密集供养不易有多多少少的关系。福建地区更多这样的例子。自南宋以降，这一地区人众地寡的矛盾十分突出。何乔远《闽书》尝谓“福清背山面海，多卤湿，有海舶之利，其人刚劲尚气”。由于民风果劲，为气任侠者众，又颇有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者，福建因此被统治者认定是强盗、特别是海盗高频出没的地方。[63]
1707297594
1707297595
这是一层意义上的人口集中，即数量集中。还有一层意义的人口集中，即构成集中。豪强任侠之人因被迫迁徙等原因，相对集中于某地，也会对该地民俗产生影响。如自秦惠文王、秦始皇起一直到汉高祖、汉武帝，或徙豪强于蜀地，或徙奸猾于五陵，皆曾造成那些地方侠风的盛行。南阳、颍川一带，秦末迁来大量“不规之民”，使原来“忠朴”、“敦愿”的民风大变，俗杂好事，任侠成为风气，著名大侠赵调及其党徒就活动于这一带，后来更有灌夫挟宗族宾客同为豪侠，横行乡里。正因为其地“多豪侠”，素称“难治”，“国家常选良二千石”前往镇压。[64]宣帝时朝廷以赵广汉为太守，赵“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到任后即对原、褚二姓豪侠首领予以严惩，再令其他为侠者相互告发，遂使一郡震慑，其地风气稍变。而蜀地侠风历汉唐不衰，也与“秦之迁民皆居蜀”[65]，“辄徙其豪侠于蜀”有关[66]，秦汉时大量豪侠罪人迁入，加以“其地四塞，山川重阻”[67]，商人行贾多需交结侠客自保，遂造成那里侠风弥盛，以后陈子昂父子为侠或正受此风习影响。此外，像战国时孟尝君在其封地、齐之薛邑“招致天下任侠、奸人”，“盖六万余家”，虽与被迫迁徙的性质有别，然其同样属于所谓的构成集中，司马迁实地考察该地时，就指出“其闾里率多暴桀子弟”[68]。
1707297596
1707297597
一直到近代，湖南因多山水阻隔，历来“风俗强悍，伏莽素多”[69]，所以明末兴起于沿海各省的秘密会党经两广传入，尤见活跃。“地方被惑者众，各乡均有头目，称大哥”，“时有放台之举，一调码则顷刻云集”[70]。而嘉、道间，北方传入的白莲教也在湘南盛行，哥老会更是人多势众。加以湘兵奉撤回籍，“瘦弱者不免沟壑，强犷者必至跳梁”[71]。“这些不为社会所接受的群体不得不在制度之外，在各种非法途径中寻求活路，在异端形式——地方团伙、秘密会社团体、流动匪帮中寻求社会依附”[72]。其间既有侠者厕身其间，也有不少人就此放而为侠。
1707297598
1707297599
此外还应注意到一种情况，就是原始文化得到较多保存或文化开发相对较晚的地区，人们为求生存，尚不能脱离与大自然及同类的较量，由此争于气力，也容易滋育任气之辈和豪侠之士。他们以强力相高尚，如前面司马迁提到的卫地百姓，就不免“好气任侠”。还有，在经济文化重心尚未完全转移到南方之前，古为蛮楚之地的徐、扬两地侠风也盛。《隋书·地理志》载徐州，“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气节，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也”；扬州“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浮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也谓“扬士多轻侠狡桀”。《诸葛诞传》甚至有诞“倾帑藏赈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的记载，以一人之力，动辄可召致千余人，及死，麾下数百人被俘，俱称“为诸葛公死，不恨”，以至“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73]，可见其地侠风之烈。至于楚越之地风俗则纯然“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顾”[74]。又“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踑踞，乃其旧风”，想必也是侠风弥漫的。
1707297600
1707297601
综上所述，一定的地域习俗对人气性的养成有很重要的影响。就地理条件而言，正如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所说，它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前提，“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这存在又必须有“自然基础”，包括“人们自身的生理特征”和“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而基于一定的风土环境，人居其地，习以成性，又必然构成相应的社会习俗。习俗作为一种文化，对人性情的养成作用相对风土似乎更直接显在一些，但其基础仍在后者无疑。古代幽并燕赵之地，基于土地贫瘠，形势阻绝，人民尚力任强既蔚成风气，又凝定为习俗，这种风气习俗对侠的产生无疑具有催生作用。侠的存在既是这种地域民风的集中体现，又转而影响该地风尚更趋任侠。如此双向通流，侠的队伍因此日渐壮大，侠的人格也因此日趋清晰、完整和饱满。
1707297602
1707297603
1707297604
1707297605
1707297607
侠的人格与世界 英雄崇拜的集体心理遗存
1707297608
1707297609
气质才性和地域民风对侠人格的影响已如上述。倘再作更深广的追溯，则可发现古代先民英雄崇拜的集体心理遗存，亦是肇成其坚卓人格的重要原因。
1707297610
1707297611
人类早期经验对人格形成的重要性历来为人所共认，然而相关人格学理论对其所作的解释却甚为复杂细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把人的心理分为两大层次，意识和无意识（又称潜意识），认为后者作为人的深层心理，构成人格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是被压抑了的性本能。荣格在弗氏开辟的道路上，扬弃其泛性主义的观点，将无意识的结构分为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两个层面，前者由个人经历中曾被意识到但后被压抑遗忘，或一开始就没有形成意识印象的那些不知觉的东西组成；后者则指那些反映了人类过去进化过程中的集体经验和情感。由于这种经验和情感是任何个体所无法意识到的，因此它在最初被称为“种族记忆”。
1707297612
1707297613
如果说，弗洛伊德把艺术和梦解释成被社会意识压抑的以性本能为核心内容的个体无意识的代偿，那么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则多了一个文化史的向度，指出在个人心理底层积存着史前时代以来就已滋长的集体内容，从而把在特定时代所形成的人格要求与人类始祖曾经有过的生活经验及感受联系在一起。又由于原型的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也是历史文化的，所以它其实还把作为观念的文化与实际生活勾连了起来。相对于弗氏理论的纯个人主义理解，它更讲求历史主义，从而对人类心理的社会本质把握得比弗氏更深入，对我们考察侠的人格形成的启发也更大。
1707297614
1707297615
前此追溯侠的起源，曾考察了古代士阶层的变化过程，发现它实际上由上古武士蜕化而来。21世纪以来，已有不少学者从社会制度史角度对此作了论证。这里再稍稍变换一下视角，从人类早期的心理遗存寻觅侠的精神来源，可以发现这样的认识决不仅是文化人类学上的一种假说。
1707297616
1707297617
放眼人类早期的历史，世界各民族的发生发展，差不多都经历过一个崇尚强力的时代。这并不奇怪，自然界适者生存的法则对人类社会的进化同样有效，只不过其内在的种种关系显得更为复杂一些而已。对尚处在原始时期的初民来说，生命力的显现之于生命本身的存在是有直接作用的，他们要在与自然及同类的竞争中获得生存权，靠的就是这种至今想来仍觉得不可思议的生命本能和意志力。由于社会变动、族群冲突所导致的战争是其时生活中的主要事件，战争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以其卓绝超凡的力量——他们往往同时具有战胜自然力的辉煌业绩，在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为本民族的创始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自然而然就取代了以往让人敬畏的自然神，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这种由对自然神的崇拜发展到对祖先神、英雄神的崇拜，是人自身的意志力量日益得到彰显与张扬的标志。
1707297618
1707297619
祖先神是一个民族的始祖，他筚路蓝缕，创育了整个民族的生命，而其中涌现出的民族英雄，更多具有延续本民族慧命，保障其安全发展的意识和能力。他们不但生命力旺盛，且意志坚定，行为有效，尚武的精神和超凡的谋略也足以庇佑族群赐福后代，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民族膜拜颂扬的对象，人们因“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75]，并从而追仰仿效之。由此，这个民族的整体充满一种任强尚力的原始激情，因崇拜英雄造致的神秘狂热竟使这种崇拜以极大的张力，延伸到民族文化的每根神经。继“神的时代”之后，神话学家把这一时代称为“英雄时代”；而历史学家虽更多称它为“野蛮时代”，但也无一例外都承认它是此后人类文明的起源。
1707297620
1707297621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民族无例外地也经历了这样的时代。由于远古“禽兽多而人少”[76]，人为禽食之事屡见不鲜，唯强者才能生存；又由于部族间冲突不断，征战频仍，唯勇者才能获胜，所以如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所说，尚武成为中华民族“最初之天性”。早到旧石器时代，稍后至炎黄二帝阪泉之战[77]，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78]，刑天断首“操干戚以舞”与帝争[79]，皆曲折反映了当初部族间血腥争斗的实况。在与自然及同类的争斗中崛起的杰出人物，自然成了部族景仰的英雄。
1707297622
1707297623
如夏商时代，齐地夷人以善射闻名天下，“夷”字由“大”与“弓”两部分组成，象示一人正面伸臂身挎弩弓。其部族的英雄人物就是那个征服了十个太阳的羿。他自恃善射，四处游猎而不修民事，曾射瞎水神河伯的眼睛，又射死封豕长蛇，并在青丘把猛兽“大风”也射杀了。由于能为民除害，人们敬称他为“后羿”。齐地还诞生过一个英雄，就是战神蚩尤，“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80]。这自然是先民以动物为图腾，表现对他的崇拜。有的还说他四目六手头生角，鬓发如剑戟，尝观神农世衰，潜铸戈矛等兵器，又率铜头铁额弟子横征天下，与黄帝涿鹿大战后败退东方。齐地人感其勇，仍以他为傲，奉祀为“兵主”。
1707297624
1707297625
正因为有如此英雄人物的感召，齐人自来尚勇。当西周封国，与鲁均列首封，周王封鲁，赋予“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的特权，“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81]，封齐则欲其“五侯九伯，女实征之”[82]，即要其作为抵御东夷、藩屏周室的干城。由此征伐之力，超出同侪。及至战国，列名七雄，有“天下强国无过齐者”[83]之称。齐之君主也大抵尚武，如齐庄公“陈武夫，尚勇力”[84]，齐闵王好勇武，以能与人搏击广庭为选臣用士的标准，齐桓公更不用说了，作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始作俑者，他以尊王攘夷为号，九合诸侯，又从管仲之议，注意选拔乡井中“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85]。在这些君主的倡导下，“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86]，“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87]。《吕氏春秋·当务》记载的一则故事语颇夸张，但很鲜活地反映了这一风尚：
1707297626
1707297627
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郊，其一人居西郊，卒然相遇于途，曰：“姑相饮乎？”觞数行，曰：“姑求肉乎？”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为？”于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
1707297628
1707297629
这种豪快至于怪戾，任勇至于酷烈，透发出原始初民嗜血的根性，造成齐国民风勇武任强的独特面貌。他们好技击，尚剑道，重射法，因国家重视而投入力量勤加演练，“春秋角试，以得精锐为右……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88]，一时专门家迭出，《史记》所列四位著名兵家，齐人竟占其三。士处其间，因此每以武勇相砥砺。为气任侠，遂成风气。孟尝君封邑薛地不断有侠士投命，以成其“招致天下任侠”的大名，正是这种风气的集中体现。
1707297630
1707297631
齐地如此，其他地方何尝不是如此。如春秋时滕国国君“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89]。莒国国君“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90]。赵惠文王身边有剑士三千，“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日夜相击于前”[91]，这种作派对该地民风也造成直接的影响，有的离奇其形，着装怪异，还直接为后世侠所效仿。而就其如此行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正与远古传下的英雄崇拜有很大关系。再如其时江南民风也遍尚勇武，所谓“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悦兵敢死”[92]，“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93]。之所以“悦兵敢死”成为“常性”，越王的回答是因为越国系“僻陋之邦，蛮夷之民”[94]。从这种并不诚实的自谦中，可以看到远古崇拜的影响不仅仅是潜在的，它很突出，甚至很夸张。以后，《周礼·春官·冢人》规定怯阵战死之人“投诸茔外以罚之”，败将及懦夫在《礼记·射义》中更被禁止参加演武，从某种意义上则是从礼仪制度上对这种崇拜作了刚性的强调。“四时讲武，三年大习”[95]，一个人既称士，如果不得与其事，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惩罚。
1707297632
1707297633
或以为，初民的这种嗜血根性是一种有待进化的野蛮表现。“它是野蛮人的特征，因为野蛮人的社会生活处于骚乱状态中，对具有感染力的狂暴事件的喜好使得他要在战争中见血”。然而当人们将其时温和的人民与所谓野蛮人作比较，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当野蛮刚忍的民族已确立了自己的位置，那温和的民族尚在封闭的区域里过着呆滞无生气的生活，“在那里，由于缺乏为生存而斗争的振奋力，停止和退化不可避免地发生着”[96]。所以，民俗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有时唯崇尚强力，才能将秩序、法律和对别人的尊重真正灌输给那些刚从动荡生活中摆脱出来的人们。联想到中国古代那些充满原始力量、崇尚强力乃至蛮力的部族和人民大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足以绵延自振的承传能力，便不难理解这种嗜血根性和英雄崇拜为何如此富有魅力了。
1707297634
1707297635
侠禀其激烈的天性，性格中本来就具有一定的野蛮特征，他们的热情是一触即发式的，缺少甚至是不愿有把激情转化为意志的仆人的控制力。因此，他们动不动就要见血见输赢，即使是有意识推进他们的行为，也通常取一种发奋扬厉的方式，用越出常情甚或冲冒法禁的手段强力施行。基于此，他们对英雄及原始生命力量的崇拜要明显高于社会其他人群。
1707297636
1707297637
有时，他们还乐意做这种英雄的当代传人。乍看起来，历史上许多侠的行迹使人们很难找到这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但一种追求既化为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由先秦侠的先驱注重培养和砥砺意志力生命力开始，后世侠者前赴后继，自觉不自觉地在性格中受其熏染与沾溉是显然存在的，前及齐地人民之尚武任侠就是一个证明。不仅如此，此后“两汉时期的游侠格斗，魏晋之际的泰山习武团体，隋唐时期的山东剑术，宋金之间的梁山拳、梨花枪，以至明代的武派大宗”，均与上古以来齐国的尚武习俗有渊源关系。[97]其始于至微，抟之无物而察之无形，听之无声，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接复相续，一种习尚和风俗便得以千百年地延续下去，侠与侠人格之养成自然与这风俗息息相关。
1707297638
1707297639
然而每一个民族的文明生长毕竟有自己独特的道路。河谷平原的自然生存环境使得华夏始祖选择以定居式的农业自然经济作为基点。很快，一个高度发达且早熟的农业文明诞生于黄河、长江流域上，随之建立起来的是以隆礼敬德为核心的新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这种社会关系和随之建立的道德规范以社会整体的稳定和谐为出发点，它由文王、周公创辟，但使之真正覆盖上古“怪力乱神”的巫官文化，并确立起价值导向地位的主要是史官文化，尤其是孔子及儒家学派，他们的学说被看作是中华古文明走向成熟的一大标志。
[
上一页 ]
[ :1.7072975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