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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莒国有五千余年文明史，作为东夷文化的代表，与齐鲁各领风骚，然终因共公以下微弱，又讲仁义，重礼仪，好让不争，衣冠带剑，皆有君子之风，最后国为楚所灭，地为齐所据有，此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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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庄子·说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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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赵晔：《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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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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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越绝书·越绝内传陈成恒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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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左传·隐公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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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马雷特：《心理学与民俗学》，张颖凡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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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见李新泰：《齐文化大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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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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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荀子·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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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莫里斯·鲍勒（Maurice Bowra）《英雄诗歌》曾指出中国人有一种伟大的理性力量，即“排斥英雄及其无羁无束的个人主义和自我表现”，“它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十分持久”，包括使得中国文学鲜见英雄史诗，见刘若愚：《中国诗歌艺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52—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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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应劭：《风俗通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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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约翰·考维尔蒂：《通俗文学研究中的“程式”概念》，周宪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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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关于神话历史化，可参看日人白川静《中国神话》，王孝廉译，台北长安出版社1983年版；俄人李福清《中国神话故事论集》，马昌仪译，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版；美克雷默等《世界古代神话·中国古代神话》，魏庆征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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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第六章 感召与再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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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完气质才性、地域民风等自然因素对侠人格的助成作用后，这里再对一些并非先天设定的因素，如儒墨学说与理想、先秦以降游侠先辈的人格风范，以及城市文化之于侠人格的影响作用作一番考察。借此广义的文化承传方面的考察，或许能将对侠人格的成因探讨推向更深入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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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儒墨理想的介入与充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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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产生在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逐渐分化的社会流品，这个时期的中国走入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极其辉煌的时代。《庄子·天下》篇所描述的“道术将为天下裂”，最为真切地道出了这个激变时代给意识形态带来的空前解放，指明了以礼乐文化为表征的古代王官之学爆破激突为百家争鸣的活跃势。诸子百家中最先兴起的是儒墨两家，它们并称“显学”，影响大到渗透那个时代思想学术的各个领域，并及于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所谓“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从而学焉，无时乏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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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于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侠尽管有行动，未必有主义，大体以重践履为群体特征，而并不以能思想见长，但要说他未受儒墨在重新解释人类处境和自身存在意义时所作出的一些基本规定的影响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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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之间的关系远非那么简单。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侠在诞生之初，其社会构成与儒墨两家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比如说侠与儒实际上是在失职士人的角色转换过程中才分化出来的，而游侠中那些脱离生产资料的人又与代表小生产劳动者的墨家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等等。因此，探究其在包括人格构成方面与上述两家之间存在的关系，自然成了后人关心的问题。但这种探求的结果很不一致，有人判定侠出于墨，有人主张侠出于儒，也有的人以为出于儒墨两家，各执其辞，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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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侠与墨有直接关系者可以康有为为代表。康氏曾不止一次称“侠即墨也。孔、墨则举姓，儒、侠则举教名，其实一也。”[2]“游侠亦墨学”、“侠即墨派也”[3]。后冯友兰也以为古代士分两类，“一类为知识礼乐之专家，一为打仗之专家。或以后世之名词言之，即一为文专家或文士，一为武专家或武士；用当时的名词言之，则一为儒士，一为侠士”，墨家就是后一种人结成的团体，侠的道德观就发展为墨家。[4]谭嗣同在其《仁学自叙》中说：“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把任侠的轻命利人作为自己所力主的“仁”的内涵，以为那就是墨子的摩顶放踵之志。而闻一多认为“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侠了”[5]，则将侠径视作墨在行动上的延续者和体现者。当然，持这类观点的还有鲁迅，他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明言“墨子之徒为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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