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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述数端一样，侠的主要社会关系也是由秦汉游侠先驱确定的。一是与公侯权贵的关系。在崛起之初，侠即与公侯权贵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一文称“汉代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其实早在战国时，那些在四公子门下为客的游侠已与权贵交通并为其所用了。《史记·孟尝君列传》“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即可证明。信陵君“能急人之困”，大有侠风，他所倾心结交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屠夫朱亥也都是侠。秦末，曾为信陵君门客的张耳亡命游外黄，受富人嫁女厚奉，“以故致千里客”，“高袒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119]。两汉以来，养士之风不但并未消歇，侠与王公贵族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反而变得更加密切，这一点可从班固《汉书·游侠传》中清楚地读到。《货殖传》也曾记载其时长安富商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王褒《游侠篇》所谓“河南朝四姓，关西谒五侯”，不过是对这种现象的形象表达。[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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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王公贵族对侠的态度而言，则有一个由因钦敬而礼遇，向为利用而恩结，乃至豢养以为驱使的转化过程。汉代任侠成风，游侠享有隆盛的社会声名，并承战国余烈，活动还较自由，主人失势或自己与主人不合，都可要求离去；主人立下的规矩，也未必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如成帝时大侠楼护出入外戚王氏家，被奉为上宾。王氏假元后之力，势倾朝野，于汉河平二年（前27年）有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兄弟五人同日封侯。他们“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彼此间各“不相能，宾客不得来往”。但楼护却能自由穿梭，“传食五侯间，各得其欢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有的侠不为人客，乃或自己养客，更不存在人身依附问题。以后随官制的完备，官吏特权的膨胀，还有门客向私客、奴客方向的转化，依人做客的侠对主人的服从才渐渐变得无条件，侠的独立性也才渐渐消失。[121]侠与权贵交往导致的结果是多重的，既使侠赖此为依托，做出种种有利于贫病孤弱的侠行，也容易使其障于恩义，摆脱不了名利的诱引，甘于沦为驱役的工具。[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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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与豪宗强右的关系。所谓“豪杰则游侠通奸”，汉代这两种人的联系非常密切，虽高祖、武帝迫令迁徙，但“弃其田里，违其宗党，夺其所便，拂其所习，羁旅寄食于关中土著之间”，并没有像王夫之说的那样，使他们“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气焰沮丧……摧折凋残而日以衰”[123]，从某种意义上反而把两者牢牢粘连在一起，并使其在不久以后得以迅速地复苏和发展。[124]当然，就一般情况而言，迁徙之法还是能起到裁抑作用的，所以推行过程中常会受到阻力。不要说强行迁徙，即使冠以求才的美名，也会引起他们的反抗。如北魏永兴五年（413年），明元帝拓跋嗣诏令遣使“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125]，就曾引起不小的骚动，“轻薄少年，因相扇动，所在聚结，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面对来自侠与豪强站在一个立场上的合力反对，明元帝拿不出任何办法，只得召北新侯安同、寿光侯叔孙建、元城侯元屈等人商议。问：“前以凶侠乱民，故征之京师，而守宰失于绥抚。今有逃窜，欲大赦以纾之，卿等以为如何？”元屈认为“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于下，不以先诛首恶，赦其党类”。崔玄伯不同意，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为本，何能顾小曲直也……赦而不改，诛之不晚”[126]。帝纳之。可见一旦侠与豪强联系是足以令朝廷大感棘手的，而侠与豪强似也深知这一点，由此更注意胶结朋比，以至于上干王法，下乱吏治，无所不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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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以后专制统治加强，战国余风日渐荡失，除皇室并兼土地受到保护外，一般豪强地主肆意倾吞横行不法，总会遭到朝廷的裁抑，故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招纳亡命，任用游侠以夺权于地方，宋以后尤如此。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朝廷新颁充军条例，对大户佃仆犯法户主知情放纵设专门的处罚规定[127]，更使豪强招聚人手时不能不有所顾忌。而就侠一方面言，至宋元以降日益离落，社会影响收窄，对豪强的吸引力也就大大降低了，故宋元以来能兼为大僚的日渐减少，平交公侯并与之分庭抗礼之事也再难见到。但是，上述判断是就侠与豪强关系发展的总趋向而言，相反的例证间或仍有，如前已提到，就是在明代，仍有不少豪强任用奸侠为害地方，于此可见秦汉侠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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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与盗匪及起义农民的关系。侠上可与公侯权贵、地方豪强相交通，在某些特殊时期又可与独霸一方的藩镇相往还。[128]但既称游侠，为不居常业不持恒产之人，毕竟以处民间的时间为多。此时没有正当稳定职业且有一定寄食性的他们，在不能与上述财势之人往来并得其资助情况下，赖什么为生？或者说，是借重怎样的社会关系继续他侠者的纵放生活呢？按之史实，不难发现社会上大量盗匪或有盗匪习气的浮手游闲存在，给其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机会，侠与盗匪的关系由此变得十分密切。昔《庄子》称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六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以至“万民苦之”，这盗跖显例是一侠魁。《汉书·武帝纪》所言“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则指出豪猾游侠常远交近取，勾结强盗土匪多行不法。这些盗匪自己凭强力干没本钱的买卖，对孔武有力且不爱理会官府法令的侠几乎有天然的好感。侠豪爽讲义气，轻视财货，堪托生死，更符合他们的胃口，所以他们大多乐意甚至主动与侠结交。如汉末董卓早年在羌中为侠，当地豪帅，即一批强盗头目都与他倾心相交，及其归耕故里，还打老远跑来看望。有的人因钦慕侠的为人，甚至自愿归服门下，受其约束。汉以来最崇拜游侠、而侠也多赖以成事的基本群众，那些出则无衣入则无食的亡命无赖，也都是以盗为生的歹人乃或就是盗匪。故《史记·游侠列传》称其“走死地如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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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与盗匪关系密切还集中表现在一些侠兼作盗匪，具有亦侠亦盗的双重身份。当他们急人之事解人之难时是侠，而出于私利，纵欲自快，劫人财物以自奉时就是盗匪，是司马迁、班固所说的“盗跖居民间者”。每每在这种时候，他们所结交和倚重的就基本上为清一色的盗匪了。以后历代侠放而为盗贼，从晋戴渊、北齐詹法寿、唐刘弘基、牛进达，一直到明王直、清张嘉祥等人，几无例外。如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故人乐与之游，一时恶少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咸宗之”[129]。当然，不能说做强盗的侠就一定褪尽本色一无可取。所谓盗亦有道，许多人虽涉身为匪，仍不时驱策或影响同道劫富济贫，行侠义之事，这样的出类拔萃者古人称为“侠盗”。有的因能纠合徒众为民请命，甚至还获得了官方的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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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类此，既表现在许多起义领袖和参加者多游侠出身，如秦末农民大起义中英布、彭越等人都好为任侠，甚至就可以说是侠，他们特别愿意与不久公开造反的骊山刑徒、钜野泽少年相结交，并希望赖此做出一番大事，汉末黄巾大起义中张角所用的“刺客死士”中也多游侠。又表现在有些起义领袖召纳豪侠以扩充势力，壮大队伍。在秦汉侠的影响下，隋唐以降如窦建德、杜伏威、李子通、徐世等人都以任侠领袖群众。如窦建德材力绝人，喜侠节，重然诺。乡人有丧亲，贫无可葬，他“遽辍耕牛，往给丧事”。有劫盗夜入其家，他发觉后用计力杀数盗，从此远近闻名。他还做过里长，因犯法亡命，遇朝廷大赦才返家。父死之日，赶来送葬达千余人。至于藏亡匿死之事更没少做。隋大业七年（611年），朝廷募人征讨高丽，清河郡选勇士充小帅，他被补为二百人长。其时山东大水，同县人孙安祖家为水淹，妻儿饿死，但县吏仍要征他入军，他一怒之下将人杀了来投，窦建德二话没说就将他藏匿起来。以后又招诱逃兵及无产游闲数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为群盗”[130]。观其行事，纯然是豪侠的作派。以后领导河北义军攻城克地，已成为反隋领袖他与士卒同甘苦，每平城破阵，所得资财皆散给众人，自己衣食住行十分简单，妻儿不着纨绮，故在军中享有很高威望。此外，北宋宋江、元末郭子兴、陈友谅，明代江西邓茂七、清末石达开等人也都豪侠出身，行事作风与窦氏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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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侠有许多真实的思想情感确乎只有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才得以显露。如他好结交，好立名，好行公义，好张义气等等，面上看去迹近乖张，但基于在现实关系中找到安全、安适之地的考虑，它们其实都很可以理解。此其一。其二，秦汉侠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多为后世侠所沿承，由此造成其在处置这些关系时大多投以相同的关注，发抒一种指向稳定的情感，因此他们的人格面貌和特征也就有了共通性。当然，其间秦汉侠的人格感召无疑是起了重要的规范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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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氏春秋·当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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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儒墨最盛并称考》，《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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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5、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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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冯友兰：《原儒墨》，《中国哲学史补》，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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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闻一多全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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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章太炎：《检论·儒侠》，《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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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黄侃：《释侠》，《民报》第18号，1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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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然其《子墨子学说》又说：“直至秦汉之间，任侠之风还大盛，都是墨教的影响”，见《专集》之三十七，可为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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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钱穆：《释侠》，《学思》1942年第1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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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墨子·非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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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墨子·非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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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庄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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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庄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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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墨子·兼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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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墨子·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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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墨子·兼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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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墨子·天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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