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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既不同于儒道法三家，不同于无原则的乡愿，其功效不仅对世俗有振衰起弊的作用，即对现实社会中人所秉执的人格，不也有振衰起弊的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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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正是这样，适应着传统文化向乡镇、山林、都市和江湖的四维分布，当传统理想人格更多落实在乡镇、山林乃至都市（当然，都市文化与商业经济的联系更密切一些，不尽同于儒道文化），为享利集团和士大夫阶层用为代表上层社会的文化意识时，一种与这种文化相对待的倔强峥嵘的侠人格和侠文化却在广大的民间，在江湖间滋育流传。有的论者据此把前者称为“周礼模式”，后者称为“大禹模式”，即由大禹而墨学体系而墨侠精神构成的文化模式。[86]当然，侠和侠的精神与墨学在以后未必有太直接的联系，但揭出这种联系仍不失为有见地，它实际上触及了侠人格对传统人格建成的作用问题。其实早在本世纪初，就有论者指出：“侠者儒之反。儒者有死容而侠者多生气，儒者尚空言而侠者重实际，儒者计祸福而侠者忘利害，儒者蹈故常而侠者多创异”，故“游侠魂”大可以作为“中国国民之魂”的“五大原质”之一。[87]察其所指，显然已将侠人格视为中华民族理想人格建构的重要原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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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回溯本书一开始所引英人韦尔斯《人类的命运》所谓大部分中国人灵魂中斗争着儒、道及土匪三家（以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一文解释，其所说土匪实包含中国文化中的游侠传统），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一文中所谓儒、隐、侠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三大性格要素，不难肯定，他们这种论述实际从结果上道出了侠人格之于古代多元人格建成的巨大作用。并且这种基于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论说，似乎还把其思想的余绪指向了现代，指向承继着这一理想人格的新一茬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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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日华：《夏日题白罗松》，《恬致堂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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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柯雄文（Antonio S．Cua）：《道德教育中能力、关怀及典范个人的作用》，方旭东主编：《道德哲学与儒家传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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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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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薛瑄：《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之五《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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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论语·卫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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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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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孟子·离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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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语·周语上》，《周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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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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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论语·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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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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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蓝本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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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论语·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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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礼记·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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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孔颖达：《礼记·中庸》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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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孔颖达：《礼记·中庸》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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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老子》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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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庄子·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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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老子》第五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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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章懋：《枫山章先生语录·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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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庄子·马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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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夏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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