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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礼记·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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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芳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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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芳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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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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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无独有偶，罗素一方面称赞中国人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为尊重公众舆论而乐于妥协，另一方面，应中国友人的要求，也曾勉为其难但不失直率地指出有贪婪、怯懦和冷漠的缺点，而且“中国人给你的第一印象就是怯懦”，见《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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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白虎通义·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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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论语·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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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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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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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孟子·离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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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法言·渊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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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老子》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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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老子》第六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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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老子》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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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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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见本杰明·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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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张未民：《侠与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文艺争鸣》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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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壮游：《国民新灵魂》，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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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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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移世易，历史发展的大潮卷起千堆雪，使一切伟人与功业转眼化为空茫，在重浪叠涛间，在由其吞泄吐溅出的星沫之间我们找寻历史，直感觉到斯人永逝的寂寞。因斯人已逝，其音容声欬难觅，对其人格与精神之能否长在，便成了心中一份念念不去的期盼。游侠，那群负气倜傥、张厉顽悍的壮士，他们拼一腔热血、求一场好死的激烈情怀，应该是东方人格建构的重要成果，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可这种精神和人格今天还能随古重的历史一起进入我们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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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比一般民众更早睁开望向世界的眼睛，更多栉沐欧风美雨的严复，曾在《论世变之亟》中不无感慨地对中西方不同民族及文化作过一番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他还具体论及中西方不同的财用观和礼仪观，认为“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多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至于对祸灾的态度，则“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基于前面对传统文化及其所滋育的理想人格的描述，我们认为这种比较虽缺乏具体的展开，却大多精警中肯。古代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因以儒道思想为底里，被规定必须是社会主流文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我们曾把这种理想人格指实为君子人格，“所谓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买；仁义在已，而不害不知；闻志广博，而色不伐；思虑明达，而辞不争；犹然如将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为君子矣。”[1]“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2]衡之以严氏所揭出的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特点，可知它们也正是传统君子所服膺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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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君子人格的创设有积极合理的一面，它足以标别民族精神的独特底蕴，并成为凝聚人群的中坚力量。因此，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中，不时会有仁人志士持此大节，慨然慕义，作出轰轰烈烈的壮举。但由于这种人格的道德理想过于保守，加以人对它的提倡和呵护过分急切，人人都被它融炼得老到而圆熟，遂使其自身拓新与自振的能力日渐丧失，其提倡“以德兼人”，反对“以力兼人”，又据以反求诸己，以期收变化气质之效，也因此时时显露出迂阔不周事情的苍白和无奈。这种苍白无奈很能说明传统理想人格远未满足在现实生活中达到并保持健康人格所必须的程度。并且，由于它和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再加以“统一专制政体，务在使天下皆弱，唯一人独强，然后志乃得逞，故曰一人为刚，万夫为柔”[3]，实际上起着一种削损人锐志、斫丧人生命元气的消极作用。进言之，起着一种维护既有统治制度和伦理秩序的作用。因此，在揭示造成传统人格萎缩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时，我们总不忘揭出其价值系统本身的缺陷。在这种价值系统支配下，人可以是有道德和修养的，且多闻见而美才情，他的心理结构由于不断地与世俗经验相协调，乃至与功名禄利相迎合，能使他在生活中左右逢源，有的还成就卓著，但他们的生命意志远不能用刚正与沛盛来概括，他们的人格也不能用壮大与坚卓来形容。相反，总是和萎随颓放乃至贪冒媚俗联系在一起。[4]而此时，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每当这种萎靡软媚发展到充分，总能反激出人对一种急功好义、梗正卓荦的壮大人格的期待。而与传统人格相较，侠的人格因立意皎然，意志坚强，每给厌绝无望的人以振奋，使麻木不仁的人们如受电击，凛凛然以求振起，所以常常成为人们抵御并克服这种萎靡软媚的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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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汉代，随着儒学被功利败坏，士大夫纷纷抛弃儒家先圣的道德理想，或拘于师法门户，务饰奇情，以示清高；或希世度务，靠面谀人主以求亲贵，全然不再有高尚的志节和严正的操行。此时有袁盎、灌夫和汲黯等人出，任气节，为游侠，以直道相砥，直言无隐，在从朝堂到私邸一切地方，与公孙弘之流相对峙。同时又有司马迁出为张扬，在《史记》中极力表彰其人格，以为“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其实不仅是司马迁，在后世许多士大夫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正是侠承担了当时社会没有承担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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