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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韩诗外传》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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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淮南子·缪称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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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淮南子·泰族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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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刘修明、乔宗传:《秦汉游侠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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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春秋繁露》卷七《保位权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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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袁中道:《柞林纪谭》,《李温陵外纪》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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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见前引章培恒《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第一、二章有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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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详其所著《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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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附录二 古代游侠日常生活之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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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侠虽未形成一独立的社会集团,且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与各色人等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但确乎又有许多不同于一般人群的地方。这种不同不仅基于好行义任侠一端,还体现在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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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侠好行义任侠,以奇志奇节立威树名,但行义任侠毕竟不可能成为生活的全部,这一点是侠所深知的。所以他们还十分重视日常生活中的形象维护,甚至以任张狂诞的言行来邀引世誉。通过对社会常规和世俗常理的排拒而超然绳检之外,获得一份自我解放且从心所欲可逾矩的快感。从历史上侠的活动可以看到,他们是十分希望享有这份快感的。并且,为了充实和加强这份感觉,不惜通过由保持与常人心理、行为距离所获得的神秘感,来维持这种感觉的长久存在。而一般社会人群大多安于弱小,期盼有超人出来代为决断是非实现公道,也愿意看到一个由里到外都异于自己的侠者,乐于传扬其异事奇行。这种大众期盼心理对侠无疑是一种殷勤的鼓励,他们日常生活中那份独特的活动方式和行事习惯,就这样在主客观两方面的交合影响下形成了。鉴于前此相关研究对这方面内容多有忽略,而检视并分析它对了解和评价侠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故就此作如下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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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游侠的服饰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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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游侠与众不同的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对于游侠的服饰佩戴,先秦典籍没有专门记载。孔子弟子子路为“冠雄鸡,佩豭豚”,即头戴鸡冠帽,身佩野猪獠牙作饰物以示勇武,冯友兰以为这可能就是那时游侠的装饰[1]。韩非《五蠹》论及儒与侠,称前者“盛容服而饰辩说”,后者为“带剑者”、“带剑之属”,或“游侠和剑之属”,可知儒士大多衣泽鲜华,而侠除佩剑之外,并无其他特殊的装束。以后,司马迁为汉代游侠立传,称朱家“衣不完采”,“乘不过轺车”[2],郭解的穿戴干脆未提,想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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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情况有所改变。与为侠者折节从俭、刻意自励精神的落失相伴随,他们中许多人再不愿敝衣苟貌,谦抑自处。如哀帝时大侠陈遵为后进士人领袖,尝入公府为吏,“公府椽史率皆羸车小马,不上鲜明,而遵独极舆马衣服之好”[3]。尽管同时仍有原涉“衣服车马才具”,不示奢华,但崇尚鲜丽的消息已露。《汉书·五行志》曾称其时“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剥骑奇怪之服,故称服妖。”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也详言当日世人崇尚奢华,“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想必游侠也受到了尚奢世风的熏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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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来游侠的佩戴也不仅以剑为限,还有弓箭。少年无赖“以青州芦苇为弩矢,轻骑妖服,追逐于道路”[4],在在多有。如东汉末年董卓为健侠,即好带双鞬左右驰射。隋初虞庆则尚气任侠,也好身披重铠,带双鞬驰射。至于马本身的剽悍,络头与鞍镫的精美,也是侠所注意的,以至在历代咏侠诗中,它们被得到突出的强调。如曹植《白马篇》之“白马饰金羁,连翩起西北。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鲍照《拟古诗》之“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一直到明人吴国伦《名都篇》之“名都故佳丽,少年何翩翩。千金饰宝剑,百金缧文鞍”,都绝非仅出诗意的夸张,而有着现实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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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述衣饰佩戴还不算太特别的话,那么挟丸与带铃就几乎为侠所独有。侠之挟丸多见于汉代,它与一般人拿弹丸作跳丸之戏,即用手连续抛接若干弹丸;或捶丸之戏,即由击鞠演化而来,专意在击球入窝;乃或击弹之戏,即击鸟雀不同,专用来赌行击杀官吏之事。据《汉书·酷吏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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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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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排斥侠也有用弹丸作游戏之具的,但用以赌行杀人之事确实是其怀丸挟弹的重要原因。对此,历代文人诗中也有反映。如何逊《拟轻薄篇》所谓“城东美少年,重身轻万亿。柘弹随珠丸,白马黄金饰”,徐悱《白马篇》所谓“少年本上郡,遨游入露寒。剑琢荆山玉,弹把随珠瓦”,弹丸之具正足以标别和加重其身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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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铃见于汉末三国。时吴甘宁为游侠,不仅铺张声华,穷极奢靡,“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侍从被文绣,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5]他还好结闾里少年,“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间闻铃声,即知是宁”[6]。“毦”是一种羽毛做的饰物,甘宁用它装饰衣服,又挟铃而行,一说身披一种毛羽结成的四周缀铃的毡类织物,目的无非借自异其形,收张扬威势、震慑人心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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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以下,游侠的衣饰佩戴多尚鲜丽。如唐时侠少“或危帽散衣,击大球,户官道,车马不敢前”[7],李白《少年行》所谓“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贯休同题诗所谓“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是对其人真实样貌的形象反映。与此同时,一种争尚怪异的倾向开始出现。宪宗时,李师道任用游侠作刺客行刺武元衡,事发后“京师大恐,城门加兵谁何,其伟状异服,燕赵言者,皆验讯乃遣”[8],可知当日游侠衣饰已与常人不同。而“会昌中……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镵肤,夸诡力”[9],“上都街肆恶少,率髠而肤札,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奉强劫,互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击人者”[10],更可见其刻意炫夸已到了极致的程度。宋元以降,随集权统治的加强,侠的社会地位降低,影响日减,大多沦落民间,乃或为盗为寇,较之以前在衣饰方面似不再刻意讲究,史书也未再有特别的记载,然由文人“少年好浮华,丝缰白鼻。金鞍披锦鞯,意气何骄奢。结客五六人,被服皆纤罗。相逢揖宝鞭,出入鸣玉珂”[11]的描写可知,好奢尚奇之风实未稍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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