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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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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史记·刺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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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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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册府元龟》卷八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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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隋书·麦铁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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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新唐书·刘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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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新五代史·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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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北齐书·卢文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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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酉阳杂俎·续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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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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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程诰：《少年行》，《霞城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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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清稗类钞·义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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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附录三 晚清以来侠情小说的发达与侠观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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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在50年代后有很大发展的武侠小说，是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其与唐宋豪侠小说、清代侠义小说的区别研究者已有探讨，如陈平原曾经指出：“20世纪武侠小说在艺术上的发展，除了增加文化味道（书卷气）外，主要是突出小说的情感色彩。”他援引梁羽生所论为例——“‘武’‘侠’‘情’可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只不过认为，“梁羽生所说的‘情’专指男女侠客之间的爱情，我把它扩展到一般的情感和心理；梁氏以为此‘情’乃50年代以后港台小说家的专利，我则追根溯源，将其视为30年代以来武侠小说发展的新趋势。”[1]这样的看法直截而切当。所谓突出情感色彩，确是50年代后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已达到的自觉认识，如卧龙生在某次访谈中亦总结说，50年代写感情、人生成了主流，而金庸开了先例，并预测未来的武侠小说走向应该是侠情推理；至于陈平原所说的“扩展”与“追根溯源”，则是研究者更应具有的眼光，非常有必要，因为它关涉到武侠小说生成的文化心理与基本特征。这里想对30年代旧派武侠小说已有体现的这种“新趋势”继续追根溯源，从这样一个侧面，考察自梁启超等倡导“新小说”以来，经过民初的发展，在将清代侠义小说打得一蹶不振的同时，为二三十年代开始形成的这种新类型提供了怎样的建设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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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寄托与重塑：晚清社会侠观念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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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历史上“侠”的原型，早期社会“游侠”的基本特征在于结纳，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所述侠之行谊，无论设取与然诺，还是振人不赡、趋人之急，无论以躯借交报仇，还是藏命作奸，凡此种种“修行砥名”之举，皆为救人急难而维护所与交游的利益，是以这种“德”、“义”盛养宾客、招纳“私剑”，建立起其“威”、“强”、“权”、“力”的。而作为其门客的“刺客”或“私剑”，则以报恩之心为其主行剑攻杀、以武犯禁，其轻死重气，亦以“义”相标榜。可以说，这是一个服从于某种政治利益的同性社会集团，无论其相互间关系的处置原则——“结私交”之“义”，或是其目的指向权力的获得——“立强于世”，皆与男女私领域的情感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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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文学兴起后，侠的形象逐渐由“游侠”的“结党连群”、藏匿亡命向侠客的行剑攻杀、以武犯禁转换，这当中，社会大众对塑造凭一己勇力技艺救人危难的个体英雄的心理需求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然仍与男女私“情”无涉甚或对立。唐传奇中如昆仑奴为红绡妓的坚确心愿冒死相救，并非因为爱情，正如刘若愚曾经分析的：“在解救困境中的女子这一点上，昆仑奴像是西方侠义文学中身披耀眼盔甲的骑士，不过他不同于西方骑士的地方在于，他所解救的对象不是自己的爱人，而是别人的爱人。事实上，中国小说中，侠士往往对异性很冷漠。”[2]即便有聂隐娘、红线这样的女侠出现，亦是为报恩而成为某个藩镇的“私剑”，并不见性别特征，甚至聂隐娘之女尼师傅教她行杀人之事时，谓当“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明代小说《宋太祖千里送京娘》也是人们常用来说明“侠不近色”的一个例子：宋太祖赵匡胤在尚未发迹时，出于某种正义感，曾将被响马抢掠的赵京娘解救出来，并一路历尽艰险，护送她由太原返回家乡蒲州。在与京娘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自始至终以礼相待，无丝毫杂念。当京娘为他的英雄胆略、侠义心肠所打动，意欲以身相许时，他如蒙不洁，亟以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自比，严词拒绝。而当京娘父兄疑虑二人已有私情，情愿招赘他以杜绝旁人议论，更是盛怒而去。结果京娘为了表明自己与救命恩人的名节，只得自缢而亡。我们曾就此分析它虽然看上去演绎的是英雄救美，然与西方侠义小说或骑士文学不同，被救的美女非但没有成为其行侠的动力，而恰恰成为对其英雄人格的一种挤迫和考验。这方面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如《水浒传》中所表现的女人祸水的观念，孙述宇在其《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曾有专门讨论，认为其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从潘金莲、阎惜娇、潘巧云，到卢俊义妻贾氏、害雷横的卖唱女白秀英，还有妓女李瑞兰和李巧奴等，无一不是放纵情欲与物欲，毫无节操可言的“淫妇”、“贱人”，“十居其九是败德的”，而梁山好汉几乎都避忌妇女。虽然他并不认为中国古代有英雄不好色的传统，但还是把女人危险、女人是祸水，认作是那些法外强人的普遍心理，即“一切在带着敌意的环境里活动的人，无论其为官军、贼匪、游击队、革命党，在生命没有保障之时，对女色都无法开怀放心”[3]。因此，中国传统“侠”观念所注重的是正常政治秩序之外同性间构成的社会关系，虽然有日益向崇尚个人勇力的方向发展，但在结交之“义”的名义下，仍有人类早期个体对群体依赖之遗存，故而必然在个人情感方面有所抑制，甚或以排斥、憎恶和防闲异性为前提，这在民间传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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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直到晚清才有了较为显著的变化。龚鹏程曾撰《美人如玉剑如虹——漫说清末儒侠的侠骨与柔情》，专门探讨侠士形象在此际的变化，以深情、多情、钟情为晚清所谓“儒侠”的共同写照，称他们是唯情论者。无论是柳亚子将笃于朋友之义与深于夫妇男女之爱并举，还是高旭、陈蜕僧、蔡寅等人诗中表现的英雄与美人似有生命的同一性，所以把侠客“求知己”的传统转换成求美人青睐，皆呈现出新的内容。他把这种影响的近因追溯至龚自珍，因为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指出的：“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正是龚氏所谓的剑气箫心，即对于情的执著与耽溺，令晚清这些儒侠们心折不已——龚鹏程把这看作是他们所具有的体会人生悲苦的宗教意识，不仅不能解脱他们在现实世界上的激切之情，还倒过来强化了他们负荷时代苦难的担当精神，并透入生命存在的本质。[4]这种从个体的生命体验来理解这个时代陡增的英雄儿女之情无疑是深刻的，在这方面还可举黄人为例，时代风云激荡，令本来就具有强烈担当精神的知识人顿生侠情，“一篇宝剑声悲壮，欲起要离念与听”（《独坐和定庵韵》其五），然而明知人生悲苦虚幻，却不走超越之路，仍执着于情痴：“半生龙气消裙底，一辈螺鬟遣客中。”（《独坐和定庵韵》其二）[5]所谓侠气渐消，柔情愈炽，至少可以看作是其人自我生命情态本真性的投射，又在现实的红颜知己身上找到了精神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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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现代社会知识精英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侠精神的重新体认，尤其是感受侠在情感处置方式上所应有的变化，当然不是这个时代突变造成的，即在龚自珍以前，至少还有16世纪后半叶引人瞻目的尚情思潮为先导，从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到龚自珍，反映的恰是近世文学在人性发展的状态下自身内部渐进新变的轨迹。在这个进程中，个体的欲求不断地被发现并逐步得到肯定，人的情感世界亦日渐丰富并获得表述；也就在明代尤其晚明，已经有相当多的文人将活跃于民间的游侠形象，改造成为自己所乐意承当的纵放的社会角色和人格寄托。[6]这里要指出的是，晚清知识精英在侠观念上表现出的传统文化内应式的转换，实具某种先锋性，作为一种潜流，它亦即时反映及影响到通俗文学领域的变化，而这恰可以看作是晚清侠情小说出现的知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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