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299050 [69] 《北齐书·卢文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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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52 [70] 《酉阳杂俎·续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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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54 [71]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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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56 [72] 程诰：《少年行》，《霞城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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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58 [73] 《清稗类钞·义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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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63 侠的人格与世界 [:1707296158]

1707299064 侠的人格与世界 附录三　晚清以来侠情小说的发达与侠观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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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66 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在50年代后有很大发展的武侠小说，是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其与唐宋豪侠小说、清代侠义小说的区别研究者已有探讨，如陈平原曾经指出：“20世纪武侠小说在艺术上的发展，除了增加文化味道（书卷气）外，主要是突出小说的情感色彩。”他援引梁羽生所论为例——“‘武’‘侠’‘情’可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只不过认为，“梁羽生所说的‘情’专指男女侠客之间的爱情，我把它扩展到一般的情感和心理；梁氏以为此‘情’乃50年代以后港台小说家的专利，我则追根溯源，将其视为30年代以来武侠小说发展的新趋势。”[1]这样的看法直截而切当。所谓突出情感色彩，确是50年代后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已达到的自觉认识，如卧龙生在某次访谈中亦总结说，50年代写感情、人生成了主流，而金庸开了先例，并预测未来的武侠小说走向应该是侠情推理；至于陈平原所说的“扩展”与“追根溯源”，则是研究者更应具有的眼光，非常有必要，因为它关涉到武侠小说生成的文化心理与基本特征。这里想对30年代旧派武侠小说已有体现的这种“新趋势”继续追根溯源，从这样一个侧面，考察自梁启超等倡导“新小说”以来，经过民初的发展，在将清代侠义小说打得一蹶不振的同时，为二三十年代开始形成的这种新类型提供了怎样的建设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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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71 侠的人格与世界 [:1707296159]

1707299072 侠的人格与世界 寄托与重塑：晚清社会侠观念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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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74 作为中国历史上“侠”的原型，早期社会“游侠”的基本特征在于结纳，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所述侠之行谊，无论设取与然诺，还是振人不赡、趋人之急，无论以躯借交报仇，还是藏命作奸，凡此种种“修行砥名”之举，皆为救人急难而维护所与交游的利益，是以这种“德”、“义”盛养宾客、招纳“私剑”，建立起其“威”、“强”、“权”、“力”的。而作为其门客的“刺客”或“私剑”，则以报恩之心为其主行剑攻杀、以武犯禁，其轻死重气，亦以“义”相标榜。可以说，这是一个服从于某种政治利益的同性社会集团，无论其相互间关系的处置原则——“结私交”之“义”，或是其目的指向权力的获得——“立强于世”，皆与男女私领域的情感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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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76 侠文学兴起后，侠的形象逐渐由“游侠”的“结党连群”、藏匿亡命向侠客的行剑攻杀、以武犯禁转换，这当中，社会大众对塑造凭一己勇力技艺救人危难的个体英雄的心理需求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然仍与男女私“情”无涉甚或对立。唐传奇中如昆仑奴为红绡妓的坚确心愿冒死相救，并非因为爱情，正如刘若愚曾经分析的：“在解救困境中的女子这一点上，昆仑奴像是西方侠义文学中身披耀眼盔甲的骑士，不过他不同于西方骑士的地方在于，他所解救的对象不是自己的爱人，而是别人的爱人。事实上，中国小说中，侠士往往对异性很冷漠。”[2]即便有聂隐娘、红线这样的女侠出现，亦是为报恩而成为某个藩镇的“私剑”，并不见性别特征，甚至聂隐娘之女尼师傅教她行杀人之事时，谓当“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明代小说《宋太祖千里送京娘》也是人们常用来说明“侠不近色”的一个例子：宋太祖赵匡胤在尚未发迹时，出于某种正义感，曾将被响马抢掠的赵京娘解救出来，并一路历尽艰险，护送她由太原返回家乡蒲州。在与京娘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自始至终以礼相待，无丝毫杂念。当京娘为他的英雄胆略、侠义心肠所打动，意欲以身相许时，他如蒙不洁，亟以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自比，严词拒绝。而当京娘父兄疑虑二人已有私情，情愿招赘他以杜绝旁人议论，更是盛怒而去。结果京娘为了表明自己与救命恩人的名节，只得自缢而亡。我们曾就此分析它虽然看上去演绎的是英雄救美，然与西方侠义小说或骑士文学不同，被救的美女非但没有成为其行侠的动力，而恰恰成为对其英雄人格的一种挤迫和考验。这方面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如《水浒传》中所表现的女人祸水的观念，孙述宇在其《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曾有专门讨论，认为其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从潘金莲、阎惜娇、潘巧云，到卢俊义妻贾氏、害雷横的卖唱女白秀英，还有妓女李瑞兰和李巧奴等，无一不是放纵情欲与物欲，毫无节操可言的“淫妇”、“贱人”，“十居其九是败德的”，而梁山好汉几乎都避忌妇女。虽然他并不认为中国古代有英雄不好色的传统，但还是把女人危险、女人是祸水，认作是那些法外强人的普遍心理，即“一切在带着敌意的环境里活动的人，无论其为官军、贼匪、游击队、革命党，在生命没有保障之时，对女色都无法开怀放心”[3]。因此，中国传统“侠”观念所注重的是正常政治秩序之外同性间构成的社会关系，虽然有日益向崇尚个人勇力的方向发展，但在结交之“义”的名义下，仍有人类早期个体对群体依赖之遗存，故而必然在个人情感方面有所抑制，甚或以排斥、憎恶和防闲异性为前提，这在民间传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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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78 这种情形直到晚清才有了较为显著的变化。龚鹏程曾撰《美人如玉剑如虹——漫说清末儒侠的侠骨与柔情》，专门探讨侠士形象在此际的变化，以深情、多情、钟情为晚清所谓“儒侠”的共同写照，称他们是唯情论者。无论是柳亚子将笃于朋友之义与深于夫妇男女之爱并举，还是高旭、陈蜕僧、蔡寅等人诗中表现的英雄与美人似有生命的同一性，所以把侠客“求知己”的传统转换成求美人青睐，皆呈现出新的内容。他把这种影响的近因追溯至龚自珍，因为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指出的：“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正是龚氏所谓的剑气箫心，即对于情的执著与耽溺，令晚清这些儒侠们心折不已——龚鹏程把这看作是他们所具有的体会人生悲苦的宗教意识，不仅不能解脱他们在现实世界上的激切之情，还倒过来强化了他们负荷时代苦难的担当精神，并透入生命存在的本质。[4]这种从个体的生命体验来理解这个时代陡增的英雄儿女之情无疑是深刻的，在这方面还可举黄人为例，时代风云激荡，令本来就具有强烈担当精神的知识人顿生侠情，“一篇宝剑声悲壮，欲起要离念与听”（《独坐和定庵韵》其五），然而明知人生悲苦虚幻，却不走超越之路，仍执着于情痴：“半生龙气消裙底，一辈螺鬟遣客中。”（《独坐和定庵韵》其二）[5]所谓侠气渐消，柔情愈炽，至少可以看作是其人自我生命情态本真性的投射，又在现实的红颜知己身上找到了精神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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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80 中国前现代社会知识精英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侠精神的重新体认，尤其是感受侠在情感处置方式上所应有的变化，当然不是这个时代突变造成的，即在龚自珍以前，至少还有16世纪后半叶引人瞻目的尚情思潮为先导，从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到龚自珍，反映的恰是近世文学在人性发展的状态下自身内部渐进新变的轨迹。在这个进程中，个体的欲求不断地被发现并逐步得到肯定，人的情感世界亦日渐丰富并获得表述；也就在明代尤其晚明，已经有相当多的文人将活跃于民间的游侠形象，改造成为自己所乐意承当的纵放的社会角色和人格寄托。[6]这里要指出的是，晚清知识精英在侠观念上表现出的传统文化内应式的转换，实具某种先锋性，作为一种潜流，它亦即时反映及影响到通俗文学领域的变化，而这恰可以看作是晚清侠情小说出现的知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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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85 侠的人格与世界 [:1707296160]

1707299086 侠的人格与世界 二、作为一种新类型的侠情小说在晚清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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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88 无可否认，晚清以来“侠”观念的变化以及以侠为主题的小说的发达，首先与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有直接的关系。在那个西风东渐的时代，侠可以说是人们认识世界物竞之大势下，反省中国文化并期待更新气质的重要的思想资源。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宣言常常为人引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7]在这里，小说被赋予了支配从政治宗教、道德风俗到学术艺能乃至民族精神的功能，成为启蒙、“新民”的有力工具。而据其“新民”之释义：“新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两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一人如是，众民亦然。”[8]可以推想，中国传统中侠或侠的人格理想恰可视作既“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又“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一种取径，原本并非中国文化主流的侠精神，不仅被有意识地标举出来，并被导向取诸欧洲文明冒险进取、崇尚武力等新的阐释，而且还被赋予了诸如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自由与进步等新的品质，这在其《新民说》中已有体现，而1904年所撰《中国之武士道》中更有集中的阐述，观其《自叙》中考述侠所得“十数端”信仰之条件，如常以国家名誉为重，有损于国家名誉者，刻不能忍；国际交涉，有损于国家权利者，以死生争之；苟杀其身而有益于国家者，必趋死无吝无畏等等，皆已将侠之人格气质作了新的阐释与总结。[9]这种“新民”观念在稍后甚而演为大侠魂主义，不仅上升为一种人生哲学，还生成某种付诸实践的政治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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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90 因此，以梁启超1902年在横滨创办《新小说》（1906年1月迁至上海）为发端，不仅都市印刷文化环境下以刊载小说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期刊诞生并日益壮大，而且以侠为主题的小说也在其中逐渐获得专门的位置而有所发展。在《新小说》上发表的小说，基本上已经标明了类型，如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法律小说、外交小说、社会小说等等，第七号起又新增写情小说；虽然并未出现侠小说的专栏——那是因为其小说分类全以新学为名，却仍有与之相关的栏目承载相应的功能，如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所做的广告：军事小说“专以养成国民尚武精神为主，其取材皆出于译本”，冒险小说则“以激励国民远游冒险精神为主”[1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传奇（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侠情记传奇》，虽只有《纬忧》一出，是将他《新罗马传奇》中演绎加里波的将军的侠情韵事别篇裁出，该篇传奇取材于意大利1849年独立时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等人的革命事迹，意在继索士比亚、福禄特尔之风，唤醒国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侠情记传奇》虽敷演的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志士之事，却已着力表现女主人公马尼他“儿女情”与“风云变”间矛盾冲突的侠骨柔肠。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梁启超“新小说”的主旨往往是在民族、国家的观念下，寄寓改良社会、激劝人心之志，故实际上仍是从群体的要求出发，只不过在西方民主、人权观念的影响下，在具体阐释某种人类精神的时候，既立足于全民，又立足于个体，如他在《新民说》中论述所谓的“进取冒险”，推其所原，将之归结为生于希望、热诚、智慧、胆略四端，而于热诚一端又阐发为一种情至极致：“‘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者，热诚之最高潮之一点，而感动人、驱迫人，使上于冒险进取之途者也。而此热诚又不惟于所爱者有之，乃至哀之极、怒之极、危险之极，亦常为驱发热诚之导线。”[11]这种立场在当时颇有代表性，如林纾1904年翻译出版的哈葛德《埃斯兰情侠传》，意在彰显冰岛人民反抗民族压迫、不甘“坐受人侮”的斗争精神，这与他翻译哈葛德《鬼山狼侠传》是同一主旨，要在“有益于今日之社会”[12]，却取了“情侠”之名，亦无非为其“虽喋血伏尸，匪所甚恤”的一腔至诚所感动。这对稍后通俗社会小说家们其实还是有潜在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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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92 继《新小说》而起的《新新小说》，1904年创刊于上海，侠民发起，冷血（陈景韩）任主编并主要撰稿人，那是他们不满《新小说》的“不新”，更求“新新不已”而特以命名的，实是在梁启超开辟的道路上更趋激进而已。该刊一开始也辟设政治、社会、历史、心理及写情小说等栏目，社会小说栏中有“侠客谈”，然目的不在小说本身，而在于宣传侠客之主义，如其“本报特白”所言：以十二期为一主义，“如此期内，则以侠客为主义，故期中每册皆以侠客为主，而以他类为附”，自第一年第三号起，干脆设“侠客谈”专栏，另有“附录”、“杂录”，其中翻译多于创作，具体栏目亦拓展为南亚侠客谈、法国侠客谈、俄国侠客谈等，多为虚无党小说之译介。翻译小说是人们提倡“新小说”以来输入新的思想观念与新的文学形式的主要媒介，对今人来说，恰可构成他者的观照，可由此考察被冠以侠名的翻译小说，将西方何种气质和思想观念视同为侠？此种气质和思想观念与中国传统上的侠构成何种差异？该刊虽无侠情小说或义侠小说等专设，却是专以侠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期刊杂志，就侠小说获得专门的位置来说，相对梁氏《新小说》确有很大的推进，其宗旨如《侠客谈叙言》所称：“侠客谈之作，为改良人心会社之腐败也，故其种类不一。侠客谈之作，为少年而作也。”[13]显然亦被赋予了“新民”的重大使命。这当中值得注意的创作小说除陈景韩的《刀余生传》一、二外，还有侠民的《女侠客》，沿用章回体，说起来那是以女侠为主题的小说，写青楼女子芳儿与大侠宋雄、纨绔子弟权十郎之间的恩怨情仇，旨在表彰主人公“常本其不平之心，为他人报复恩怨焉；不忍负人养育之恩，宁牺牲名节以报之，正是异日成侠客之原”（第一回末“侠民曰”），却亦已涉及“婚姻不自由，虽生不如死”（第九回末）那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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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94 侠情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或专栏名称，正式出现在1906年11月创刊于上海的《月月小说》中，这是真正的通俗社会小说家办的期刊。鉴于其总撰述吴趼人、总译述周桂笙先已接手《新小说》第1卷第8号以后的编刊与撰述，故一方面仍可看作是《新小说》的继续，另一方面却已悄然改变梁启超专为政治变革服务的办刊路线。他们倡导的是“寓教于乐”，如发刊词所称：“本社集语怪之家，文写花管；怀奇之客，语穿明珠。亦注意于改良社会，开通民智。”[14]故小说本身的趣味与动情成为编刊的重要标准：“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输入之而不自觉也。”“今夫汗万牛充万栋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其能体关系群治之意者，吾不敢谓必无；然而怪诞支离之著作，诘曲聱牙之译本，吾盖数见不鲜矣。凡如是者，他人读之不知谓之何，以吾观之，殊未足以动吾之感情也。”[15]这其实正应合了他们自此际开始着力推展写情小说的倾向，也正应合印刷文化背景下都市消闲娱乐市场的需求。他们也以这样的标准反省中国传统的小说——“中国白话小说内容足观者，盖绝无仅有也”，衡之于侠题材小说：“写侠勇，则红线飞来，碧髯闪去，座中壮士嚼指断臂，帐下健儿砍山射石。铁枪铜鼓，宝马雕弓，写一时之感，一战之勇；猿鹤虫沙，风声鹤唳，写一时之变，一日之穷。侠勇之说，亦陈陈相因，此写侠勇小说之弊也。中国白话小说，不外乎情、勇，如历史小说亦注意于勇，诲淫小说亦注意于情，而小说材料，往往相沿相袭，此中国白话小说之不发达也。”如此否定一切自是为推出自己的新小说张本，而有关侠题材的新类型小说，主要就是所谓的侠情小说——“红粉之流，粉白剑青，刀光耀夜，剑气射星。儿女心肠，英雄肝胆，劳瘁不辞，经营惨淡”，其他如军事小说——“宝马雕弓，鼓声剑光”、传奇小说——“英雄豪杰，表扬为宜”，亦皆有所体现。[16]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传统侠题材的检讨，其弊主要在偏于侠勇，而与情分裂——那只成为诲淫小说的专利，因而以侠情小说标新，这种将“英雄肝胆”与“儿女心肠”的结合，显然已显示了前述新的“侠”观念。而其所达到的认识应该还不止于文康《儿女英雄传》那种“援情入性”的主张——“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尽管它仍在相当程度上继续发挥着影响，还应该有新知识的背景，如严复、夏曾佑1897年于《国闻报》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所说：小说乃表现人类的“公性情”，此“公性情”者何？“一曰英雄，二曰男女”，而“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生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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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96 在《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一、第二号连载的侠情小说，是品三译述的英国小说《弱女救兄记》，原作者不详，叙富家子玛利遭人陷害被囚，其妹蕙仙设计相救，囚获坏人并令参与作恶的堂姐悔过。小说本身并不出色，难说有多少新思想，吴趼人在跋中从树立新女性形象的角度，对其有所宣传：“右小说一则，意思本甚简单，节目亦未必离奇，但叙蕙仙救兄一节，以一弱女子而如是勇敢，如是机警，已为吾国旧小说中不多觏之人物，而如是勇敢、如是机警，殊无一丝嚣张操切，自命为女英雄、女豪杰之习气，又如近日新小说中所绝少之构撰，谓非改良女社会之善本不可得也。亟选录之，以贡于吾国女士。”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意义，无非在女主人公乃一人皆可履践的平凡英雄，此外便是其类似推理小说的叙述方式，这些对于市民社会自有其吸引力。之后出现于侠情小说栏目的，是在第一年第九号开始连载的天民之创作小说《岳群》，第十一号开始连载的天虚我生之创作小说《柳非烟》。《岳群》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侠情小说，写怀实学救国大志又喜尚习武的新青年岳群与邻女寿奴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第一章开场介绍主人公时已点明：“岳群为人，诸君但知其为勇士，其为冒险者，其为文人，必不知其亦为天下之一痴情者也。惟英雄乃能多情，其说果然。”男女主人公各以才色相吸引而生爱，然一以爱国大业欲斩断情丝而不能，一以爱慕英雄横遭大母阻绝而病至濒死，于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父母阻拦之外，又多了自我心理矛盾冲突的新内容。表现形式虽是浅近文言，却已全然摆脱章回体格套，是一篇名副其实的新小说。《柳非烟》为民初鸳鸯蝴蝶派重要作家陈栩所作，小说写女主人公柳非烟爱有才的施逖生而不爱有财的卫默生，在侠义之士陆位明帮助下，经历生死曲折，与有情人终成眷属。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自然是侠情小说的主旨所在，然整篇小说更像一部侦探言情小说，体制上亦已摆脱章回体的格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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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9098 晚清创刊的小说杂志中明确标有侠情小说类型或专栏名称的，尚有如1908年1月在香港出版的《新小说丛》，那也是以新小说为标志，其中第一期即开始连载侠情小说《八奶秘录》，法国人朱保高比著，新会李心灵、林紫虬译。朱保高比即Fortune du Boisgobey （1821—1891），所著《母夜叉》（上海小说林社，1905）、《美人手》（上海广智书局，1906）、《指环党》（上海商务编译所，1905）等皆系日译本转译，虽尚未知此篇所出，当亦属侦探言情一类。1910年8月创刊于上海的《小说月报》，初由王蕴章任编辑，两年后恽铁樵接手，在第一年第三、四期连载宣樊创作的长篇侠情小说《剑绮缘》。宣樊即林獬，早年与章太炎、刘师培办《俄事警闻》（旋改《警钟日报》），又独立办《中国白话报》，曾自费留日。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余”远涉重洋，赴美淘金，遭遇黑心矿主葛兰脱，设计陷害友人周生一家，企图吞并周生产业；“余”巧妙利用当地法律将之绳之以法，为周生打赢了官司。虽在处理周生之妹秀君与“余”的感情问题上采用传统侠士“为人排忧解难，而无所取也”的信条，谢绝了周母欲报恩嫁女的好意，但题材与作法皆是新的，走的也是侦探言情一路，某种程度上又传输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又第二年第一期有指严创作的短篇侠情小说《香囊记》，第四期有他创作的另一篇《采苹别传》；第八期又有凤雏创作的《情天红线记》。这里仅就指严之作稍加论述。指严即许国英，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擅长写掌故小说，李定夷等皆其在南洋公学的学生。这两篇言情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苦恋而无果的不幸遭遇，反映作者对家庭、爱情、事业之间关系的某种思考与无力挣脱的无奈，后一篇更着浓墨表现采苹仗义救其姊于土豪之手、一力服侍老夫人及为名节不得不将错从婚、结果为待男主人公一决端坐而逝的侠婢之行，不少地方没有摆脱旧观念的影响，尽管男主人公臣裔也算是才情卓荦、不屑举业、留洋归国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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