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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境况》，汉娜·阿伦特，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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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自我》，C．W．莫里斯，定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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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权力与国家》，杜赞奇，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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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历史的投影》，菲利普·巴格比，夏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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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省篇幅，不录古人别集及今人单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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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2005年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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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多年前，意大利出了一部轰动全欧洲的书，这就是门多萨用西班牙文写的《中华大帝国史》。在书中，作者用理想化的笔调，对中国这个“沉静而有才智的民族”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角度作了描绘。在他之后，更多有西方学者用类似的热情，表达过对古老中国、包括中国人理想人格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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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所论，大体以中国人为一群善忍耐，讲调和，且不乏世故的和平主义者，具有恭敬谦虚的处世心态和宽博温厚的人道情怀。应该说，这样的观察也大体符合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评价。但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任何的判断都可能存在例外。本书所讨论的中国人，就恰恰腾逸在这种判断之外。他们因不被习俗认可而经常背负道德的恶名，又因不被体制认可而倍受官府的打击。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执超迈的标准，挑战人性的阀限，在对抗制度权力的同时，建起了卓然挺拔的伟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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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侠。作为一种特殊人群，侠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视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参与了传统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的形塑与建构。或以为，侠自挺生之初就多行不轨，大不符合传统中国人所恪守的原则与道义。但一者，人存在于自我与他人两种形式之中，他人以为非道义，在侠与侠的拥戴者看来恰恰有大道义，这原是很正常的事，其间的是非曲直正需要今人本着对历史的同情，作认真的分析和厘定。二者，就被习俗普遍认同的道义乃或道德规范而言，有鉴于任何规范都内含着应当，其作为普遍律令的强势地位，因对个体来说往往有“他律”的特点，所以每为侠者否定，这同样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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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判断上的分歧，本书想要证明，侠之不承认这种律令，进而拒绝与社会认同，以成为社会的反对来成就自身的价值，乃至自居这个社会自由的象征与守护，这对当时的制度架构而言显然具有正面的意义。如果说，传统理想人格所遵奉的大都是群体主义的自我观，侠则普遍遵奉个人主义的自我观，由此，他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也不免多从个人的偏嗜出发，只要有游手，他就同俦；只要有叛逆，他就同流；只要这个世界还有冤仇，他就不自由。这种对社会和人际的率直认知，虽与人通常执奉的行为方式迥异，但其底里洋溢着更为热忱温良的人道情怀，无疑值得肯定。这也正是我们愿意长日更深，花力气着意彰明和发扬他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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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柏拉图说过，“惊讶”是属于哲学家的情绪，并由此造成哲学的开端。如果他的话离事实不远，那么“崇敬”应该是人们面对历史最宜采取的态度了。至少在我们，是抱着这样的崇敬之情走近所探知的对象的。我们还力图抱着绝大的同情，去分享这一人群的荣耀与痛苦，以至不知不觉中成了柯林伍德“内心重演论”与波普尔“情景分析”理论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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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说的是，本书写成的时间离现在已近十年。此次修订基本保持原书面貌，但也对一些史实重新作了甄别，对一些判断的准确性重新作了考较，尤其是补充了一些后见的史料，进而对各相关问题作了更准确周洽的论定。此外，为遵守学术规范，此次修订还完善和统一了各章注释，开列了参考文献，并附录了两篇相关论文，以期收相互发明之效。至于个别文字的错讹与疏误，也一并予以纠正。应该说，继长江文艺的首出本和台湾汉扬出版公司的繁体字本后，它是我们比较认可的也是相对而言比较完整的新本。为有机会推出这样的新本，我们要对母校出版社的贺圣遂社长与高若海总编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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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存在与理解都表现为一种历史。研究存在与表达理解都关乎人作为精神性个体的根本。因此，即使超出自己的专业和能力，我们仍对这样的研究怀有兴趣。更何况，这次的研究题目与我们的趣味是这样的投情合意。只是，囿于种种原因，我们不知道日后还有没有机会重拾旧题，对侠的人格与世界作更为准确深入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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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这至今难称成熟的旧作，作为我们同窗十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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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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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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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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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拙作新版，距2005年复旦的再版，又过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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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中国社会在义利交攻中急剧转型。表现在文化一途，是新媒体挟资本的力量迅速崛起，其带动力之强，让人印象深刻。但尽管如此，国人对侠及侠人格的向慕并无稍减。相反，承上世纪侠文学复苏，以及方今网络“新武侠”的繁荣，居然更大阵仗。其所展示的开放性想象，也拓展了学界的研究空间。省察陈迹，瞻顾未来，人们会想，在一个全新变化的时代，究竟什么才是对侠及侠人格最适切的尊崇？仅仅假不同艺术媒介作一味的诗意缅怀，还是在省思人自身境况的同时洗发其精神，赋予其生命，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判别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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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三地的侠研究，最初多半不基于史学，毋宁说更基于文学，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新派武侠小说。如1987年底，香港中文大学主办了“国际首届武侠小说研讨会”，隔年1月有港大中文研究所主编的《武侠小说论》出版。1992年4月，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举办了“侠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次年有《侠与中国文化》出版。1998年5月，淡大会同东吴大学又举办了“中国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11月，台湾远流出版社与《中国时报》也举办了“金庸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在大洋彼岸，则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举办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内地，自2007年11月金庸与章培恒先生倡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古籍所合办“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之后，此类研讨会几乎每年都有，近年来更呈国际化趋势。如2010年湖南平江召开的“平江不肖生国际学术研讨会”，专意于武侠小说谱系的重建，2011年印尼召开的“武侠小说国际研讨会”，着重武侠小说与“文学移民”的关系探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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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有数量众多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及期刊论文，围绕侠的文学史与精神文化史展开研究。其间虽多重复，但由小说主题（也开始有研究古代游侠诗和古代侠义小说的专著与论文），上溯至精神文化层面，意欲通过对古代侠义传统的重勘阐明其意义，使得这一研究的正当性和学理性较20世纪得到更大的凸显。目前，许多高校都设有此专题的研究机构或方向，足证当今中国乃至华人世界，以文学为记忆与想象的载体，侠的核心关怀与精神诉求仍留驻在中国人的心底。这使得我们对这一研究的前景深感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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