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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2005年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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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多年前，意大利出了一部轰动全欧洲的书，这就是门多萨用西班牙文写的《中华大帝国史》。在书中，作者用理想化的笔调，对中国这个“沉静而有才智的民族”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角度作了描绘。在他之后，更多有西方学者用类似的热情，表达过对古老中国、包括中国人理想人格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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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所论，大体以中国人为一群善忍耐，讲调和，且不乏世故的和平主义者，具有恭敬谦虚的处世心态和宽博温厚的人道情怀。应该说，这样的观察也大体符合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评价。但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任何的判断都可能存在例外。本书所讨论的中国人，就恰恰腾逸在这种判断之外。他们因不被习俗认可而经常背负道德的恶名，又因不被体制认可而倍受官府的打击。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执超迈的标准，挑战人性的阀限，在对抗制度权力的同时，建起了卓然挺拔的伟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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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侠。作为一种特殊人群，侠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视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参与了传统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的形塑与建构。或以为，侠自挺生之初就多行不轨，大不符合传统中国人所恪守的原则与道义。但一者，人存在于自我与他人两种形式之中，他人以为非道义，在侠与侠的拥戴者看来恰恰有大道义，这原是很正常的事，其间的是非曲直正需要今人本着对历史的同情，作认真的分析和厘定。二者，就被习俗普遍认同的道义乃或道德规范而言，有鉴于任何规范都内含着应当，其作为普遍律令的强势地位，因对个体来说往往有“他律”的特点，所以每为侠者否定，这同样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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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判断上的分歧，本书想要证明，侠之不承认这种律令，进而拒绝与社会认同，以成为社会的反对来成就自身的价值，乃至自居这个社会自由的象征与守护，这对当时的制度架构而言显然具有正面的意义。如果说，传统理想人格所遵奉的大都是群体主义的自我观，侠则普遍遵奉个人主义的自我观，由此，他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也不免多从个人的偏嗜出发，只要有游手，他就同俦；只要有叛逆，他就同流；只要这个世界还有冤仇，他就不自由。这种对社会和人际的率直认知，虽与人通常执奉的行为方式迥异，但其底里洋溢着更为热忱温良的人道情怀，无疑值得肯定。这也正是我们愿意长日更深，花力气着意彰明和发扬他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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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柏拉图说过，“惊讶”是属于哲学家的情绪，并由此造成哲学的开端。如果他的话离事实不远，那么“崇敬”应该是人们面对历史最宜采取的态度了。至少在我们，是抱着这样的崇敬之情走近所探知的对象的。我们还力图抱着绝大的同情，去分享这一人群的荣耀与痛苦，以至不知不觉中成了柯林伍德“内心重演论”与波普尔“情景分析”理论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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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说的是，本书写成的时间离现在已近十年。此次修订基本保持原书面貌，但也对一些史实重新作了甄别，对一些判断的准确性重新作了考较，尤其是补充了一些后见的史料，进而对各相关问题作了更准确周洽的论定。此外，为遵守学术规范，此次修订还完善和统一了各章注释，开列了参考文献，并附录了两篇相关论文，以期收相互发明之效。至于个别文字的错讹与疏误，也一并予以纠正。应该说，继长江文艺的首出本和台湾汉扬出版公司的繁体字本后，它是我们比较认可的也是相对而言比较完整的新本。为有机会推出这样的新本，我们要对母校出版社的贺圣遂社长与高若海总编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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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存在与理解都表现为一种历史。研究存在与表达理解都关乎人作为精神性个体的根本。因此，即使超出自己的专业和能力，我们仍对这样的研究怀有兴趣。更何况，这次的研究题目与我们的趣味是这样的投情合意。只是，囿于种种原因，我们不知道日后还有没有机会重拾旧题，对侠的人格与世界作更为准确深入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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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这至今难称成熟的旧作，作为我们同窗十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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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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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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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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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拙作新版，距2005年复旦的再版，又过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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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中国社会在义利交攻中急剧转型。表现在文化一途，是新媒体挟资本的力量迅速崛起，其带动力之强，让人印象深刻。但尽管如此，国人对侠及侠人格的向慕并无稍减。相反，承上世纪侠文学复苏，以及方今网络“新武侠”的繁荣，居然更大阵仗。其所展示的开放性想象，也拓展了学界的研究空间。省察陈迹，瞻顾未来，人们会想，在一个全新变化的时代，究竟什么才是对侠及侠人格最适切的尊崇？仅仅假不同艺术媒介作一味的诗意缅怀，还是在省思人自身境况的同时洗发其精神，赋予其生命，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判别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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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三地的侠研究，最初多半不基于史学，毋宁说更基于文学，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新派武侠小说。如1987年底，香港中文大学主办了“国际首届武侠小说研讨会”，隔年1月有港大中文研究所主编的《武侠小说论》出版。1992年4月，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举办了“侠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次年有《侠与中国文化》出版。1998年5月，淡大会同东吴大学又举办了“中国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11月，台湾远流出版社与《中国时报》也举办了“金庸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在大洋彼岸，则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举办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内地，自2007年11月金庸与章培恒先生倡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古籍所合办“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之后，此类研讨会几乎每年都有，近年来更呈国际化趋势。如2010年湖南平江召开的“平江不肖生国际学术研讨会”，专意于武侠小说谱系的重建，2011年印尼召开的“武侠小说国际研讨会”，着重武侠小说与“文学移民”的关系探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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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有数量众多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及期刊论文，围绕侠的文学史与精神文化史展开研究。其间虽多重复，但由小说主题（也开始有研究古代游侠诗和古代侠义小说的专著与论文），上溯至精神文化层面，意欲通过对古代侠义传统的重勘阐明其意义，使得这一研究的正当性和学理性较20世纪得到更大的凸显。目前，许多高校都设有此专题的研究机构或方向，足证当今中国乃至华人世界，以文学为记忆与想象的载体，侠的核心关怀与精神诉求仍留驻在中国人的心底。这使得我们对这一研究的前景深感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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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20世纪以来的侠文学与文化研究，颇得益于近现代以来史学、特别是社会史研究的启发。在《中国游侠史论》一书中，我们对这些基础性研究及其当下进展有比较全面的论列。可能因为史学或社会史研究更多着眼于史料的勾稽与史实再现，有时意义的开显与价值认定难免不暇顾及；而侠文学与侠文化研究因未遑深入历史的细部，则常不免激情肯定有余而学理剖分不足。所以，就学术研究应达到的境界而言，这两个方向的工作至今都还大有余域，尤需要有一清晰有效的逻辑归趣，以证明今人之所以假散殊的史料打捞并拼合这一特殊人群的边缘化生存，进而用不同的媒介还原并发扬其极具争议的个性与仪行，原本不仅是为复原一段历史，更是为了复活一种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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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崛起于先秦乱世，历汉唐而至晚明，虽生存环境不尽相同，社会的期待也有改变，但侠之能对中国人构成巨大的吸引，以至到清末民初，仍有识者称“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负担之”（壮游《国民新灵魂》），就在于其人身上有一种迥异于俗常的人格魅力。后来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也将这种“侠义”与“仁义”、“气节”、“忠孝”等并推为中国人应具备的人格特质。在心理学中，人们把这种特质称作人的“一般倾向”或“根源特质”。故综合上述两个方向的研究，一个意义的接榫点显然存在，那就是作为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侠有自己承当的信念，他们砥砺操节，淬炼气性，最终建起的人格，是既植基于历史，更拔出主流，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构成明显的紧张与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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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中国人的观念，自来以为自中出者仁、忠与信，自外入者礼、乐与刑，由此，它使一种安分守礼、从容中道成为普遍认同的人格范型。但侠似有意自外于这种集体性人格，就其个体成长的内在力量、即所谓动机来考察，常超越一己之小我并许多俗世的成功，于极难处有任无让，当极险处千钧可加；就其最终形成的个性特质而言，其先在的一般化的行为偏向，驱使着他们以自己独有的一贯方式反应环境，那种影响其行为品质的人格特质，常使他们越然于既定的角色规范之上，并某种程度使所作所为具有了非角色化的超道德意涵。这种意涵较之儒家为代表的主流文化更具实践性品格，更有将普遍性的道德伦理转化为不折不扣的生活信仰的带动力。换言之，许多时候，比之许多高头讲章，它能使大众对一定情景中人的行为的性质和量值有确定性的预估和最大限度的信任。我们以为这足以与主流文化构成互补，也是千载以下其仍打动中国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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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首先被打动的是我们自己。所以，在完成《中国游侠史论》后，再花功夫，调动中西方心理学、伦理学及人格理论，结合对不同气质才性与不同地域文化的检视与讨论，我们在梳理侠的发生发展历史的同时，对其人格的构成与特质、表现形式与形成原因等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探讨，对这种人格特质之于传统君子人格的拯救意义尤作了较充分的发扬。我们实无意于取一弃一，更不是否定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而只是说，当一些高深的思想日渐显出它的迂阔不周，甚至催生冠冕堂皇的伪饰与安顺委命的苟且，这样的时候，如何践行就成了比如何讲论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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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二十年前，我们藉由年轻激扬出的意气，尝试着厘清侠的历史面目，揭示其作为重要的人格范型，如何介入中国人的精神构造进而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果说，那时的我们更多着意于尚友古人，从历史发生论角度究明其人格构成的社会基础，那么今天有机会重理旧作，更注重的就是在当下语境中，它之于构建现代意义上中国人的健全人格的价值了。我们深知这样一种本原性的探究终非知识之事，但咀嚼激情过后的余情，还是有一种不忍掩卷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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