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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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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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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过二十四年之后，也就是1953年，陈寅恪在撰写《论再生缘》一书时，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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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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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54年，通过《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撰写，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升华到吾民族精神元质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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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别传》的《缘起》章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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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阕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婪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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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思想题旨，陈寅恪先生已秉笔直书，就是“借传修史”，“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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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1953年与汪籛的谈话，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义谛，表述得更加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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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有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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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往昔的学生汪籛受命前来广州，试图说服老师不拒绝科学院的邀请，能够北上就任历史第二所所长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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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未能让弟子如愿，反而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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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两项假设的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作为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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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毛公或刘公并没有给他写“允许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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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也就没有北上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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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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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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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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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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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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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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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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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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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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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50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在中国现代学人之中，没有第二人能够像陈寅恪这样，把为学的这种精神义谛保持到如此的强度和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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