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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通儒,还要通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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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的所谓通,具体说包括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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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西会通——这是20世纪大师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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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四部兼通——可以钱穆、张舜徽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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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打通文史——陈寅恪、钱锺书向所秉持的学术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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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会通、兼通,才能产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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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儒不仅是学者,而且是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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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通儒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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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附带谈几句现在学术研究的课题制方式。课题制的好处,主要是规模大的课题,非此不足以完成。局限是不容易创生思想。它更多的时候只能产生思想的妥协,而不是思想的创生。课题制固然带动人才,也局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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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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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学术还有学者能诗的传统。中国现代学者中,许多都能诗。有的不是一般的能写诗、会写诗、喜欢写诗,而是擅长写诗。诗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是学之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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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学者兼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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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中如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萧公权、钱锺书等,既是第一流的学人,又是第一流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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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的学问,主要在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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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如果离开了诗,会增加生命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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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是“昔不至今”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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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能诗的问题,还涉及晚清、五四以来白话与文言的语体转换问题。兹事体大。文言为白话所代替,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要成果。中国的文章和文学从此变成了白话文章和白话文学。我们重新检讨这一转变,我觉得文言不可全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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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是古代学术文化典籍的主要载体。文言能体现文本的庄重、话语的凝重,以及简练与含蓄。中国现代学者中,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语体和文体方式,并不废弃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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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严复,翻译亦用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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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追求古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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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民体,但文言未全脱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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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基本上都是文言、半文言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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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的古体诗歌写作,是对语体和文体方式的传承所作补充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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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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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学界胜流为学精神的坚韧性和顽强性,则是时代风雨和学术理性双重铸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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