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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通儒，还要通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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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的所谓通，具体说包括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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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西会通——这是20世纪大师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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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四部兼通——可以钱穆、张舜徽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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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打通文史——陈寅恪、钱锺书向所秉持的学术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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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会通、兼通，才能产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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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儒不仅是学者，而且是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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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通儒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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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附带谈几句现在学术研究的课题制方式。课题制的好处，主要是规模大的课题，非此不足以完成。局限是不容易创生思想。它更多的时候只能产生思想的妥协，而不是思想的创生。课题制固然带动人才，也局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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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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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学术还有学者能诗的传统。中国现代学者中，许多都能诗。有的不是一般的能写诗、会写诗、喜欢写诗，而是擅长写诗。诗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是学之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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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学者兼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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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中如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萧公权、钱锺书等，既是第一流的学人，又是第一流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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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的学问，主要在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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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如果离开了诗，会增加生命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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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是“昔不至今”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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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能诗的问题，还涉及晚清、五四以来白话与文言的语体转换问题。兹事体大。文言为白话所代替，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要成果。中国的文章和文学从此变成了白话文章和白话文学。我们重新检讨这一转变，我觉得文言不可全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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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是古代学术文化典籍的主要载体。文言能体现文本的庄重、话语的凝重，以及简练与含蓄。中国现代学者中，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语体和文体方式，并不废弃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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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严复，翻译亦用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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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追求古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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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民体，但文言未全脱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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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基本上都是文言、半文言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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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的古体诗歌写作，是对语体和文体方式的传承所作补充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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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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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学界胜流为学精神的坚韧性和顽强性，则是时代风雨和学术理性双重铸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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