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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学术还有学者能诗的传统。中国现代学者中，许多都能诗。有的不是一般的能写诗、会写诗、喜欢写诗，而是擅长写诗。诗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是学之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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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学者兼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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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中如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萧公权、钱锺书等，既是第一流的学人，又是第一流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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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的学问，主要在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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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如果离开了诗，会增加生命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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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是“昔不至今”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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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能诗的问题，还涉及晚清、五四以来白话与文言的语体转换问题。兹事体大。文言为白话所代替，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要成果。中国的文章和文学从此变成了白话文章和白话文学。我们重新检讨这一转变，我觉得文言不可全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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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是古代学术文化典籍的主要载体。文言能体现文本的庄重、话语的凝重，以及简练与含蓄。中国现代学者中，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语体和文体方式，并不废弃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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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严复，翻译亦用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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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追求古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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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民体，但文言未全脱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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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基本上都是文言、半文言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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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的古体诗歌写作，是对语体和文体方式的传承所作补充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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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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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学界胜流为学精神的坚韧性和顽强性，则是时代风雨和学术理性双重铸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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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战乱时期，他们也没有停止学问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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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是西南联大所创造的逆境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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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致力于学术，而是受时代潮流的激荡，往往一个时期无意为学，有心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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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熊十力等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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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曾经是声名显赫的革命家，世所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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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和熊十力年轻时也曾热衷政治活动，甚至一度成为地方上的群众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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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年以后，他们渐悟政治之不可为，转而潜心学术，卓然立说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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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使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增加了沉潜学问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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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学术历练和文化担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后来他们又能够渐次做到以学问本身为目的，其学术训练、学问兴趣和执著单纯之精神，又颇类乾嘉诸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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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现代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方面的学术传统。对我们今天而言，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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