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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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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雄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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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的傲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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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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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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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的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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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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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些异事奇节、嘉德懿行，当时后世必有警世励人及启迪心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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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学人，要使自己学有宗基，取径有门，传承有绪，中国现代学者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学术著作以及他们建立的学术传统，不只无法忽略或者绕行，而且将成为今天的学人获得灵感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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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8年2月24日《文汇报》“学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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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信仰与中国文化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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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宽泛一点的定义，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狭一点的定义，应包括知识、宗教、信仰、艺术、哲学等。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也就是1911年帝制瓦解以前的社会文化。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的链条，它是看不见的，它是由文化精神的规则、秩序特别是信仰构成。秩序，用西方的话讲，就是结构。精神是文化的理性结晶。信仰是构成传统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信仰的参与，传统便无法形成。传统所以有力量，在于它的神圣感，由于有信仰的因素渗透其中。缺少信仰的传统，是松散的，脆弱的，不坚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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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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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信仰有自己的特点。孔子有名的话是“祭神如神在”，这句话包含了对信仰对象的一种假设。意思是说，在祭神的时候要在内心保持一种庄严和崇敬。怎样才能保持呢？不妨假设有一个神在那里享受你的祭品。但孔子可能没有想到，这种假设本身，包含着给信仰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因为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不允许假设的。既然孔子如此假设，我们也可以作另外一个假设，即神是不是也可能不在。如果祭祀时神不在，怎么办？孔子没有说。孔子关注的是祭祀者所应抱持的态度，而不是祭祀对象的虚实有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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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有同样的问题。它没有单一的神，带有泛自然的倾向。道教的信仰层面其实也不是很坚牢。佛教是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它走了两条路：一是往人文知识分子层面走，成为禅宗。如果仔细分析禅宗，会发现它显现的信仰因素也不是很坚牢，特别是禅宗的一些“话头”，如问“如何是佛心？”，回答竟是“镇州萝卜重三斤”。这是禅意流转，跟信仰无关。禅宗流于了智辩。但禅的境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调适作用，不可低估。佛教的另一流向是往民间走，形成世俗性的人间佛教。佛教在民间香火很旺盛，但信仰的层面也不无为我所用的情形。有人炒股票，先许下愿，说如果炒赢了，将重塑金身。结果炒输了，牌位都砸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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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眼里，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天”。中国人对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甚至有一种皈依感。但是这种感情不是信仰，而是崇拜。中国人感到天的浩渺，无限苍茫，不可测量，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但对天的态度有两重性，有时候信任，有时候不信任。中国民间有两句话，一是“苍天有眼”，可是委屈老得不到解决，也会抱怨“老天瞎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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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这种信仰的特征，是好还是不好？不能简单作价值判断。好处是它使中国没有宗教战争。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就跟中国文化对信仰的这种态度有关。东汉时佛教传入，没有引起大的文化冲突，几乎是静悄悄地传入的。儒家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对外来的佛学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倒是道教的信徒对佛教有批评。例如南北朝时期写《神灭论》的范缜，就是道教的一个分支天师道的信徒。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天师道是范缜的家世信仰。为什么儒家能够包容道教甚至佛教？因为儒家不是宗教。在民间，中国文化也有很大的包容性。即使穷乡僻壤，也不排外，对陌生的文化现象采取的是理解的态度。中国人文化思想的取向，趋向多元，对不同的文化都能表示一种欣赏。这个原因，由于中国文化本身是多元的。儒家、道家、佛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思想主干，它们彼此相处得很好，甚至是合一的，所谓“理一分殊”、多元一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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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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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中国文化思想是多元的，中国文化的发生也是多元的。可以认为，中国文化也是两河流域的文化。黄河文化是它的一元，长江文化是它的另一元。过去讲中国文化，说中国文化是黄河文化，是黄土地文化，是内陆文化，现在看这样的讲法未免失之偏颇。因为长江文化有黄河文化所不具备的特征。长江自古航运便利，东面有直接的出海口，已经不完全是内陆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海洋文化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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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多元一体，是长时间形成的，不像有些国家那样很晚才形成，所以才容易出现这个要解体那个要解体。中国怎么可能解体？它是命定地连在一起的华夏圣土。举例来说，广东广西跟湖南湖北、跟武汉，是分不开的，湖广一直连在一起。广东广西离开两湖，就没有后座了，有了湖北湖南的大后院，广东的意义才能够凸显。因此可以说，岭南文化是湖湘文化的延伸，湖湘文化是岭南文化的后座。同样，黄河流域的文化有长江文化为伴，才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整体。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缺一便不成其为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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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学历史，大家会知道“汉承秦制”。这是告诉我们，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制度文化的成熟期，秦汉形成了完整的帝制时代的政治制度的架构。所以你要谈秦汉，会发现它是制度文化的典范。可是到了隋唐，隋朝短，主要是到唐朝的时候，当时的文化是多元繁荣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像唐朝那样，跟四面八方的文化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特别是跟中亚各国的文化，往来密切。很多带“胡”字的东西都是在这个时候传到首都长安的，然后又通过长安向中华大地乃至东北亚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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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胡人可以到朝廷做官，长安的大街上，到处是各种奇装异服。如果你看《东城老父传》——一本笔记性质的书，书里就记载有“长安少年有胡心”的话。这有点像现在的青少年喜欢西方的新奇事物一样。正是在唐代，由于跟西域的交流，形成了有名的丝路文化。更不要说唐代诗歌的繁荣，那么多的诗人，那么多的流派，那么大的气魄，真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唐诗毫无疑问是中国诗歌的高峰。到了宋代，你会发现又一个高峰，就是宋代的思想高峰。宋代产生了理学，以朱熹为代表，他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宋代的濂、洛、关、闽四大家，濂是周敦颐，他是湖南人，家前面有一条溪水叫濂溪，所以他的学派被称作濂学；程颢、程颐“二程”，河南洛阳人，被称作洛学；张载是陕西人，他的学派被叫做关学；而朱熹出生在福建的龙溪，所以后人称朱学为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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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的濂、洛、关、闽四大家，把中国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其标志是他们既承继了先秦以来的孔孟儒家思想，又吸收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还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所以宋代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思想大汇流，而朱熹也例外地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国的学问是不追求体系的，这跟西方的学者动辄要建立自己的体系不同。你看西方的思想家，不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黑格尔，他们都有自己的完整的体系。中国的学问，文学思想方面，南北朝时期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的，这和受佛教的义理影响有关，刘勰晚年正式出家做了僧人。刘勰是一个例外，朱熹的理学的哲学体系也是一个例外。朱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可谓集大成，如同孔子是集大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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