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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有很多往昔的辉煌，但中国文化也有天然的弱点。譬如由儒家思想而产生的重农轻商，就是一个显例。在我看来，这也是中国人不善于和外界的商业社会打交道的一个潜在的宿因。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问中国，时值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乾隆皇帝打算接待，但围绕用什么礼仪来见面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论。中方提出要英国特使行三跪九叩之礼，对方不同意，说他们对女王也只是屈一膝而已。为这个问题，双方争论了一个多月。最后究竟是谁妥协，有不同的说法。总之是英国特使最后在承德避暑山庄被乾隆接见，带来的礼物收下了，但一件协议也没有达成。乾隆送一个有八百年历史的玉如意给英使，请他转呈给英国女王。《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里记载，马戛尔尼说，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皇帝所犯的错误再没有比这次更大的了。当时英国人是想建立一种有条约保证的商务关系，而不是要诉诸武力，占领中国领土。但中国商业文化的观念匮乏，不懂得国际贸易的重要，直至自己的大门被列强的船坚炮利打开。西方已经是走向现代的国家，而中国依旧是老大的体制，固有的文化根本无法抵挡。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龙椅，几千年的传统社会走到了尽头，现代社会的进程于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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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教文明为基础的文化，其核心思想是“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用血缘的纽带将人们连接在一起，而西方社会是用契约的关系将社会拧在一起的。因为是血缘的关系，就会产生家国一体的思想，所以“三纲”当中，君臣，这是朝廷的方面，而父子和夫妻都属于家庭伦理的范畴。辛亥革命使得皇帝退位，皇帝没有了，“三纲”还能继续发用吗？还能用“君为臣纲”来规范这个社会吗？同样，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父亲难道可以讲，儿子必须听自己的吗？夫妻之间更不用说，现代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丈夫是妻子的“纲”的时代，无论如何无法继续了。这一变化，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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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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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是在非常规的急迫的情况下在颠簸中走过来的。五四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是现代文化运动的旗帜。当时一大批知识精英一起站出来，大胆批判挑战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很多人都认为，既然要新文化，旧文化就是要不得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傅斯年，都是这样的主张。1917年《新青年》从上海搬到北京，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胡适被蔡先生聘为北大教授，以《新青年》为园地，以北大为基地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他们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礼教的批评，是彻底而毫不留情面的。陈独秀就讲，你如果认为欧化是对的，那么中国这一套就是错的。胡适之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有人批评他，他才解释说，中国的传统太沉闷了，即使是“全盘西化”，经过折中也还是个“中体西用”。所以五四时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一大批社会的精英人物，几乎用同一个声音向传统发起了总攻。其结果，传统在民众当中受拥护的程度大为减弱。可是，传统受到民众的拥护，是传统传承的一个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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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检讨和批评，主要针对的是文化的大传统。按照人类学家的理论，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大传统”指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小传统”主要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包括民间宗教、民间艺术、民间习俗等等。“小传统”跟“大传统”的关系，是“大传统”借助于“小传统”才能形成社会的文化辐射面，而“小传统”因为有了“大传统”的导引，才能使得文化精神得到提升。中国传统社会的“小传统”特别发达，这是因为中国长期有相对完整的民间社会，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诸多的文化空间。儒释道三家思想互动互补的结果，使中国的知识人士总是有路可走，而不必走上绝路。所以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不能简单用“专制”这个词来一语概而括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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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知识精英对传统的批评和检讨，目标主要是“大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和社会的礼教，对“小传统”的伤害并不是很大。五四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有的写觉醒的青年离家出走，悲剧常常会发生在出走者的身上，他们的家庭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十年动乱”时期中国社会的“小传统”遭到了巨大的毁坏，几乎到了无法弥补的程度。所以，从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文化传统出现了大面积的流失。流失到什么程度？流失到在现代中国青年身上几乎看不到多少传统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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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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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呈繁荣的景况，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传统的重建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出成效。直到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跟自己的传统脱离仍然是一个待决的问题。好消息是很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个人认为，文本的经典阅读和礼仪的重建，是两个比较行之有效的途径。中国文化的最高经典主要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经》不传，为“五经”。而“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是“五经”的简读本，它们的义理都是一致的。近年我特别强调“敬”的概念，它是“五经”的基本义理，也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敬”不只是体现对他人的尊敬，主要是一个人的精神意志，是人的人性尊严。礼仪的核心也是一个“敬”字，所以孔子说“无敬不成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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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监察报》2012年2月17日、23日连载，《新华文摘》同年第9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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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信仰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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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危机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可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在当今的中国，却存在着一种非常现实的同时也是最根本的文化危机，这就是传统无法传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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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太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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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国家。但中国文化的特性使自己不容易累积、沉淀、转化为传统。因为传统传承的先期条件，按照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希尔斯教授的观点，历史上成就的精神范型必须引发人们的信仰，然后才能得以传衍。这就是传统所具有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而中国文化似乎不以追求终极信仰为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信仰总是与崇拜相混淆，并且与怀疑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是重视崇拜，不重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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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儒家思想和按照儒家伦理陶铸出来的理想人格精神，可以比较便捷地成为人们行为的范型，从而为儒家思想的传衍准备条件。但儒家的理想人格精神往往被推向两个极端——要么被神化，要么不近人情，后世的人们难以从这样的范型中直接接受传衍的信息。而在历史上担当传承角色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的第一流人物，又大都能够做到集儒释道各家各派的思想于一身，荣辱、升沉、进退各有取义，成为全知全能、自在自足的自我，外界事物不复再有神圣的权威性。这种情况在宋明儒那里达到一个极致。理学固然是儒学的发展，但就其对传衍传统的作用而言，有时不免存有“理障”。而明代的心学，则是“万物皆备于我”了，不必要也不需要再去寻找“心外”的绝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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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里面这种弱化外在权威和轻慢信仰的特性表现在诸多方面。任何宗教都是以神的崇拜为基础。然而孔子说，“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两句话对宗教信仰的消解力不知有多大。文本的权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经典崇拜，是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系统共有的现象。可是亚圣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直言不讳地反对经典崇拜。宗教与文本经典是传统传衍的两个重要链环，却被打了折扣。只有家庭和学校可以承担比较集中的传衍传统的职能。可是中国的学校历来不是独立的学术机构，与其说是传衍传统的渠道，不如说是培养后备官员的场所。希尔斯写道：“大学不允许外来权威对它们妄加干涉，除非这些权威将自己置于大学的传统之中。”（希尔斯著：《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245）中国的学校，即使时至今天，也没有实现这一学术独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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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的家庭，自然是保存和延续传统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单位。血缘纽带不仅使前一代或前几代的行为范型向后代传递成为可能，而且也是抵御瓦解异质传统侵袭的有效堡垒。家族与世系在中国传统社会，始终是凝聚传统的最佳社会网络。但近百年来，能够凝聚传统的家庭和家族事实上解体了。家族与世系的社会网络变得纲颓维殄、百孔千疮，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本该担负的传衍传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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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就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来追寻何以会发生传统难以传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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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经济政策和文化冲突的角度着眼，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生产力低下的民族入主，也常常造成传统的断流。当然不是决然的无丝毫衔接的断，而是断中有续，甚至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还会采取种种措施有意识地接续传统，尽管有时不免有“谬续家谱”之嫌。清王朝在文化问题上的小国心态，注定播下的是畸形的种子，收获的果实不可能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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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发展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道光季年，已是内忧外患，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时，起而救助危机并自觉接续和传衍传统的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兴诸将”，他们以自己的努力真正建立起一套有权威的行为规范，引起全社会的钦敬。虽然可控区域和持续时间都相当有限，但影响甚为深远。这是一次有声有色一时间造成气候的重建中华文化传统的活动，应拭去历史的尘埃，重新给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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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的努力宗旨，也是在面对传统解体和外来思想的冲击下，为化解危机和接续传统来寻找出路。其主要特点是把文化作为一种信仰，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继曾国藩之后的又一次重建传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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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21世纪正向我们阔步走来。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尤其是传统是否会成为现代化的阻力，不应该再成为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却不容易凝结为传统；有传统，却不容易传衍，这是我们遭遇的长期扭结不开的真正的文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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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出席哈佛大学1992年9月召开之“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交之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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