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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呈繁荣的景况，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传统的重建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出成效。直到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跟自己的传统脱离仍然是一个待决的问题。好消息是很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个人认为，文本的经典阅读和礼仪的重建，是两个比较行之有效的途径。中国文化的最高经典主要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经》不传，为“五经”。而“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是“五经”的简读本，它们的义理都是一致的。近年我特别强调“敬”的概念，它是“五经”的基本义理，也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敬”不只是体现对他人的尊敬，主要是一个人的精神意志，是人的人性尊严。礼仪的核心也是一个“敬”字，所以孔子说“无敬不成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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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监察报》2012年2月17日、23日连载，《新华文摘》同年第9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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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信仰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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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危机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可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在当今的中国，却存在着一种非常现实的同时也是最根本的文化危机，这就是传统无法传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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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太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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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国家。但中国文化的特性使自己不容易累积、沉淀、转化为传统。因为传统传承的先期条件，按照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希尔斯教授的观点，历史上成就的精神范型必须引发人们的信仰，然后才能得以传衍。这就是传统所具有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而中国文化似乎不以追求终极信仰为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信仰总是与崇拜相混淆，并且与怀疑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是重视崇拜，不重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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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儒家思想和按照儒家伦理陶铸出来的理想人格精神，可以比较便捷地成为人们行为的范型，从而为儒家思想的传衍准备条件。但儒家的理想人格精神往往被推向两个极端——要么被神化，要么不近人情，后世的人们难以从这样的范型中直接接受传衍的信息。而在历史上担当传承角色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的第一流人物，又大都能够做到集儒释道各家各派的思想于一身，荣辱、升沉、进退各有取义，成为全知全能、自在自足的自我，外界事物不复再有神圣的权威性。这种情况在宋明儒那里达到一个极致。理学固然是儒学的发展，但就其对传衍传统的作用而言，有时不免存有“理障”。而明代的心学，则是“万物皆备于我”了，不必要也不需要再去寻找“心外”的绝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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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里面这种弱化外在权威和轻慢信仰的特性表现在诸多方面。任何宗教都是以神的崇拜为基础。然而孔子说，“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两句话对宗教信仰的消解力不知有多大。文本的权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经典崇拜，是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系统共有的现象。可是亚圣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直言不讳地反对经典崇拜。宗教与文本经典是传统传衍的两个重要链环，却被打了折扣。只有家庭和学校可以承担比较集中的传衍传统的职能。可是中国的学校历来不是独立的学术机构，与其说是传衍传统的渠道，不如说是培养后备官员的场所。希尔斯写道：“大学不允许外来权威对它们妄加干涉，除非这些权威将自己置于大学的传统之中。”（希尔斯著：《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245）中国的学校，即使时至今天，也没有实现这一学术独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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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的家庭，自然是保存和延续传统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单位。血缘纽带不仅使前一代或前几代的行为范型向后代传递成为可能，而且也是抵御瓦解异质传统侵袭的有效堡垒。家族与世系在中国传统社会，始终是凝聚传统的最佳社会网络。但近百年来，能够凝聚传统的家庭和家族事实上解体了。家族与世系的社会网络变得纲颓维殄、百孔千疮，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本该担负的传衍传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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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就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来追寻何以会发生传统难以传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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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经济政策和文化冲突的角度着眼，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生产力低下的民族入主，也常常造成传统的断流。当然不是决然的无丝毫衔接的断，而是断中有续，甚至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还会采取种种措施有意识地接续传统，尽管有时不免有“谬续家谱”之嫌。清王朝在文化问题上的小国心态，注定播下的是畸形的种子，收获的果实不可能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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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发展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道光季年，已是内忧外患，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时，起而救助危机并自觉接续和传衍传统的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兴诸将”，他们以自己的努力真正建立起一套有权威的行为规范，引起全社会的钦敬。虽然可控区域和持续时间都相当有限，但影响甚为深远。这是一次有声有色一时间造成气候的重建中华文化传统的活动，应拭去历史的尘埃，重新给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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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的努力宗旨，也是在面对传统解体和外来思想的冲击下，为化解危机和接续传统来寻找出路。其主要特点是把文化作为一种信仰，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继曾国藩之后的又一次重建传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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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21世纪正向我们阔步走来。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尤其是传统是否会成为现代化的阻力，不应该再成为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却不容易凝结为传统；有传统，却不容易传衍，这是我们遭遇的长期扭结不开的真正的文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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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出席哈佛大学1992年9月召开之“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交之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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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传统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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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想，人类实在是太傲慢了：要征服自然，要排压另类，要改变别人，要篡改历史。当然人类这种精灵是绝顶聪明的，不会承认自己时时在篡改历史。我们只好换一个说法，人类真的知道自己的历史吗？或者说已经成为历史的物事，人们还可以真实无误地复制出来么？不同民族的生活之链是可以结成各自的传统的。但人类首先有忘记自己历史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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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里讲过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个叫华子的人，正值中年，得了一种忘病：“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则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全家人被他烦扰得苦不堪言，四处求医，均不见效。后来鲁国一个儒生给他医好了病。然而，如梦方醒的华子勃然大怒，又打孩子，又骂老婆，又赶儒生，说道：“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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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先生《管锥编》卷论《列子》张湛注，在引据了这则故事之后，连类取比，又征引西籍之相关者比较为说。一是古罗马诗人霍拉斯写的一个患了狂疾的人，此人坐在家里，能凭空生出幻觉，看到男女角色在眼前搬演剧本，不禁击节叹赏。经良医治愈之后，他反而无穷怨怼：“诸君非救我，乃杀我也。”因为好戏不能再如此便宜地看到了。还有意大利近代一位诗人，笔下写的狂症病号，忽然自称登上了国王宝座，颐指气使，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经友人延医疗救，方恢复了神志，知道自己不过是普通公民。但他颇恨恨，一面哭一面埋怨疗救者：“尔曹杀我！昔者迷妄，而吾之大乐存焉，今已矣。”钱锺书先生说：“西洋诗文每写生盲人一旦眸子清朗，始见所娶妇奇丑，或忽睹爱妻与忠仆狎媟等事，懊恼欲绝，反愿长瞽不明，免乱心曲，其病眼之翳障不啻为其乐趣之保障焉。盖与病忘、病狂，讽论同归。”（钱著《管锥编》第二册，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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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忘记不失为人类的一种自我生理保健机制，这也就难怪人类何以有忘记自己历史的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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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读书》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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