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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发展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道光季年，已是内忧外患，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时，起而救助危机并自觉接续和传衍传统的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兴诸将”，他们以自己的努力真正建立起一套有权威的行为规范，引起全社会的钦敬。虽然可控区域和持续时间都相当有限，但影响甚为深远。这是一次有声有色一时间造成气候的重建中华文化传统的活动，应拭去历史的尘埃，重新给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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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的努力宗旨，也是在面对传统解体和外来思想的冲击下，为化解危机和接续传统来寻找出路。其主要特点是把文化作为一种信仰，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继曾国藩之后的又一次重建传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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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21世纪正向我们阔步走来。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尤其是传统是否会成为现代化的阻力，不应该再成为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却不容易凝结为传统；有传统，却不容易传衍，这是我们遭遇的长期扭结不开的真正的文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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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出席哈佛大学1992年9月召开之“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交之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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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传统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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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想，人类实在是太傲慢了：要征服自然，要排压另类，要改变别人，要篡改历史。当然人类这种精灵是绝顶聪明的，不会承认自己时时在篡改历史。我们只好换一个说法，人类真的知道自己的历史吗？或者说已经成为历史的物事，人们还可以真实无误地复制出来么？不同民族的生活之链是可以结成各自的传统的。但人类首先有忘记自己历史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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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里讲过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个叫华子的人，正值中年，得了一种忘病：“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则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全家人被他烦扰得苦不堪言，四处求医，均不见效。后来鲁国一个儒生给他医好了病。然而，如梦方醒的华子勃然大怒，又打孩子，又骂老婆，又赶儒生，说道：“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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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先生《管锥编》卷论《列子》张湛注，在引据了这则故事之后，连类取比，又征引西籍之相关者比较为说。一是古罗马诗人霍拉斯写的一个患了狂疾的人，此人坐在家里，能凭空生出幻觉，看到男女角色在眼前搬演剧本，不禁击节叹赏。经良医治愈之后，他反而无穷怨怼：“诸君非救我，乃杀我也。”因为好戏不能再如此便宜地看到了。还有意大利近代一位诗人，笔下写的狂症病号，忽然自称登上了国王宝座，颐指气使，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经友人延医疗救，方恢复了神志，知道自己不过是普通公民。但他颇恨恨，一面哭一面埋怨疗救者：“尔曹杀我！昔者迷妄，而吾之大乐存焉，今已矣。”钱锺书先生说：“西洋诗文每写生盲人一旦眸子清朗，始见所娶妇奇丑，或忽睹爱妻与忠仆狎媟等事，懊恼欲绝，反愿长瞽不明，免乱心曲，其病眼之翳障不啻为其乐趣之保障焉。盖与病忘、病狂，讽论同归。”（钱著《管锥编》第二册，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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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忘记不失为人类的一种自我生理保健机制，这也就难怪人类何以有忘记自己历史的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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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读书》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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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传统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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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可能误读了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很久以前就误读了，现在还在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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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个别的，甚至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多的研究者，过分夸大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所占的位置，以致有的把儒家思想和整个传统思想文化完全等同起来。这样来看待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社会，我以为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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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回顾、检讨一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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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竞放的时代，儒家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无所谓儒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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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法家地位显赫，因此才有焚书坑儒，更谈不上儒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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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西汉前期倡黄老之术，“王霸道杂之”。至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儒家地位始有所改变。但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引入汉代盛行的谶纬学说，试图用阴阳五行的观点诠解儒家，实际上是自乱儒统，尊之适足以卑之。董仲舒的儒学，是变了味的儒学。汉代经学的地位高，儒家的地位并不如想象的高。所以，太史公的父尊司马谈作《六家要旨》，对儒者有“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之讥，而班固《汉书》之《司马迁传赞》，则以史迁之“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为“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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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东汉，佛教传入，道教始兴，刚刚确立但还不够牢固的儒家地位，遇到了“异教旁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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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那是王弼、何晏大出风头，倡议“以无为本”，玄学盛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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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佛教大盛，道教方炽，儒家退为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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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唐朝，那是个大文化时代，兼容并蓄，无所不包，但思想文化方面居优势的是佛家和道家，即使宗奉儒家的知识人士，也不忘兼采佛道以趋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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