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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西汉前期倡黄老之术，“王霸道杂之”。至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儒家地位始有所改变。但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引入汉代盛行的谶纬学说，试图用阴阳五行的观点诠解儒家，实际上是自乱儒统，尊之适足以卑之。董仲舒的儒学，是变了味的儒学。汉代经学的地位高，儒家的地位并不如想象的高。所以，太史公的父尊司马谈作《六家要旨》，对儒者有“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之讥，而班固《汉书》之《司马迁传赞》，则以史迁之“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为“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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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东汉，佛教传入，道教始兴，刚刚确立但还不够牢固的儒家地位，遇到了“异教旁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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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那是王弼、何晏大出风头，倡议“以无为本”，玄学盛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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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佛教大盛，道教方炽，儒家退为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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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唐朝，那是个大文化时代，兼容并蓄，无所不包，但思想文化方面居优势的是佛家和道家，即使宗奉儒家的知识人士，也不忘兼采佛道以趋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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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出现理学和心学，既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又是儒家思想的转型与重构。准确地说，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大汇流、大融合时期。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朱子的思想，虽宗奉儒家，实亦吸收了佛道“二氏”的养料。王阳明不用说，更有“解散”儒学的倾向。而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社会伦常松弛，李卓吾等反儒的思想家出来说话了。当时一般市民的生活，可以说与儒家正统思想格格不入，所以才有《金瓶梅》那样的作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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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一开始打乱了传统，后来又修补传统。既尊儒，又奴儒、坑儒。号称盛世的康、乾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版图上，是世界一流大国；文化上，则是十足的小国心态。反儒学潮流，在艺术与文学的创作中，得到了变相的发挥。《红楼梦》以此，《儒林外史》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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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是单独哪一家哪一派的天下。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繁盛、昌明、活跃时期，都是各种思想竞争、融会、兼容、并立时期。这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汉、唐文化所以令人神往，主要在于它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博大气象。汉代打开了西域的大门。唐代长安成为世界文明的交会地，西来东往，胡汉杂处，奇装异服，一派繁盛热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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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文化精神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往往把儒、释、道等各家思想消融得无碍无隔。不是某一种单一的思想，而是各种思想的合力，铸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境界和人格精神。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禁锢诚然是事实，但作为知识分子个人，反而保持相当大的思想活性。爱因斯坦提出的科学研究的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就内在自由而言，中国文化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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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与消解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在中国版图之内，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文化是最好的溶解剂。对世界各国文化，中国文化采取的态度是礼之、师之、纳之、化之，如同孔子所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易经》上说：“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又说：“物相杂，故曰文。”这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绝好概括。这种精神属于中国文化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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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由于何种原因导致了对传统的误读。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把思想文化与社会制度混为一谈，是重要原因。制度虽然是文化的派生物，是一定文化成熟与否的标志，但制度是暂时的，文化是永久的。制度，包括任何制度，都有其不完善性；文化的本性则追求完美，不仅属于一个国家，而且属于全人类。过时的制度可以推翻，但不能推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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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有断而相续的特性，永远割不断。陈寅恪先生曾说：“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不愧是通史明变的大判断，惜时人鲜有注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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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破除儒家思想和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同质同构的观点，把一定的思想和一定的制度区分开来，是两个关键。在认知上解决这两个问题，可以走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正读，并进而求得正解，为恢复和重建中国文化所固有的会通三教、兼容百家，无所不包括、无所不师承的博大而恢宏的精神铺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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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系根据1991年6月3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究会所作演讲缩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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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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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华人文化圈特别是中国内地，正面临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全面流失。据上海的报纸报道，京、沪等大城市很有一些青年人不愿过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而热衷过圣诞节。当然青年人好奇，选择节日有自己的追求，无须大惊小怪。问题是，如果往深一层探究我们会发现，青年人所以有此选择，也是由于圣诞节的内容丰富，带有神秘色彩。相比之下，我们的春节在有些地方可以说只落到一个“吃”字上，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那些祈福禳灾的传统礼俗已很少保留。包裹着迷信的传统，连同迷信一起被我们抛掉了。不是现在的青年人抛掉的，抛掉者是过去的青年人即现在的老年人。那么，我们还有理由责怪今天的青年人不要传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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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本来是斩不断的。既然叫做传统，就有断而相续的特性。何况我们又是极沉溺传统的国度。但这是指传统断续的一般规律而言，中国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同。我们所强调并竭力希望传承的，常常指的是思想传统，而且是五四以来的新的思想传统，对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反倒不那么重视。不仅不重视，反而认为只有与传统彻底决裂，才能使民族获得新生。因此在历史上，我们曾有过只强调新传统而对旧传统彻底破而坏之的时期。但离开了旧传统，新传统无以树立。革命的传统虽然可歌可泣，脱离开革命的环境，在未经过革命洗礼的一代人身上并不容易扎根，即使硬性宣传，也难免发生传播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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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的代沟，也是一例。何况我们还有过新传统和旧传统一股脑加以否定的对文化实行彻底革命的史无前例时期。这在华人以外的文化圈是没有的。再悠久的传统，也经不起如此自觉的折腾。结果，文化的血脉阻塞了，文化的土壤贫瘠了，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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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当今海内外的中国人，身上还留存多少自己民族传统的痕迹？到处都是中国人在骂中国人——骂自己的同胞，骂自己的历史，骂自己的文化。谁说中国人传统？在否定自己民族历史文化这点上，现代着呢。可惜，如同否定别人不能真正充实自己一样，骂倒传统不等于我们已经走进了现代化。相反，与传统决绝只能使现代化失去立足的根基。传统并不是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只扮演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惰性力的角色。环顾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无不是以融解和承继自己的民族传统为条件，而不像我们似的，主要的事情还未做，就大叫大嚷扫荡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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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调谐和融解传统与现代方面获得成功，人所共见，暂且不去说它；就是历史短暂的美国也开始连缀起自己的传统，并逐渐形成一种恒定的凝聚力，甚至高扬起说来有些过分的民族情绪。传统既是一种惰性力，又是一种凝聚力。从未见企图彻底抛弃传统的民族而能够有凝聚力。文化传统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生长之根。对担负文化传统承传使命的知识人士来说，唯有站在民族的和文化的立场，才能焕发自己的人格精神，才不致在剧烈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失重，才有可能获得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平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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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个伤痕累累的民族，文化传统因屡遭摧折已经流失得差不多了。现在的任务是自觉地承传和重建。担负承传使命的我知识界同道，再不敢对自己的文化母体自轻自贱了。陈寅恪等老一辈学者深情地呼吁，一方面要输入新思想，一方面不要忘记本民族的地位，这两者缺一不可。况且传统不单纯是一种思想形态，首先是一种文化形态，化为千百万人生活习俗的思想方能转化为传统。思想经过沉淀才能成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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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以及王国维等老一辈学者他们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深知文化的慧命薪火承传不易，所以常怀孤臣孽子之心。今天，承继与重建文化传统更加困难，迫切需要有新的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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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92年8月，载香港《明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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