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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今天谈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有一个百年来始终存在而且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需要重新加以诠释。因为它曾经备遭摧残——大传统“花果飘零”，小传统一度“扫地以尽”。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问题，不能说已经获致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民间、文化界、学术界做了不少诠释传统、承继传统的努力，但大多数情况下也还只是恢复记忆而已，自觉地重建文化传统，尚未达成全社会的自觉共识。而且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例如现在遍地开花、如火如荼地以“与国际接轨”相号召的开发与城建，对已是遍体鳞伤的文化遗存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北京晚上灯亮起来看着不错，白天你看看，已经没有多少三代帝都、文化名城的风貌了。原来的地安门东西大街、铁狮子胡同、十条，很有北京的文化味道，现在的平安大街，成了不伦不类的假古董。两广路倒是吸取了教训，不再建假古董了，但快速路两边的即使现代的高楼大厦，仍不会留驻商机。国外的一些名城，那里最有味道的地方往往不是高楼大厦、五星级酒店，而是一些很窄的老街和小巷子里的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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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流传一个坏消息，说要拓宽新华街至虎坊桥的街道，中间就是闻名中外的琉璃厂。拓宽了，东西琉璃厂“分离”，固有的文化味就失去了。尤其听说要盖一个现代的大楼，把邃雅斋等中国书店都搬进去，那就全变味了。跟这个问题相关的是文物遗存的保护问题，三峡工程还没有完成，现在又有规模巨大的“南水北调”，能不能换个地方，至少不从文物最密集的地区开水道？去年法国《费家罗》杂志刊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的文章，提出“是什么使中国和自身脱离”。今年又有外国友人担心：北京可看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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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艰难的解构与重建的过程之中。这其中的问题多到不知凡几，但最成问题最为人所忽略也是最重要的，是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秩序和文明程度的礼仪问题。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但百年来西潮冲击、传统解体，我们已经没有了既承继传统又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诸种礼仪，包括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跟人谈话，基本上都处于失序状态。不妨看看中小学生的所谓“校服”，全是些窝窝囊囊的运动装。校服有礼服的特点，衣料、款式应很讲究，节日，开学、毕业典礼以及国家重大庆典穿校服，平时穿家里的衣服，随意、多样，显得年轻有朝气。着装和人的体面、尊严是连在一起的，不可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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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举个例子，你看各种场合开会的会议桌的设计，无论大小，大都是中间有个空档。其实一张平面的桌子，要是中间没有空档，围坐的人彼此之间会感到更亲近，减少疏离感。我注意到，伊拉克战争期间普京会见德法两国总统，那张会议桌就跟一般家里的餐桌一样大，他们谈得很亲切。还有取名问题，由于“文革”的影响，很多人的名字都带有“文革”的痕迹，例如什么“文革”、“学青”之类。我认为应该允许反文化时代起的那些连自己都不喜欢的名字改名。还有重名之多，全世界绝无仅有。地名、街道名，也有同样的问题。名字是文化符号，古人的名字有名、字、号的分别，为了表示尊敬，往往讳名而称字。今天虽不一定这样讲究，取个好名字，还是必要的。至于称谓，如今的问题就更大了。过去一律称“同志”，现在“师傅”、“老师”泛滥。“先生”、“小姐”的称呼流行起来原是好事，但“先生”的称呼其实也大有讲究，现在用得不当的比比皆是。称呼的混乱反映一个国家伦理秩序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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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种种，我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各项礼仪，并编撰国家的礼仪大典。中国传统社会，每一个新朝开始都要“制礼作乐”，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有条件把“制礼作乐”提到日程上来了。这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参与，需要一条一条地制定出来，有繁的，有简的，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场合。当然应该保持一定的弹性，礼仪不是法律。也不是全面恢复传统礼仪，而是制定不丢掉传统的现代社会的文明礼仪。编撰国家礼仪大典这件事，是个大的文化建设工程，需要耗费时日，但价值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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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里的一个空档，是较少有严格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信仰精神。宋儒提倡“主敬”，就是看到了这一层，希望给以补充。礼仪可以增加人伦关系的庄重性，可以重建人的尊严和社会伦理的庄严，应该是我们今天文化传统重建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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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4年4月28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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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衣冠服饰和家庭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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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都会聚交错于家庭和家族。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靠血缘的纽带而不是用契约，把家庭与社会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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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生成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特质。包括重视家庭伦理，重视“孝”的观念。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叫《孝经》，属于“十三经”之一。而且国家的政治伦理，也是从家庭伦理推衍开来的。所以《孝经》上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而孝的内核，缘于爱敬。所以刘劭的《人物志》说：“盖人道之极，莫过爱敬。是故《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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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天子章》援引孔子的话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对自己的亲人有爱，就不至于行恶于他人；能够敬自己的亲长，对他人也不会过于傲慢无礼。这样的人为官，就有益于民生社会。所以传统社会有“忠臣出孝子”的说法。曾国藩的一副名联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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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传统被时代精英检讨、反思、添加、融合的几率较多，因此相对变易得比小传统快一些。小传统则表现为地区与族群的风俗和习惯，是长期形成的，往往由一种集体无意识来维系，因此变易就相对缓慢。五四反传统，主要打击的是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传统礼教，对家庭伦理虽有抨击，并未造成根本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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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传统的大破坏，是五四过了五十年之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以“革”文化“命”为目标的彻底摧毁传统的非理性运动。理性地反传统，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非理性地反传统，是情感的发泄，直接遭殃的是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更主要是把家庭伦理彻底破坏掉了。鼓励子女揭发父母、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揭发老师、同事揭发同事、朋友揭发朋友、街坊揭发邻里。“全民大揭发”的结果，不仅破坏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也破坏殆尽。我国社会长期传延下来的“爱敬”的美德，渐渐被遗忘以致无以为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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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民大揭发”颉颃而行的，是“全民乱穿衣”。女人穿男人的衣服、中学生穿农民的衣服、知识分子穿工人的衣服、工人穿军人的衣服……服饰错位，就是文化错位。“易服色”是一个社会文化礼仪变迁的大事。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全民大“易服色”，对民族文化性格的慢性损伤，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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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清兵打进北京，第二年南下打下南京。南下一路遇到强烈抵抗。于是发布“剃发令”，要求所有的汉人，在接到命令十天之内，必须剃发留辫。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顾炎武说，明朝的灭亡是“亡文化”。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华夏民族就没有属于自己的衣冠了。唐宋装很好看，日本借鉴去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民族服饰哪里去了？清朝的那种辫子文化，能够看作是中华民族衣冠服饰的正宗表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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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全民乱穿衣”，不仅是文化传统流失的表现，也是民族文化性格发生变易的表现。五十年前翻译家曹靖华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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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12年3月19日《渤海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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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礼貌的意义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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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一个人要有礼貌。但礼貌的意义有多大呢？这要看礼貌关涉的对象和所影响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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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个人，没有第三、第四或更多的人在场，礼貌与否，是否有欠缺，直接影响仅在彼此之间。但间接影响却不限于直接的对象，因为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家庭以及社会的网络。因此个人之间的不礼貌，好像得罪的是一个人，难免得罪的是一批人。至于群体的场合，众目睽睽，大庭广众，失礼的行为，代价就难以言传地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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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和对错无关。不能因为自己是对的，就可以没有礼貌。相反，虽然是不对的，由于讲究礼貌，却可以使过失的损失面有所减少。所谓“得罪”了人，往往是由于礼貌不周或者失礼。某一场合，多人在座，迟来的一位，一面致歉，一面将带来的小礼品分送给各位。大家都拿到了，只有一位阙如。分送者如不作出恳切的解释，施以补救，就是明显的失礼。所谓宁可漏一村，不可漏一人，一人向隅，举座寡欢，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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