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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学的概念则产生于晚清，是与西学相比较而存在的。至少，在1902年黄遵宪和梁启超的通信中，两位维新健将讨论了是否应该创办《国学报》的问题。梁启超在写于1902至1904年的《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中，再次谈到国学，说有人很悲观，看到念新学的青少年“吐弃国学”，不免担心“国学”会被消灭。他说不必担心，“外学”输入得好，也会使“国学别添活气”。而距此五六年前，即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学校课程设置应本着“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梁启超后来转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外学、新学、西学，是同等概念；国学、旧学、中学，是同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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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国学是当西学东渐之后，与西学相比较，才有了国学这个概念。今天讲国学，首先要把现代“国学”的含义和古代的“国学”名称区分开来。事实上，自晚清国学的概念提出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并没有对概念本身作学理分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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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胡适之为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写发刊词，才提出了什么是国学的问题。他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早年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那么什么是“国故”呢？国故就是所有的中国历史文化，包括礼仪、制度、人物、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工艺、服饰等等。如果对所有这些内容作研究都叫做“国学”，那么“国学”的概念便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定义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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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个定义，并没有被学术界采用，后来大家一致认可的说法，是国学为中国固有学术，包括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的理学、明代心学和清代的考据学等等。关乎整个学术史，非常专门的学问，与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无法构成国民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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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马一浮先生在浙江大学讲国学，第一次提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六经”。它们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形态，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之所从出。“六经”的义理历来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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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经学是本源，小学是入径。在我看来，经学和小学应该是国学的主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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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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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如何与国民教育挂钩？如果把经学和小学理解为国学的主要内容，问题就解决了。前面我讲到了现代教育的价值缺失和价值混乱，实际上就是缺少了“传道”的内容。唐代的大儒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把“道”的传授放在第一位。“道”者为何？“道”在哪里？就中国文化来说，我可以要而言之——“道”在“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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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的文辞虽比较难读，但我们有传承两千多年的“六经”的最简易的文本，就是《论语》和《孟子》。孔孟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义理，由于化作了日用常行的语言和故事，读起来非常亲切，非常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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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以及《语》、《孟》的哪些价值理念，对我们今天尤其显得重要呢？譬如说“敬”，这里不是指“尊敬他人”的“敬”，而是人的一种自性的庄严，属于信仰的层面。亦即一个人精神世界里的始终不渝、不可动摇的信仰。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这个“志”，就是“敬”，属于自我心性的内在庄严，当然不可以随便更改，不可屈从，不可变易，也就是不可“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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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的内核其实是“敬”。所以孔子论“孝”，认为常人以“能养”为孝，但犬马也“能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孝”的内在本质是“敬”。孔子是重实践的思想家，对超自然的力量不愿做过多的评论，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对祭祀活动他是重视的。他的名言是“祭神如神在”。意即在祭祀的时候，要相信神是存在的。至于不祭祀的时候神是否存在，他没有涉及。换言之，祭祀的时候只有相信神是存在的，才能保持“敬”的态度。这说明他对信仰的对象并不格外关注，而是格外重视信仰的态度。这反映出中国文化背景下国人的信仰特点，也是我所说的“敬”这个价值理念，已经进入了信仰之维。至于各种礼仪，更离不开“敬”了。孔子说：“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礼仪的内核也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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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恕”，即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陈寅恪强调的“了解之同情”。这个价值理念，蕴含着极大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孟子讲的“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恻隐之心”就是“恕”，就是“不忍”。这是我们今天非常缺失的一种品德。孟子“四端说”的“羞恶之心”，是指人的耻感，亦即《中庸》所说的“知耻”。“知耻”的重要，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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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记载，子贡问怎样的品性才能称作“士”，孔子的回答是：“行己有耻。”明清时期的大学者顾炎武，更把“知耻”提升到“国耻”的高度，他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并且和廉洁结合起来，认为一个人如果无耻，会无所不为，而不廉，则将无所不取。廉耻是人和社会的文明尺度，这在今天就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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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恕”、“耻”这些价值理念都出自“六经”或者《论语》和《孟子》。当然不止这些，譬如还有忠信、仁爱、中和等价值理念，也都非常重要而有现实意义，这些价值理念也都出自“六经”、《语》、《孟》等最高经典。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内容就以“六经”和《语》、《孟》的选读为主。小学、初中主要是《语》和《孟》，编好教材，选读选学。这样，就可以在以知识教育为主的教育体系里面，补充上价值教育。国学课完全可以承担这方面的内容。本来最初我主张在小学设立国学课，后来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他是国际上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长期执教学府，认为中学、大学也许更重要。我信服他的话，就改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一二年级，都有必要开设国学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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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大学还须辅之以文言文的写作练习。日积月累，循序渐进，长期熏陶，使“六经”的基本价值理念深入到子孙后代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识别符号。这些和现代知识的吸收，与西方的价值理念的学习比较，并不冲突。人类共同的东西总是大于差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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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12年7月9日《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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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书法与文化传承——刘梦溪谈书法和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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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所有东西几乎都可以在书法中看到，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气韵、结构，大都在书法中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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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最个人化的艺术，它的书写是一个人完成的，个人的风格特别突出。书法与人的境界品行，书品和人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章可以瞒人，字不能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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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所遵循的是自由秩序原理。凡书写，都是一种秩序。章草也是一种秩序，可以说是秩序的变体。但书法是秩序，也是自由。在秩序中我们看到一种生命的自由。我主张不仅“临文以敬”，也要“临书以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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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美术观察》主编李一，栏目主持孟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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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我们想请刘老师谈谈书法问题，您研究传统文化，一定会注意到书法在传统文化中所处的地位。还有对当下的书法教育，您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具体建议？希望给我们谈一谈。我们刊物的栏目主持孟繁玮，她准备了一些问题，一起向您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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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我对书法没作过专门研究，只是喜欢而已。你们希望我谈的，我想主要还是书法与文化传承问题。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有丰富的文化典范，但不能不承认，从晚清到五四，包括50年代以后，我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评估，存在一些问题。似乎要走现代化，只有吸收欧美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是要不得的。其实一个民族的固有文明跟现代化没有必然的冲突，恰好现代性需要和本土资源结合起来。这个问题从学理上讲，今天已经没有太大的障碍了。但百年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传统的流失和文化断层，却是不争的事实。书法是一个显例。大众书写工具改变了，铅笔、钢笔、圆珠笔等代替了毛笔，是书法在现代条件下不能很好发展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但中小学长时间取消书法课，则是教育管理部门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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