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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样是中华文化价值理念中的了不起的概念。宋代的张载张横渠，宋四家里面关学的代表，我们都知道他的有名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学术界习惯叫“横渠四句教”。他还有另外的“四句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是张载的“哲学四句教”，表达的是对整个宇宙世界的看法。我的理解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不过是对待、流行、反正、和解而已。对待与流行的结果，不是吃掉、消灭，而是反正、和解、共生。鲁迅的一首诗说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最能得张载义理的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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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的哲学启示我们，世界各种文明之间，虽然存在差异，却不必然发展为冲突。世界历史的大趋势，总的是走向文明的融合，而不是走向文明的冲突。我相信，人类的“同”，远大于“异”，正如《易经》上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这个问题上，陈寅恪先生立说最为透辟。他用孔子的“有教无类”来阐释这个问题，认为“文化高于种族”。不分民族，不分种姓，可以在人类文明的精神层面上合流共享。有此一面，人类才能共生于同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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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精神，主张仇对的双方在互相校正中实现化解，达到“和解”，走向“太和”。是“和而解”，而非“仇而亡”，这是人类本性所应该趋向的目标。在国际交往中，我们不必设想哪个国家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强权、暴力干涉、漠视主权，我们是反对的。但反对有各种方式，中间地带无比广阔，不必逼向非此即彼的对立两极。重视对话，避免对抗，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国际博弈的上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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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了活力。但社会的泛商业化、泛市场化，会冲击文化的基本价值，使社会变成失范失德失敬的价值紊乱的社会。一个“文明体国家”的基本文化价值理念，是不会成为过去的。按照康德的说法，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我们中国文化中的敬、恕、和等价值理念，都是具有永恒性、具有绝对价值的理念。也可以说，这些价值理念具有普世价值，可以成为和西方的价值理念对话互阐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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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读一点经。建议在中小学设立国学课，主要以“六经”的内容为主，从《论语》、《孟子》入手，化繁为简，循序渐进。期以百年、几百年之后，使中华文化的源头经典“六经”，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晚清的大学者沈曾植说过，年轻人没读过《论语》，不大好对话。不懂《论语》，就不懂敬、恕、和，也不懂仁、孝、忠、信。当然还有“耻”，孔子讲“行己有耻”，《中庸》讲“知耻”，孟子讲“羞恶之心”。顾炎武说，一个人如果不知“耻”，将无所不为。这些价值理念，在今天仍然重要而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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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五四以来，要不要读经有很大争论。50年代以后，我们的教育，不仅不读经，而且反经。“文革”就更不用说了。在我看来，国民教育取消读经是很大的失误。如果抛弃中华文化的这些精彩的价值理念，中国人将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精神归宿和文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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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11年10月31日《光明日报》，2012年5月1日《中国文化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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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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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陈寅恪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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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常有一事似不可解，就是无论他的研究对象是“殊族之文，塞外之史”，还是隋唐政治制度文化渊源的考证，抑或是对钱柳因缘诗的释证，即不管研讨之具体领域如何陌生偏僻，都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吸引你不知不觉地进入他的文本之中，而与之共振共鸣，不敢稍有懈怠。所以如是，原因很多，比如考证的详博、文笔的婉妙，并因而产生知识的魅力等等；但最主要的我以为还在于他“古典”和“今典”并用的治学特点，释证“古典”往往绾合着“今情”，著作中流溢着生命具现的现实感受和活泼泼的现代精神。这对于一个史学家而言，特别是被称作“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史学家，至为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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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陈著的现代精神或曰现代性是通过何种方式得以表达，我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史学观念和学术精神之中。《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先生晚年最重要的著述，是为一代奇女子“洗烦冤”的著作。我曾说这是一部“借传修史”的典范，其意义远不是写一部通史所可比并。正是这部著作，作者的现代史学观念得到充分的展现。姑举一例，传主河东君与钱牧斋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在茸城结缡，当时河东君24岁，钱牧斋60岁。越三年（1644年），清兵攻入北京，有“甲申之变”，南明弘光政权旋即成立，钱被起用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钱柳很风光地从常熟老家赶到南京任所。但次年就是“乙酉之变”，强悍的清兵在多铎率领下打到了南京城下。这时，深明大义的柳如是提出与钱牧斋一起死节，钱牧斋怯懦不肯施行。于是河东君只身投水，又被钱牧斋持住不得脱身。这是钱柳故事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野史稗乘记载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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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钱牧斋还是和王觉斯（即王铎，清代大书法家）等三十一位南明官员共同献城投降。按清廷的规定，文武降官连同他们的夫人一律要到北京去候旨发落。钱牧斋乖乖地去了（“随例北迁”），河东君却不肯同行，一个人留守南京，不久又回到常熟。陈寅恪先生在考订了这些史实之后，发为感慨地说：“即此一端，足以愧杀诸命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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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钱牧斋滞留燕都期间，河东君曾有与一郑姓或陈姓男子有私情之事，已闹得沸沸扬扬，致使钱牧斋的公子孙爱告到官府，杖杀相关之男性方算了事。第二年钱氏告病归南，不仅不责怪河东君，反而写诗为之辩护：“人以苍蝇污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髴班。”又据一些野史笔记所载，钱牧斋还为此事把自己的儿子大骂了一顿，说：“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也？”此语一出，据说“闻者莫不掩口而笑”。而在此前，江南早有“老王八”、“小王八”之谣，“老王八”即指钱牧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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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例如《荷牐丛谈》的作者林时对就认为钱氏所说是“平而恕”之论。那么，陈寅恪先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请看下面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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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斋骂孙爱之原书，今不可见。依活埋庵道人所引，则深合希腊之逻辑。蒙叟精于内典，必通佛教因明之学，但于此不立圣人量，尤堪钦服。依明州野史玺翁所述，则一扫南宋以来贞节仅限于妇女一方面之谬说。自刘宋山阴公主后，无此合情合理之论。林氏乃极诋牧斋之人，然独许蒙叟此言为平恕，亦可见钱氏之论，实犁然有当于人心也。（《柳如是别传》第五章，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88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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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牧斋在男女情事上的雅量，自有常人未可望其项背处，置诸今天，也不单是“思想解放”一语所能概括。活埋庵道人是徐树丕的号，其所作《识小录》记钱与其子书云：“柳非郑不活，杀郑是杀柳也。父非柳不活，杀柳是杀父也。”寅老所谓“活埋庵道人所引”，即指此语而言，实为爱情至上的一种表示。《荷牐丛谈》作者林时对号玺庵，故玺翁指林氏。陈寅恪先生认为林氏的见解不循孔门圣说，颇切合事体情理，值得给予肯定，并征引西典故实加以佐证。还指出其说对破除南宋以来用道学束缚女性的不合理戒律所起的作用，“犁然有当于人心”。这个例证，映现出陈寅恪先生的不拘成说的史学观念，实具有极强烈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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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陈寅恪先生的整个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都属于现代的范畴。他从13岁留学日本，前后有十多年的时间四海游学，西学修养和西学训练自不待言。只不过他的西学根底已全部融入己身的学养之中，是水中之盐，而不是眼中之沙，因而文本著述中常常不留一丝痕迹，使得不明底里者只看到陈学之“旧”，而忽略了“旧”中之“新”。要之陈寅恪先生自是现代学者，应无异议。何况《柳如是别传》，陈著中蕴含现代文化生命律动的例证触处皆是，限于篇幅，兹不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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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1998年2月25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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