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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久汗痕斑，染泪似湘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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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昔走滇南，黄虬助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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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方遭国难，神瘁形愈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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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持偶登临，聊复豁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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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挲劲节间，烦忧为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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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何目失明，更视若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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擿埴便冥行，幸免一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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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废十年身，崎岖万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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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物皆弃捐，唯此尚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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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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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比杖乡人，乡关愁浩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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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三女儿，谁得扶吾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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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倚一枝藤，茫茫任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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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诗集》，三联版，页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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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云咏十五年前在云南蒙自得到的一条黄藤手杖，但看作咏寅恪先生自己的气节精神正无不可。诗中“岁久汗痕斑，染泪似湘篠”、“摩挲劲节间，烦忧为一扫”、“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等句，不正是寅恪一生遭际和人格精神的绝好写照吗？当然“幸免一边倒”一语，实有现实所指，即寅恪先生对50年代初期我国奉行的向前苏联“一边倒”的国策，殊不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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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寅恪先生的为学境界和人格精神，都表现为哪些具体特征？什么是他的文心诗骨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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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寅恪先生是最具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的学者。有的论者从心理学和病理学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寅恪先生长期双目失明，后来又跌断腿骨，必不可免地会影响到精神世界，因而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自属可以理解。也许这样分析不无一定道理，但毕竟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寅恪先生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深层了解，特别是对晚清以来百年中国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深刻了解，是一种文化情结，实带有理性认知的自觉性，而非一时一事所引发的情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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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元白诗笺证稿》论元稹“艳诗及悼亡诗”章，即对与此有关的社会与人生问题有极深刻的阐述，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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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三联版，页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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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论述，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是为了评价元稹其人其诗而概括出来的一种社会与文化变迁影响下的人格变易的理论，但未尝不是身处“新旧蜕嬗之间际”和“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的寅恪先生，从己身经历中所得出的一种认知。《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提出的“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的论述，对寅恪先生自己也完全适用。不止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也是“表现此文化之程量”至“宏”的“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其感受苦痛乃出之必然。而寅老所作之《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更作为一种普遍的规则郑重提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版，页248）这与《元白诗笺证稿》中所谓“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意思是一样的。看来寅恪先生自己，已把他何以最具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解释得清清楚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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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寅恪先生视学术文化为自己的生命，治学的目的就在治学的过程之中。从不“藉时会”，不“假手功名”，不受世局及外缘因素的熏习影响。1942年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撰写序文，称杨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版，页260—261）。1943年序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也说：“先生与稼轩生同乡土，遭际国难，间关南渡，尤复似之。然稼轩本功名之士，仕宦颇显达矣，仍郁郁不得志，遂有斜阳烟柳之句。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其乡土踪迹，虽不异前贤，独佣书养亲，自甘寂寞，乃迥不相同。故身历目睹，有所不乐者，辄以达观遣之。然则今日即有稼轩所感之事，岂必遽兴稼轩当日之叹哉？寅恪承先生之命，为是篇弁言，惧其羁泊西南，胸次或如稼轩之郁郁，因并论古今世变及功名学术之同异，以慰释之。”（同前，页278）然则，此两序是慰释杨树达、邓广铭两先生，也是先生自慰自释之语。可见陈寅恪先生为学之境界何等纯正高尚。两序均强调为学之道，须甘于寂寞，而对以学术为旗帜的“假手功名之士”，则痛绝而深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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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把魏晋之人物按对自然与名教的态度区分为几种不同情况：嵇康、阮籍是自然而非名教；何晏之流是名教而非自然；山涛、王戎则老庄与周孔并尚，自然与名教两是。此第三种人物最易名利双收，寅恪先生称其为“最无耻之巧宦”，本质上与“藉时会”、“假手功名”的所谓学者正复相同。“巧宦”和“曲学”是寅恪先生最不能容忍的为学的品质。职是之故，他对身为学人而媚世求荣者，从来持鄙视的态度，戏称其所作为是“女学”，即躬行“妾妇之道”。更以诗嘲讽云：“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外宗。”另诗中还有“低垂粉颈言难尽，右袒香肩梦未成”句，这和1952年所作的《男旦》诗“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以及《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第一首“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满堂观众笑且怜，黄花一枝带秋雨”（均见《诗集》，不一一注出）等，盖均为此辈画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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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寅恪先生峻洁的操守和寂寞勤苦的学术风范，与江西义宁陈氏的家学渊源有直接关系。曾国藩称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为“海内奇士”，一生立身行事，铁骨铮铮，大义凛然。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号散原，与当时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并称“清末四公子”，文名治才倾绝一时。戊戌变法前夕的湖南新政，实系由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共同擘画而成。186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当时三十岁的陈宝箴正在酒肆中，遥见火光，槌案痛哭，举座为之震惊。1937年卢沟桥事变，散原老人“忧愤不食而死”。晚年的寅恪先生在忆及家世经历时，曾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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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幼时读《中庸》至“衣锦尚，恶其文之著也”一节，即铭刻于胸臆。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但不敢冒昧谒见。偶以机缘，得接其丰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但终有限度。今日追思，殊可惜矣。至寒家在清季数十年间，与朝野各方多所关涉，亦别有其故。先祖仅中乙科，以家贫养亲，不得已而就末职。其仕清朝，不甚通显，中更挫跌，罢废八稔。年过六十，始得巡抚湖南小省。在位不逾三载，竟获严谴。先君虽中甲科，不数月即告终养。戊戌政变，一并革职。后虽复官，迄清之末，未尝一出。然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陈寅恪《寒柳堂集》，三联版，页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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